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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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像锥子一样锐利；向南、向西就不同了，建筑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街区较干净，高档茶楼会所也较多，人们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斗地主砸金花。
我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分，我认为城市的分工很像人体，有上半身当然也就有下半身，有的是拿来看的五官，有的是肌肉，有的是消化系统，有的干脆就是下水。不这样不行，当年乌托邦的设计者出于理想色彩，要把城市弄得和伊甸园一样，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城市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会马上消失，因为城市没有“下水”就会生病。
北京城的分工也很鲜明，西边因为云集了北大、清华、中关村而成为贵气逼人的区域；东边因为CBD区的兴建，一看就是阔人和新锐人住的地儿，国贸、港澳中心、燕莎、嘉里中心及大量使馆让它成为地王之王；南边地带则相对荒凉偏僻，是当年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所在地，早些年晚上还可以听到狼叫，现在是中国足协、体育总局所在地；北边是工人较多的地方，民风也比较骠悍，那里离八达岭、草原近，历史上打过不少仗。
北京人是种太爱分辨方位的族群，所以至今都讲究家住东南西北，是否上风上水，活得也累。
上海分很多区，比如“黄埔”“静安”“徐汇”等，但总体来讲就是“上支角”和“下支角”，从理论上来看前者是达官贵人住的，后者是下劳力的人住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上海人挺有趣，没钱的“下支角”要是碰到“下支角”的“下支角”也会很不屑，嫁女招婿首先不问对方是否健康善良经济状况如何，而是问对方“上支角”还是“下支角”。还真怪，“上”“下”的不同也确实显得人种不同，范志毅当年就是从下支角出来的猛将，而祁宏、申思则是上支角的斯文人——直接影响到球风。
香港更明显，“中环”“铜锣湾”“湾仔”肯定不同，要是你去了“油尖旺”地带——也就是著名的油麻地、旺角、尖沙嘴，一定会知道香港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好看的警匪片了，走在油尖旺，想象当年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旺角卡门》，想像《香港制造》中那些个蛊惑仔，想象《无间道》中昆哥拿着大哥大说：“香港，为什么并不香？”在正宗的香港看来，铜锣湾是可以平步青云的地方，而油尖旺则是可以一步就堕落到地狱的地方，前者出没着李嘉诚，后者出没着十四K、斧头帮以及鸡与鸭。
现在有很多人把香港当成繁花似锦、奢华无尽的天堂，其实去趟香港就知道，它大部分地区很破，基本上和成都重庆西安某些老城区一样，而且永无翻新之日，因为地价太贵，因为政府才懒得理你。
即使号称民主平等的美国，其城市阶级性也明显得不得了，富人区穷人区泾渭分明，大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去哪个区事先都有讲究，有一年克林顿去了一个工人较多的社区，没留神穿了件阿玛尼衬衣，结果刚开讲鸡蛋就飞过来了，弄得小克不断说“SORRY”。欧洲就不用说了，这里是城市化进程的鼻祖，所以社区本身已成为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说英国的球队都附属于它的社区，不同的球队代表不同的社区阶层，利物浦队名气虽大但只是一支工人球队，相反埃弗顿队早前是属于教会的，所以球迷的档次被认为相对较高，我去英国的时候，发现两支球队的球场虽隔一条小街却如云泥之别，一边是住着中产阶级的“TOWN HOUSE”，一边却是住在“联排公寓”的工人，建筑这时候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建筑；最近火得不行的切尔西队其名字就来自于社区，阿布为什么不投资伦敦另外一支球队热刺呢？因为切尔西更有上升的潜力，不是说球队的潜力而是说社区的潜力，切尔西——住的大多是城市的高级白领。
城市地理性格（2）
回过头来说成都，我不认为用政策性强制手段改变社区阶层一定就好，也不相信房地产开发商宣称的种种蓝图，它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否则把人体的器官分工改变了，叫我们从哪里“下水”呢？
买房秘诀
陷害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变得如此容易，有时候就需要造一个谣。
上海曾经有一种很畅销的啤酒——“三得利”，那是阿拉们几十年来非常钟意的牌子，坐在黄埔江边啃着小黄鱼干就着“三得利”看着新民晚报，是最地道的上海市民图。
“三得利”是日本贷，但有一段时间网上开始流传一个说法：三得利是日本人精心研发的一种基因产品，矮小的日本人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基因，所以在这种啤酒中加入了某种导致变矮的东东，而日本人自己却能够长高，事实上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在这几十年来确实也有了长足进步。此谣言一出，三得利立马在上海滩一泻千里，人人都以喝三得利为最恐怖的事情。
我们能够知道这肯定是个无聊的流传，但这没有用，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人云亦云，如果你连正在流行的谣言都不相信，证明你已经不时尚。
几年前我买置信丽都时也遇到一种很时尚的说法：因为丽都的花园部分上空经过了高压线，所以长期住在那里的人会得一种神经麻痹病，会半夜睡着睡着头发就立将起来，因为电磁波在捣乱。虽然科学知识已经普及到不低的程度，但当时也有人相信，直到现在才没有人相信了，因为丽都花园的人没有得怪病也没有半夜睡着睡着头发就立起来，每天清晨，老头老太太们都活蹦乱跳地在花园里操练，样子很可爱。
前段时间日本人帮上海设计了一幢高楼，这个在上海的天空显得很扎眼的高楼其实样子长得还算不错，是财经的一个枢纽建筑。但又来了一个说法，因为楼顶上有个设计看上去很像一个太阳，所以爱国主义者就说：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征服中国的标志，一时间波谲云诡。在铿锵三人行中，文涛兄与文道兄对此唏嘘不已，说：“如果一切事情都扩大化的话，那么我们当年为什么要把抗日英雄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为什么延安要唱东方红？
当然我也不喜欢日本人，我觉得由那么优雅的菊和那么血腥的刀组成的民族视觉图是一种分裂，“菊与刀”是日本人的标志，也是人格分裂的嫌疑。但我不会神经质地去怀疑每间日本人设计的房子，我觉得房子就是房子，民族对峙就是民族对峙，二者没有必要混为一谈，这种有意识的混为一谈是别有用心，是想利用点什么情结却又达不成什么具体目的的干活。
当然造点日本人的谣问题不大，谁让他们当年欺负我们呢。但还有一种混为一谈我就觉得不对——在中国的建筑名称中，有很多是别有用心的联想，比如说把住宅区取名为“曼哈顿”，比如说把别墅群取名为“维纳斯”，我在祖国的北方还看到过一个名称：“比弗利山庄”，也不知洛杉矶好莱坞会不会和他们打官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另一种造谣，我的意思是故意丑化中伤一种建筑是造谣，故意美化也是一种造谣，自己造自己的谣，样子很傻。
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在造这种谣，他们故意在美化自己的产品，有时基本到了肉麻当有趣的地步，这也是中国老百姓购房上当受骗最普遍的原因，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我对于更新一浪购房热潮中的人们只有一个劝告：当心谣言。别相信广告，别相信流传，更别相信长得漂漂亮亮的售楼小姐，中国人是这样的轻信，以至于越是重大的购买行为越是失去理智，越是容易被忽悠进去。
那么怎么买房才是理智呢？借用82岁迎娶了28岁新娘的杨振宁博士的语录，那天孙子问杨博士“你这么老了身体能不能吃得消”，老杨头说“这和打麻将是一个道理，多摸、少吃、拼命碰，坚决不点炮”。
买房与打麻将也是一个道理，多摸、少吃、拼命碰，坚决不上当点炮——不过是多跑点路货比三家罢了。
（）
为“暴利”埋单（1）
西方有个童话，说是很远很远的极地有座翡翠城，那里住着全世界最富有智慧的人，这座城全由翡翠建造，漂亮之极辉煌之极，连一座马桶都闪耀着晶莹绿光。因此，凡进此城的人必须先戴上特制眼镜，城主说了，不戴眼镜，眼睛立马会被翡翠的强光刺瞎。
全城人都是聪明人，因此谁都不愿意摘下眼镜。然而，有一天一个傻子混进了这座充满了聪明人的翡翠城中，他忍不住把眼镜摘下，一瞧，哈，结果翡翠城不过是一座破石头城，只不过眼镜是翡翠绿的镜片罢了。他气冲冲抓住城主要弄死他，城主哭丧着脸说：没办法啊，不是我想骗大家，是大家希望有一座充满梦想的翡翠城。
这个童话的道理是，骗局存在的理由不是因为有骗子欺骗了大家，而是大家希望存在着一个骗局。
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翡翠城，有的只是翡翠绿的眼镜，有些骗局，其实是骗子和受骗者合谋的产物，缺一不可。
我一直很狐疑现在房价攀升的原因，从经济学或者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而言，房价的不断上升趋势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在目前中国的房产市场，这个势头疯狂得有些离谱。具体的数据不用赘述，做个类比，人类平均身高的增长是必然的，但突然在某个时期全长得和姚明一样就不是正常的，因为这一定证明人类吃了不该吃的食物或者干脆被某种东西辐射。以我所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HOUSE大概售价在40多万美元（平均面积约300平米，另含草坪及家用篮球场），洛杉矶富人区稍贵，上次我说的那个在美国包饺子的哥们儿的那HOUSE用了不到70万美元（250平米，含100平米草坪），在货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东西海岸的HOUSE售价不过为330万和480万人民币。这个价钱，在发展中的中国并不见得能买上很高档的别墅。
在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前100名富豪有48位是搞房地产的，前10名中有8名是搞房地产的，这在美国或欧洲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意味着美国或欧洲成为了一个建筑商、包工头的王国，成为一个把满手沾着水泥末子的人群当成上流阶层的扭曲社会。这是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富豪榜中，绝无可能出现中国这样的房产商富豪的高比例。
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是暴利，非常的暴利，据最新的统计，房地产与殡葬业成为刚刚过去的2004年最暴利的两大行业。一种住活人，一种住死人，这真是有趣！
我之所以举出翡翠城的例子，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人群体正在做着的翡翠城梦幻不过是骗子和受骗者的一个合谋——房地产商事逼事儿的用各类花言巧语让大家把翡翠绿眼镜戴上，而大家还都不愿意斗胆摘下来，谁摘下来谁###！
我一直以为，《居》周刊请我来写专栏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李承鹏根本就不是一个专家。这一点做得很对，在这个专家风起云涌的时代，专家是用来折磨消费者的，而我是用来折磨专家的。
所以我想拿来问一下经济专家和建筑专家的疑问是，在竞争如此惨烈的时代，为什么汽车、电器纷纷降价，而房地产却疯狂上涨，当然，我也知道前者是消耗品后者是耐用品，但一是这个反差太大了，二是你以为当20年按揭期完成后，你那所谓“花园”所谓“豪庭”不会满目疮痍不堪猝睹吗？而且你的房子涨价了，但整个生活的成本和价格也涨价了，此涨彼也涨，你有个屁可赚。
一个真相是，如果排除货币本身的贬值带来的房产增值假相——现在所谓的高档房屋没有一处可在20年后增值，除非你老人家一不留神发达出名当了领袖，而房子也就势成为文物。
这说明，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尊严，活着的时候最大的事情就是为一个暴利行业做贡献——房地产，死的时候，再为另外一个暴利行业做贡献——殡葬，化作一缕青烟向苍天叫冤。
在一个本分的年代，一个本分的职员可以因为月薪3000元而过得无比滋润，他可以养老婆、生儿子，晚饭后躺在沙发上嘬牙花，甚至还可以偶尔下馆子并不用细看账单；在一个不本分的年代，即使你月薪6000元也会活得狼奔豕突，月供2800元使你实际上又回到3000元月薪的水准，还有物业费，一次性投入以示品位的装修费、车位费……生活变得艰难而无聊，吃完饭看账单时总不免心惊肉跳。
商业时代的居高不下，与做人的尊严形成较量。这样活下去像工蜂一般真的不爽，举个例子，当你这样生活了20年并付清按揭，正要为自己20年来的坚持不懈深深感动——突然发现，当年所谓“花园”“豪庭”“SOHO”已人老珠黄，从数字上可卖一N倍于20年前的价格，但现实中却只能为下一次购房付出第一笔首付款——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让你的财产继承者孜孜不倦地继续你20年前就开始的艰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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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暴利”埋单（2）
人要有尊严真的很难，20年前，20年后，20年间你都在一个“翡翠城”的传说中交纳月供3000的高额房租，多年以后你才感叹：自己只是在为两个暴利行业买单。
别给理想安翅膀
成都人早年有个说法叫“请会”，从字面意义可理解为“请求帮助会”，或者“请求援济会”，这是纯民间的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几个好朋友、亲戚之间约定，每人每月各拿出等量货币若干，然后逐月轮流获得当月总和。如5人“请会”，每月“会金”10元，则每人每月交出10元，但在5个月中的某个月就可得到50元，相当于一种原始状态的集资。
中国人很穷，但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不仅聪明而且文雅，“请会”一词就很文雅，比“集资”听来少了很多商业味，也安全。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包罗万象的，所以现在在房子方面也有这样团结合作、互助互惠的行动。最近开始兴起的是“集资建房”，就是一群人各自拿出10万、8万，自己买地自己找设计师自己找施工队修房，当然自己也可从这种低成本运作中得到惠利。
在法国那些小资电影中，经常会有某个帅得不行酷得绝毙有钱得健忘的男子会自己跑到海边去修房子，不是买不起，而是据说外国女人会觉得男人干体力活儿时显得最性感，而且一个能自己单枪匹马修座房子摆在海边的人，一定是具备美学品位和设计能力的，不是一般莽夫能做到的。
但中国式集资建房没有透出一种浪漫，反而透出一种烂漫。很烂的浪漫。
首先是批件，包括土地的批件、建房的批件、安全生产的批件、工商的批件、税务的批件，当然还会有老婆大人的批件；然后还有内部分配问题，谁住一楼、谁住顶楼、谁可分得小花园、谁可离喧闹的马路远一点；水、电、气怎么解决？孩子入托怎么解决？物管怎么解决？
承认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与生活作斗争的勇气，但不鼓励“集资建房”，在上一期我表达了对房产商肆意涨价牟取暴利的现状的不满，但这是两码事，抨击房产暴利模式不等于鼓励劳动人民自己去建房，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以少数人之力去抵抗普遍的不正常现象成本太高、效率太低。
举例，如果你买不起宝马，就自己去造一辆车并命名为“宝驴”，那就是不智；如果你吃不起法国大餐鹅肝，就跑到菜市场去买只鹅掏出肝儿来烹了吃，那就是骚包。这和幽默无关、与人的乐观精神或变通无关，它是一种抬杠，把自己作为支点，抬起一头理想中的大笨象。
在我写作这篇杂文时，我在《东方时空》的两个哥们儿跑到成都来采访温江一位农民兄弟，这位农民兄弟从小就有飞翔的愿望，所以他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制造着飞机，而且好像还真的飞起来了，但旋即就撞山头掉下来了。《东方时空》的哥们与农民兄弟厮混了一个多星期后得出个结论：人是可以拥有任何理想的权利，人是可以给理想插上任何形状的翅膀，但不可以因为长了翅膀就乱飞，否则会撞上山头的。
我们都认为，温江农民兄弟有权利去想象造飞机，他也可以凭借这个理想去试着造一架飞机，但他们不能把这飞机当真，这会让他最后得不偿失。因为温江农民兄弟的命运我们不知道，但早前有位浙江农民兄弟也造了一架飞机且飞起来了，最后却人机同挂在山梁上。
（）
结论是：当人不能改变现实，就向现实低头。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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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张世慧（1）
张世慧，女，四川绵竹人氏。国字脸，黝黑，轻微罗圈，是中国千百万农村妇女中最常见的那种类型，看一眼就会被彻底遗忘，扔进茫茫人海，眨眼间就会变成被淹没掉的一粒泡沫。不喜欢说话，但喜欢干活，如果一时找不到活儿干，就会搓着双手略带茫然地走来走去。
张世慧是一年内我家的第四任保姆，前三任保姆一个因为要回老家成婚、一个因为要南下广州做制衣女工、还有一个因为有严重狐臭，纷纷走掉。所以当张世慧在春节后走进我家时，我们均抱以轻度绝望的心态，这个年代，保姆的更换频率比我儿子的尿布还要快，我这么说不是因为轻侮劳动人民，而是确实因为现在保姆不好请，劳资双方不仅在利益方面是对立的，在生活情趣方面也是难以调和的，我家上上任保姆就非常不忿我家洗脸布与擦手布过于清晰的区分，临走时把门摔得山响，说：“这太折磨人了”，又说：“我们农村现在不收农业税了，谷子也从三角几一斤涨到一块二了，回家种地去，免得受你们的气！”弄得我们全家很惭愧。
我们很快被张世慧征服，她可以做一手好汤，不怎么放盐加味精也把汤调得其鲜无比，她还可以把地板擦得透亮，并发明了用报废了的绒衣绒裤制作的拖布，她甚至还每天用牙膏把我家唯一的奢侈品——一个阿根廷拉普拉塔银盘擦得锃亮，清晨按时给鸟儿喂小米、晚上按量给我儿子喝牛奶……当所有家务包括不是家务的家务都被她做完以后，她又略带茫然地搓着那双大手，走来走去。
“这是我家的福气啊，遇到这么好的保姆”，我老妈经常说。从她偶尔和我老妈的聊天中，我们得知她有一个正在念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