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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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5讨袁失败，亡命海外
戢翼翘二次革命以黄克强、李烈钧在南京及江西的军事行动为最重要，gmd人又设法请清末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均岑在清末两广总督任内之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收买，甘为鹰犬，而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黄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仓猝起事，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29日黄克强、章梓等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
讨袁军初动时，我率部进驻徐蚌，协同第三师（师长冷适）对袁军作战，不幸全局既败，我们亦无法独存，我遂于12月间亡命日本。检讨此次失败原因是：“准备不周，缺械缺饷。”而一些同志白白牺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的参谋长黄凯元，他的资格比朱爵森还老，是一个老革命党人。讨袁运动酝酿时，他活动江苏军队，把百万家产都拿出来充为军费，讨袁失败后，钱收不回来，还被军队责骂，一气之下到普陀山上削发为僧，闭关面壁，后来就死在闭关的禅房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起事党人，我亦在其中。我于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难的人太多了，这时想读书没有钱，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缉犯，带钱的就藏起来不见人，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我没带什么钱，以后生活怎么解决？当时确很烦恼，幸而到民国3年年初，有一位江苏朋友陈陶遗介绍我到南洋群岛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书，现在要到日本来，把他的教员职务让我去接，我就在民国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员。
我到泗水后发现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陈炯明、傅鑫、朱遐九、吴雨霖），当然又免不了要联合起来鼓吹革命了。这年年底我又有机会离开南洋回国加入滇军，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后，我因此才能亲自参与云南起义，TF了洪宪帝制。
何成濬讨袁失败后，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芒较露者，都流亡日本东京，余亦与焉。国内议会解散，自治取消，民气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不能忘怀家国，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黄先生由日赴美，争取国际友人，联络侨胞志士，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大义所在，虽力不能胜，亦遵嘱回沪，勉为其难。未几陈英士先生亦回沪，彼此过从甚密，一切互相商讨，历时两载，备尝艰险。多数同志卷伏于危楼一角中，有求日食馒头一枚、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前仆后继，牺牲惨重，终以策动变乱过急，误受鸿运公司之诱惑，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惨遭杀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没，至今思之，有余痛焉。袁世凯多行不义，终至众叛亲离，忧愤以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函邀黄先生入京，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迅即离京。未几，大借款案发生，国会再被解散，政象日趋败坏。黄先生蒿目时艰，忧心如焚，致患脑溢血逝于沪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
马超俊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在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谢绝往还。我跟二三位同志，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也无法离开上海，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或往苏州惟盈饭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数月之久，后得友人林佐治介绍，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广东经纪代理人，借此作掩护，于民国2年冬回到广州。
到广州后，集资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于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贞优秀同志，从事秘密活动。当时龙济光督粤，侦探局长曹鼎钟以残害本党同志著称，我派同志卫一新、邓耀权、赵卓庆渗入该局充当眼线，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国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杀龙济光的统领马存发（云南人，所谓四大天王之一）于天字码头南园酒家门前。定邦行刺后，安然逃脱，龙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邓耀权，严刑拷问，并派军警于深夜至西关我住所的亲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晓步行至佛山，转乘广三路车至河口，再搭英商德庆轮往梧州，从梧州折返香港。民国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阳后，邓文辉等也到鄱阳，还有一个卫兵营营长欧阳盾，和第二营营长何犹兴都来了，我看何犹兴并没有病，与袁军决战那天说不定是装病。邓文辉将溃兵集合，共约150人左右，并宣布他的新计划，他说：“我和驻在赣南的第四旅旅长蔡森是好朋友，我们去赣州。”赣州是邻近广东的重镇，我们虽然失败了，料想广东总会在讨袁军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马队排长，南昌起义时最先率众入城，升到团长、旅长，现在又做了赣州镇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应该是对的，大家便同意邓文辉的意见。邓文辉带了我们先到他的家乡临江府（今清江县），这地方很多革命党人，像蔡锐灵、熊罢士都是临江府属樟树镇人，在这里筹了一些钱再向赣州进发。路上看到很多散兵游勇，有的把枪都丢了，有的还带着枪，我们沿途挑了两百个有枪的，合起来编成一营，由我做营长。我们过了吉安快到赣州边界，发现赣州已沿边界布防了，不让散兵游勇随便过境。这时邓文辉便耍花枪了，他说要先到南康去等我的消息，队伍由我带到赣州。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猜疑，认为有把握，蔡森底下有两个营长是鄱阳人，鄱阳人对我家都是很尊重的，我去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应我的，便答应下来。邓文辉写了一封信给蔡森，然后和欧阳盾、吴楚凡挑了几个年轻的做卫士，佩着驳壳枪走了。
赣州在赣江上流，是章、赣二水合流处。我带着三百多人进入赣州境，边境警戒布防的对我们没加阻止（只是不许散兵游勇入境），我们直达赣州城下，没遇到一兵一卒。部队在城下扎营，我自己进城，找一间旅馆住下来，晚上去找一个卫队营营长（姓金），他很感到意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带了人来的。”我请他转告蔡森说我求见。第一天见不到，邓文辉在等回信而蔡森不见，急得很。第二天蔡森约见我了，他穿长褂出来，对我说：“信收到了，很好。你暂时住几天，队伍摆在这里，我照料好了。”我很高兴。金营长偷偷对我说：“不要高兴。”过了两天，队伍被调走了，我没法子，金营长说：“快走，不要等他下命令捕你。”原来蔡森被袁世凯收买了，采取“维持治安”政策，并不响应反袁。我根本不懂军政界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也未了解当时情况，否则我带二三百人出其不意直入赣州城内，解决了蔡森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只好赶紧逃出赣州城，到南康和邓文辉会合。
不久，我奉命参加讨龙军敢死队，讨龙军的全部计划我并不了解，不过据载所知讨龙军司令是邓铿，预定在9月9日（公历10月27日）于广州、惠州、广州湾等地同时发难。朱卓文到广州湾去主持，邓铿到惠州去主持，广州方面由龙侠夫、史古香等负责。龙侠夫是云南人，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和头山满等很熟，相当活跃，因为龙济光所带的兵有很多是云南人，所以邓铿派他去运动龙军，这次派他任攻城军司令。史古香是四川人，也是在日本就参加同盟会的，常在龙家出入，邓X派他做攻城军参谋长。我曾做过营长，派为攻城军炸弹队队长，带几十个队员。那时有人诳我们：“黄克强也来了，炸弹队队员打进去都可做营长。”我知道这是打气的话。
在香港的同志各不相往来，我和史古香因为有直接关系常常见面，他是老同盟会同志，又是革命军领导者，我把他当做革命领袖看待，他有什么事也喜欢找我做，后来他派我兼任少校参谋。阴历8月27日，邓铿约我到中环市场边的文英茶馆吃茶，他神色凝重地说明9月9日就要发难，并问我家住那里？寄信给我家怎么写？我把我哥哥的名字、地址写给他，我知道他怕我回不来好通知我家。临别他拿10元给我充当零用，分成两卷，一卷50张，每张是1毛毫洋，那时东西便宜，牛肉沙河粉一份才1毛钱，有这两卷钱，可大饱口福。
9月初，同志纷纷由港潜入广州，我本来是9月2日该去的，史古香知道这一天是我生日，特别让我玩两天，初四才离香港，住在西濠口海关旁的万安栈，客栈登记着“周雍能、上海人”，另外不少同志也住在这客栈，我只记得一个姓汪（人称阿汪）的广东人。我常在西长濠长堤走动，避免被人看到。
9月7日，离起事的日子只有两天了，我也无所谓害怕，青年人一股热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只准备到时动手。这天晚上，史古香叫人对我说：“太平戏院正演广东戏，你可以去听听。”我广东话讲得并不好，可听一些，当天晚上正感无聊，就去看戏。一般广东大戏院要演到天亮才落幕，我等不及天亮就离开戏院返回客栈，一到客栈附近，一看不得了，有军队布哨了，警戒森严，军警正在搜查客栈，我知事情不妙，不敢进去。还好广东茶馆五点就开门了，随便进了一间茶馆，叫茶暍，一边吃早点，一边盘算如何应付变局，不久阿汪过来，只对我讲一句：“快搭船走。”说完赶快就走了。于是，我连忙搭船到香港。
回到香港先找邓文辉，邓文辉搬家了，找龙侠夫、史古香也找不到，后来才找到梁醒吾同志。梁教画为生，几个钱都为革命花光了，穷得很，仅租一间小房居住。他为人很好，看到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便对我说：“你暂时在我这里住，房东女儿是我的学生，不要紧。”他每天花6毛钱让我吃饭。后来他又介绍我到他的朋友何奇石家去住，何是个画家，也没有什么钱，我每餐吃白饭一碗、一碗汤、一块小豆腐、一片芥菜叶子加少许的糖。何的地方小，堆了许多要画的招牌，我怕妨碍他作画，吃了饭经常在海防长堤上走来走去，一切都失去了联络，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幸而两个星期后，我又在长堤上散步，竟看到朱卓文在买船票，连忙上前打招呼。朱卓文到广州去活动，不知为什么缘故失败被捕，幸而他拥有中美双重国籍，当地官吏把他释放了，所以迟了两个星期才到香港。他说惠州方面也失败了，他在上海有个家，要到上海去，看到我便把一张特等舱船票换两张统舱票把我也带回上海。
这一次的失败大家都很奇怪，许多人还没有动就被捕了，被捕的受严刑逼供，用熨斗烫手指，铁丝穿手指，刑毙了不少人，没死的也判了死刑，牺牲惨重。又过了一年革命党还是不断起事，但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败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肇和”兵舰起义失败后，孙先生又派人到广东活动，朱执信到澳门，洪兆麟到香港，可是洪一到香港没几天，香港巡捕立刻把他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有龙侠夫等。中华革命党请律师打官司，不断派人去探访洪、龙两人。可是令人起疑的是龙侠夫表现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另外有些同志发现史古香出入龙侠夫的家和龙太太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就这样不断注意，才发现龙侠夫和史古香都是龙济光的侦探，龙侠夫和龙济光还是亲戚，他和史古香在革命阵营中卧底多年，替龙济光解决了不少的困难。最后同志便想法子处置他们，史古香住在澳门靠海一个小山顶上，楼上有花园，革命同志就在花园将他处死，尸体丢到海里。我这次参加讨龙军差一点彼捕，还是史古香放过了我，因为我年轻，待他一如革命领袖，他于心不忍，才叫我去看戏，逃过一劫。
正文 北洋集团内部矛盾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21 8：18：59 本章字数：3914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开始对其革命道路与方式进行反思，开始加强政党的组织性，中华革命党这时作为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不同的是，孙中山以个人忠诚作为加入革命党的条件，使得党的动员力减弱，继而影响到其战斗力。其实在倒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功能，而护国运动也更多的表现出军阀混战的色彩。尽管如此，护国运动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值得重视的，一是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出现，二是各地的军阀势力在倒袁斗争中开始坐大，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
（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
1袁氏称帝始末
钟伯毅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复遭解散，袁世凯之威权如日中天。南方诸省备遭压迫，湖南若干人士侥幸能保全则应归功于谭组庵与熊秉三（希龄）等之努力。赣宁举兵失败后，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缉，独湘督谭组庵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谭两家原有世谊，故组庵得免论罪，唯袁氏坚持组庵必须离湘赴京。时余虽已被取消议员资格，然未遭通缉，熊秉三方组第一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复以乡谊，邀谭北上，且挽余转劝组庵来京，盘桓数月，以缓和南北之紧张气氛。余因留京，伴组庵日日游宴。组庵来京后尝拜谒袁世凯两次，熊秉三亦颇尽维持之苦心。组庵名义上住于国务院内秉三处，实则寄寓头条胡同小关三庙。湘籍议员多已离京远避，惟余每日陪伴组庵游玩山水、走马章台。组庵平素自律甚严，此时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项城之疑忌，此中委曲求全之苦心，惟余一一洞悉。
而湖南方面，除财政司长陈炳焕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党人惨遭杀戮外，实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间组庵与秉三诸人实煞费筹划。至于透过汤化龙与芗铭之兄弟关系，因而获得庇护者亦不少。然芗铭终以杀戮党人之故，致有“汤屠户”之恶名。
湘人李执中（懋吾），为gmd议员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缉，时亡命日本，生计窘迫。常沣镇守使王正雅，尝于辛亥年受执中策动，兴兵独立于荆州，甚感德焉，又知执中未尝降袁氏，因百计乞湘督汤芗铭转呈免赦，会袁氏谋称帝，欲缓和党争以牢笼天下，故下令准免执中之通缉处分。执中闻讯勃然怒作，径电袁氏痛斥其窃国祸民之罪，且谓：“吾本无罪，独X夫有何资格赦吾之罪。”声名震动一时，王正雅几因此落职王正雅为一旧军官，辛亥武昌起义后，王率巡防营三营并募集旧部二营，取道湘西，攻克湖北之荆州，守军开城迎降，王于此役中曾受伤。后驻荆半载，终以客军被摒，退回湘西，初任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后任常沣镇守使。民国9年7月，王为谭延辏芍ｃ阏蚴馗笔骨浜馑焙Α！Ｗ允且院螅镏猩蕉岳钪粗兄本蠢癖钢痢Ｈ蘸笾粗星以蕹苫しǎ舷虏渭庸阒莨帷Ｎ┮跃么α实梗粗心艘黄度缦矗什茱孔急富哐∽芡呈保粗星畛罾纤ィ涯咽卣话ⅲ钟惺芑咭樵鼻巴八担阅舷禄しㄒ樵绷焓芩浇蛱渫笆芑摺痹蛞唬趾伪毓饰稹Ｖ粗幸馕褂渭踊哐。裼胗喽饲巴θ埃鼍粗谐跤膛庥嗟榷嗍拢岳纤ノ牵辉咐肴ァｅ实痔旖颍蛴执儆嗟攘⒓葱舷拢丝衷诮蛟偈苤毕抵八担薹ǖ挚蛊溲沽σ病Ｓ纱丝杉谥Ｈ戏且滓住＜磄md议员同志中，平素标榜党性坚强而临难变节受贿者为数亦不少。组庵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时，执中为常设议员。
当民国2、3年间，袁世凯励精图治，剪除异己，权势盛极一时，然起初未必有帝制自为之野心，或仅志在作大权独揽之总统而已。故解散国会，而另行召集约法会议，制订约法，成立参议院以自建其法统；废国务院，设政事堂，致置国务卿与左右丞，以自设其中央集权机构。在均谋独揽统治大权于一身。民国4年5月9日，不幸而有承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交涉，遂为国人所指斥。而更致命之打击则为同年八月以后由筹备帝制所导致之反帝制运动，此盖由于袁氏昧于世界潮流大势，终于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卒致身败名裂而后已。然袁氏主政时期之内治，确极可观。彼为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不惜处斩素所宠信之京兆尹王治馨，其实王之罪名不过受贿五百元而已。此区区之数，罪不应至于死，然袁氏竟置之大辟者，无非欲借王某首级以立信、立威耳。自辛亥各省起义以来，都督各拥实力，形同割据，袁氏依次削平，收统治权于中央，且设国税厅于各省，使全国财政亦得归于统一。凡此种种建树，吾人均不应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一概抹煞。
至于“二十一条”之交涉，除第五号中五项，袁氏坚拒，仅允日后再行协商外，其它有关山东满蒙之权益，所允许日人者太大，致为国人所痛恨，唯袁氏动机是否卖国，亦未必尽如其政敌所攻击者，以后袁氏亲笔证据陆续发现，均难谓其居心卖国。王芸生所著《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亦谓袁氏未必有意谄媚日本。“二十一条”对于中国自属不利，但袁氏以后当政之衮衮诸公所作丧权辱国之事，更有甚于“二十一条”者。
民国4年6月，都肃政史（相当于现在之监察委员）庄蕴宽等提出“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路大参案，或谓袁氏所授意，或谓袁克定图要挟交通系素有“财神”之称的梁土诒逼其资助帝制运动，余以为克定或则有意，袁世凯本人似不必出此下策。袁氏有所命令，梁又岂敢违抗，故无挟持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