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妓女吸毒者-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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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神经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名堂。等把我关进疯人院，就再也没有什么权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样的命运。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
关于医疗，他们建议我的不过是编织。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这会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装着铁栅栏的。但因为“美丽牧场”不是一所监狱，这些铁条都是弯曲成涡型的，更富于装饰性。这样，只要把头偏一偏，我就能从两根铁条的弯曲部分钻出去。脖子卡在这样一个铁项圈里，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秋天到了，树叶黄了，红了。每天有一个小时，从两棵树间通过的阳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刚。
有的时候，我把我的金属茶杯连在毛线的一头，通过窗子，让茶杯在墙上撞来撞去取乐。或者，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我徒劳无益地试着用一根细绳钓一根树枝，想摘下一片叶子。晚上，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来的时候还不是疯子，现在可真是疯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园里转一转。恐怖分子还有权每天得到一瓶新鲜空气，而我没有，我有逃跑的危险——其实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橱里找到一个足球内胎，没完没了地朝着一扇上锁的门上的窗子撞来撞去，没准它会被撞碎的吧。不久，他们就把球拿走了。我把头朝玻璃撞去，当然，这是加固玻璃。我觉得自己是一头关在笼子——一个极小的笼子——里的野兽，整天地沿着墙壁跑来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从走廊的这头跑到那一头，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直到筋疲力尽瘫倒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丽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门，门没插销也没铁栏的窗子，那玻璃连一丝一毫也不动。接下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先吓住了那些老太婆（她们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了），让她们不敢唠叨，就拆了一张床，去撬一扇没关好的窗子上的铁栅栏。这个活儿注定要失败，而我们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夜间看守马上抓住了我们。
我的如此表现，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没有从这家疯人院出去的希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还是越来越糟：脸色苍白，肌肉松弛，腹部胀大，全身浮肿。从镜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张在“美丽牧场”过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彻夜无眠，再说，几乎每夜，病区里都会出点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随时都在伺机出逃。虽然知道这毫无用处，每天早晨我还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响舞厅”去一样：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涂脂抹粉，甚至连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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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10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了。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未。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对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