左一刀 右一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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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规律。
水泊梁山108条好汉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杨志一怒杀了泼皮、石秀抓烂别人的豆腐、时迁见色心动、鲁智深想的就是吃肉……李自成这么彻底的革命也充斥着私欲！刘宗敏与郝摇旗争抢陈圆圆，牛金星与李信文人相轻，李过与宋献策反目成仇，就连李自成最初的革命动机，也不过是一个陕北娃子肚子饿了要打家劫舍而已。
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动机永远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你不能要求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不能要求朱德在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时脑海里就浮现出1949年10月1日的盛大景象，甚至不能要求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时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到革命动机都纯正了才能革命，只能被人革了命。
因此，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正是徐明、张海们还不够赤裸裸，还不够公开地说出利益的症结——才导致所谓“中超”从一开始就成为先天机制错误、被迫后天“造反”弥补的一桩烂摊子。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英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正是由于曼联、阿森纳一干豪门要赤裸地争取利益，正是阿布拉莫维奇、默多克拎着钞票要攫取足球之外的一些至关利益。
“动机不纯”？好一个以革命的口吻反革命的标语。私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私欲都是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四）最后的共识——
（我们争吵得太久太多，但我们总应该拥有最后一个共识，都活不下去了，不改行吗？）
“人类向善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可能；人类向恶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必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民主不是炫耀的招贴画，它必须是制约人性恶的基本制度，而且我们能争取达到它。虽然楼世芳先生严厉地嘲讽了中国足球这场民主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要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们想拿革命招摇，而是中国足球如果不来一场变革真的将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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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4）
因此我有一个本文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把这场风波当成“革命”，不管是否有卫道士声色俱厉地斥责这是“反革命”，我问：“在中国足球这具躯体前，我们之间有没有共识？”
有没有共识？有！这就是对现状不满，认为中国足球不改不行了，中国足球必须换个活法才行了！如果拥有这个共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干”而不是“干还是不干”？否则会很无聊甚至无耻。
嘲讽和批评这场革命的人出于“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来弹劾徐明、张海们，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群人既不配革命也拿不出完美的革命办法，因此就不会有成功的明天。对于这些怀疑论调者，我的回答是：
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真理式的、圣经式的文件等待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我们都承认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路线拯救中国足球时，只能选择“最不差”的方法和路线，也就是选择我们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最接近成功的法案。现在，参照成功的欧洲足球先进国家的模本构思的“职业联盟”是“最不差”的。
二、如果你认为你有更加“最不差”的法案，请你拿出来。但有言在先，像楼世芳先生那种认为“最好的革命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或董路先生那种“只有圣人才能救足球”甚至程建国先生那种鸡贼文人式的虚无哀叹请勿当成法案端上来。
三、既然上述三先生（以及背后代表的人群）都以进步者自居，当这场革命到来，请勿叶公好龙，任何要求革命以及革命者完美无瑕的作法并不现实，因为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发生的这场革命，而且，骑在革命的墙头上向革命扔砖头——不觉得有点卑鄙吗？
在中国足球最危急的关头，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只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足球必须改变！革命，才能活命。
（）
李承鹏
2004年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大宝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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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元年的一张白条
大约从10年前或者更早，朱广沪就不吃肉了，在他的寝室里除了堆积如山的足球录像带，就是一盒又一盒的饼干。这个素食主义者从一盒饼干到另一盒饼干，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
大约从10个月前或者更早，深圳队就不发工资了，在未曾夺冠的这段路程里，他们除了时时感受到高层抽疯式的震荡，就是隔三差五领取些“空头支票”。这群捏着白条打工的民工们，从一座高楼到另一座高楼，从一次比赛到另一次比赛。
11月24日晚，深圳队夺冠了，首届中超冠军的头衔与其说是一次荣耀上的褒奖，不如说对一群民工艰苦挣扎后的抚恤。那天晚上与郑智在“粑子火锅”涮着毛肚，郑智说：“我们就是这口锅里的毛肚，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赛季不发工资还夺得冠军的球队？”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尼日利亚军政府内乱时有过6个月没发工资的先例。
我认为，中超冠军贬值了，但深圳夺冠却没有贬值，虽然这样一个中超冠军怎么看都像一个绝妙的锦标讽刺，但在缩水夺冠甚嚣尘上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从足球意义还是人性意义而言，这个冠军都是他们艰苦打拼出来的，李伟锋、郑智、李毅、朱广沪手里可能捏了很多张白条，但冠军名次却不是白条。在大连实德被罚6分退出竞争后，惟有深圳健力宝有能力代表2004掠下最高山头。翻开健力宝队出场主力名单和技术统计，这是一个以超强稳定打法和实力派路线获得胜利的球队，以中国足球的缩水而否定深圳队的努力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没有人性。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在混乱不堪，前途沓然的中国足球背景下，深圳健力宝毕竟凭借朱广沪的人格魅力以及那一干弟子“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气息为这座原本要抛弃他们的移民城市拿下了第一座冠军奖杯。深圳这座被抛弃的城市，已好久没有在中国拿过第一了。
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4个冠军，它没有产自足球基础浑厚的大连、山东，也没有产自烧钱如烧纸的上海，在8个月无米下锅的时间里，冠军从朱广沪那种很江湖的个人气息中慢慢孕育，无论阎世铎的“政治足球‘还是革命派的“金元足球”理论与这个冠军的产生无关。它像一个难产儿，要么自生，要么自灭，但凭借很原始很粗糙的生存欲念获得了冠军——哪怕未来它将为此付出高昂利息。
与阎世铎无关，与张海无关，与中超无关，与还在纸上的“职业联盟”无关，它是那样的游离于中国职业足球体制之外，你甚至可以怀疑这是那支在巴西丛林里逗留下来的残存部队时隔8年后的一次还魂，那个计划经济的余孽杀将回来，报仇了！
所以，之于朱广沪、李伟锋、郑智、李毅、杨晨，这个冠军并没有贬值；之于中国足球，它却大大贬值了——阎世铎在2000年底“深圳会议”上鼓吹出来的宏大叙事般的中超概念，却这样被一支浑不吝的球队用最原始的办法拆散得七零八落，没有政治，没有金钱，没有口号或莎士比亚名句。一支父子兵用义气、用防反就可以完成阎世铎耗资数十亿，历时4年描绘的蓝图。
“中超元年”为捏着白条的民工所创造，就是对所谓“中超”豆腐渣工程的绝妙讽刺。
然后做鸟兽散……一群民工在修建了一座中超楼盘后各奔东西，带着生活的心事和事业的绝望去盖下一个楼、接下一张白条，或在次一年的中超分崩离析，或在A3联赛中被日韩球队打得落花流水。
再过几天，阎掌门就将拿着厚厚一叠文件描述未来的中超改革了，就像拿着厚厚一叠白条，好诡异的图像——欢迎下一个白条冠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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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仇杀，没有德比
据说天很冷，据说地很滑，据说故事沿着《大上海。1937》或《无间道》的仇杀顺江而下。但终结者却是东北青年张玉宁。外乡人用自己的暴躁方式了段属于上海人的缠绵恩仇。甚至用地道的沈阳口音为上海式进球仰天喊一声“整啥呢，我靠”。
当吴金贵红着眼睛却推说“风吹的，风吹的”时候，当成耀东言不由衷地“向老大哥学习”的时候，当申思顿悟似的说“这球没法踢”的时候，当李明像沙漏一样漏过来球的时候，每一次炒作得到了炒作应有的结果，每一种胜负归附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站在上海人的立场，4比1是家族内决斗的结果；站在大连人的立场，大连队又不经意间得到攫取冠军的火种；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海德比”是对在甲A垃圾比赛中也能生产出极致作品的认同。
既使站在“东方卫视”的立场，它也是预演明年中超转播的很好的“暖场”，与央视展开一次电视德比。
输掉前3个德比，赢得第4个德比，但更上海的申花这一次胜利却足以赚回更多，因为它可能因此赢得末代甲A冠军。“仇杀”还不会停顿，只要你听到现场4万多人只为“申花”加油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所谓“德比”，不过是上海人“排外情结”在球场上一次世俗的表达，哪怕“国际”拥有更正宗的上海口音更纯正的上海血统更地道的本帮菜饮食口味，但“申花”是明媒正娶的正房，是10年来由一只电热水器到城市旗杆的历史产物。而国际不是，上海国际应该是“海上国际”，是至今仍漂荡在离上海市区30海哩远水面上的一叶孤舟。
“上海无德比”，如果哪一天大连人乘风破浪追杀过来，“上海德比”就变成了“上海窝里斗”，3分，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这场比赛后，精于算计的上海人会从球场内硝化甘油的刺激中清醒到一个简单的算数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上海人并没有“鸡贼”到用一场假球来保住冠军，但同样他们没有能够提前5轮就确定今年是“上海年”。德比，为了“更上海”的上海申花，变成可能中的内耗。
在徐泽宪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一定不由得要想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上海国际就不是上海的国际？这个在上海名头极响的老板可以修建无比叫好的“中远两湾城”，却不可以为自己的球队寻找一寸立锥之地；而楼世芳不一样，这个前铁道工程兵绝对自信地知道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上海打通了一条坚实的地道，只有一个上海，使上海德比成为一场本埠人对外乡人的追杀，至少是“上支角”对“下支角”的打压。
5个球，比赛像一场争夺地盘的青帮械斗一样好看，但它不是德比，它是来自南斯拉夫、巴拉圭、德国、以及中国沈阳的外乡人的表演，所谓“新上海人”是产品广告式的说法，而准确的意思是，上海人用钱开了个很隆重的“堂会”，并且准备把站在对立面的“伪上海”赶到海上去。
全场人都在赶杀被视作“伪上海”的上海国际，这样的德比就不再是德比，而是城管人员在追赶“三无人员”，哪怕徐泽宪召集了再多的上海球员，哪怕修了再多的楼盘，这支球队仍然没有拿到上海蓝印户口甚至“暂住证”。
一个很视觉化的例子是：当同样在为上海这座城市战斗的成耀东离开申花主场虹口时，竟在车上用一块毛巾裹住自己的头，而楼世芳却在康桥基地书房里很从容很有心得地翻看希拉里的《亲历历史》。结论是：在一场好看得几臻甲A极品的战斗后，“上海”看上去更像仇杀而非德比。
别给我事儿逼一样再提什么“德比”了，中国哪有德比？所谓上海德比，不过是一次被坊间叫得很响亮的弄堂群殴罢了。
上海德比，摸了谁的手
如果过去的上海德比是“火星撞地球”，那么现在的上海德比就是“左手摸右手”，上海德比摸了一下肖战波的左手，然后被金哨孙葆洁很可疑地宣判为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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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左手摸右手，虽然东方卫视年轻的主持人试图用发哥在《上海滩》里很酷的“浪奔，浪流”来营造某种背景，但历经3年共7场的疯狂血拼后，上海德比已出现非常无奈的审美疲劳，当国际的王国林向申花的吴冀南索要球票，当沪上媒体齐声呼吁“安全、健康”，当徐泽宪、楼世芳、申思、范志毅、祁宏、徐根宝等德比主角远遁江湖——上海滩已无德比，有的只是上海一队打上海二队，或者弄堂甲队打弄堂乙队。
没有恩怨，就没有江湖，没有对峙，就没有德比，曾被引为联赛极端词汇的“上海德比”平庸如此，是整个中国足球低迷的真实揭发——无论是涅波的442还是成耀东的4321，无论是张玉宁的复出还是詹可强的怒射，他们永远无法复制2002、2003德比的技术含量，如果没有孙葆洁关于“无意手球”的牵强解释，这场比赛就是0比0，就是左手无聊、右手无奈的0比0。
还别提3万人的上座率，上海“国际车展”每张观摩票80元，第一天就涌进去8万人，说明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用范志毅追撵徐根宝，用楼世芳挤压徐泽宪的眼球时代已经过去。人民有权力进行更多的选择。
这样一个在过去4年烧掉7个亿的城市，必须要一段时间来喘息，这样两支纠缠了两代甚至三代人恩仇的球队，必须要消停片刻积结下一次格杀。前几天，楼世芳去了海南参拜佛像开光，徐泽宪去了虹桥听张信哲个唱会，吴金贵忙着局势开发，徐根宝被“女足选帅”缠绕，申思被一个小女生短信骚扰，范志毅继续和裁判、司机没完没了……每个人都忙着要讨每个人的生活，“德比”便成为鸡零狗碎的历史碎片。
可能用“后德比时代”来形容这场比赛更合适，经历了3年7场比赛的血雨腥风，经历了肖战波怒踹于海、王国林拳打陆俊，经历了“空心萝卜”和“徐根宝，你看见了吗”这样的嚣叫，上海足球开始进入主角缺失后的真空状态，陷入了斗无可斗杀无可杀的迷惘空虚——如果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解释，那就是开始回归足球比赛的本质，但问题是，中国式足球和中国式生活一样，一旦进入本质状态，也就进入无聊状态。
这就是“上海德比”的矛盾，“上海德比”像经过了火星四溅的恋爱双方，折腾多年之后终归家庭生活，面对同一块天花板同一堵白粉墙同一台电视机收看无聊节目，相安无事却又各怀心事，了无生趣——然后我还要说“安全、健康”，说“再见，谢谢收看”。
上海无德比，上海却永远有争议，肖战波去年一脚踹出了上海滩“全武行”，今年却很幽默地说将“进球献给妈妈”——已然连胜的申花将士将分享140万人民币的奖金，并且直冲下一个德比对手“中邦”，生活平庸但很幸福，谁也不会拒绝连胜奖的充盈感。
只是中邦怎么看也像一支厂区队，何况曾经的德比主角范志毅因为上下其手根本不上了场——这样的德比，虽然砍掉下去连着肉的疼，但摸上去却是“左手摸右手。
从此上海无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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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姚不劳模谁劳模？（1）
在一个几千年来笼罩于农耕文化之下的国家，“劳动”这个词汇已被打上很狭义的烙印，在一个意识形态单一的民族内部，“模范”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的标准。
直到现在，一看到“劳动模范”中国人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身形，就会想到寒冬腊月、朔风肆虐、满手老茧、跳下茅坑等等令人触动的场景，如果你突然提到那个身家逾亿、风光无限的姚明，当然会有概念上的链接障碍。
“劳动”等于“受苦受难”，“劳动模范”等于“极品式的受苦受难”，所以姚明遭遇这样一场比赛是有道理的，始于半个世纪前的“劳模”评选在历史的变迁中必然会出现观念冲突。
我们喜欢在一些标准上喷口水，20多年前有一部如雷贯耳的电影叫《决裂》，片子是讨论到底要不要向“白专道路”开炮、什么样的学生才配进入大学课堂等火红思想的。片中最经典的一场戏是——有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打铁匠一定要上大学，结果被教授们拒绝，于是引发一场群众的咆哮，于是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最后的情节是，工宣队队长举起打铁匠长满老茧的手向全校几千师生高呼：“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上大学？看看这双手、这些老茧，难道这还不算有资格吗？”掌声雷动、群情激昂，打铁匠进了大学，老教授被押赴农场……
打铁匠之所以上了大学——是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标准不是数理化和ABC，而是“三忠于”；姚明之所以被一干人反对评劳模，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劳模的标准应该是粪臭、油渍、尘土飞扬，而不是金钱、荣耀和星光大道。有些中国人对“劳动”的理解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他们还沉浸在王进喜、杨白劳、白毛女的遥远回忆中。
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劳动”——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模范”——可以作为榜样，值得学习的人或事迹，所以“劳动模范”应该是“创造了物质或精神财富并值得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人或事迹”。在物质上，姚明给自己也给国家挣了不少外汇，在精神上，他在NBA在雅典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给我们以享受给国家增了光，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们都在追随着姚明的身影，你说姚明不劳模谁劳模？
我的意思是，时传祥、王进喜是一个时代的标准，他们是一种类型的劳模；而姚明、陈中、刘翔是另一个时代的标准，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劳模。用一种类型的劳动来打击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是不公平的，是对“劳动”最大的轻贱蔑视。这个社会需要各种方式的劳动者，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穿着耐克鞋学习灌篮，也没必要让所有大街都充满粪臭。
对姚明获得“劳模”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他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工作；二、“全国劳模”的获得者应该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而不是明星。第一点，显然有古怪的地域排斥的心理，其实姚明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运动技术学院，他只是因为NBA的工作性质才必须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