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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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真又喜从天降，虽说现在已经过了用钱的阶段，但有钱肯定不是坏事。
有了这笔三十万的经费，不仅可以更快速的帮助淮北、淮安两地警备司令部建设，更能加快中央第二旅和第三旅的扩编工作。
袁肃在领到款项之后，立刻把钱派发下去，催促郭文远、赵山河抓紧编制。
在关于中央军详细建制的里面，还提到中央军的服色，将统一规划为土黄色的军服。以区别于各地方零零散散其他颜色的军服。
袁肃庆幸没有立刻开始订制淮北、淮安两地部队的军服，否则又要重新更改颜色。随即他与淮安、淮北以及滦州的纺织厂做了交代，订制一批全新的夏季军服，要求在九月之前全数交付到各路部队。
到了七月十一日，袁肃在淮安召开了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不仅要求淮安本地官员全部到场参加，还要求淮北的官员也赶来与会。借着这次工作会议，他向淮北、淮安制订了一系列政府工作任务，其一是大力推动教育建设，两地在今年年底之前各自兴建两所公立小学和一所公立中学，并尽快试推行义务启蒙教育。
其二是规范政府各项法规，取消不合法、不合规、重复的各项条例规定。所有法规逐步向大都督府靠齐，落实法规统一化。
其三是对工商农的分层次扶持，减免大部分工业行业的税率，减免部分商业的税率，以及严格控制农业税的征收，以实际收成为基础来制订每一期农税征收办法，最高不能超过八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最后一项，要坚决杜绝欺压农民，剥削农民，利用各种借口强征苛捐杂税。
袁肃甚至当场直接说道：“既有言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敞开的这把火放在这里，谁敢碰，我就要谁的命！”
其四是增设社会福利制度，引进滦州的公民保障局方案，开设社会保险来保障本地百姓的养老和教育事业。届时将会在淮安、淮北分别开设“肃业保险公司”，代替公民保障局来X经营社会福利的各项项目。
其五是开办官方银行，由本地政府、民间商人以及滦州肃业公司共同出资。官办银行同样是延续“北方银行”的名称，在淮安和淮北设立分行。所经营的项目同样与北方银行一样，协助政府、保险公司来完成资金周转和运作。
此次会议结束之后，淮北、淮安两地的官僚从某种程度上对袁肃又有了全新的意识。
就袁肃命令要求推进的发展事业，以及对本地工商农多政策的扶持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的的确确是想有一份作为。很少会有人对教育事业和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尤其在农民问题上还要牵扯到许多大地主的利益，着实是举步维艰。
然而袁肃确实用最简单的办法来缓解这些问题，那就是减少政府的财务积累，把政府税收用在实际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来，让官员们的利益有所损害，但就长远来看，也绝非是一棒子打死的地步。正所谓细水长流，多少还是能有一些甜头。
众官员也不敢有太多怨言，相反在表面上还有说出一通赞美恭维的话。
政府工作会议的消息陆续见报，袁肃下达的政务任务和制订全新的条规，很大程度上附和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商人、工人、农民都能感到松了一口气，也都能感到今后会有更好的景况，不得不承认袁肃是一位考虑周全、切实为民的好官。
正因为这些消息铺垫了袁肃在民间的名声，关于成立官方银行的筹资上也得到了积极的拥护，本地许多商人纷纷愿意出资入股。粗略的估计，北方银行淮安、淮北分行融资甚至可以有可能超过总行。
淮安、淮北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南北战争的阴影在这两地已然消失的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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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相文（？～1921）字焕章。山东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反对辛亥革命。1917年任直隶第二混成旅旅长。次年入湘镇压护法军。1920年秋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1年5月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6月，阎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旋改为陆军第十一师）为主力进攻潼关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正文 军绅政权：政治离心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27 8：21：46 本章字数：8720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皭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TF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中央）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X介X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不久，在中国的新军中有了两种军官：行伍出身的甚至连字也不认得的军官，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一般说来，在北洋军系统之中，留日的军官比较少，留日而升为师长旅长的更少。在各省的新军之中，留日的和留日军官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这些留日的中国军官，在日本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又和在日本亡命的中国X革命党人接触。那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之中，学者和军人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新军军官究竟有多少是知识分子，很难估计。以湖北的新军为例，1905年加入新军的人，九十六人之中有二十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第三十二标（团）之中有二十到三十个有知识的军官。这些有知识的军人，尤其是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军人，一方面能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一方面受过革命派的宣传，他们多半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
练新军是为了安定清室的政权，练新军的结果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反而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历史上常有这样的讽刺。
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对秘密结社的民众进行了联络和宣传的工作，最显著的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哥老会领导的反满的革命。他们的宣言中虽然提出了建立民国的政纲，但是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和作风却蕴含着顽强的传统的势力。不只是萍浏醴起义，孙中山依靠洪门（三合会）领导的好几次“边境革命”都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似乎证明了各个秘密结社团结行动之困难，也证明他们发动群众的能力有限。
但这并不是说秘密会社反满的情绪、要求社会正义的情绪对清室的覆亡没有贡献。正相反，他们在好些省份之中，例如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对摧毁清室的绅士政权有过很大的作用。四川绅士领导的保路运动变成群众性的保路军，广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军，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结说来，1900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与军人群众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TF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
在有组织的群众之中，军人反满，要求建立共和国体和政体；秘密结社反满，但没有显明的建设性的政纲。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呈现出离心的倾向，在这个倾向之中，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第二章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因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一切情报、建议都集中于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转达到省和州县。凡是政策的决定、官吏的任免，由北京考虑、决定、批准。附属于这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还有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司法系统、消息传达的系统，都同时以中央政府为最高点。
中央政府也是礼教、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心。圣明的天子，居于天人之际，主持国家最隆重的祭典，也主持全国最高的考试，选拔英才，赋予治国的责任。他之所以能担负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责任，因为他是“内圣外王”的完人。
这一个完人，以法治天下，更以德治天下，那才是王道。那样的政权才是合法而且有道的政权，那样的政权才能是合法与有道的最高裁判所。
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社会思想两方面来看，中央政府都是国家的中心。
省是北京之下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省的划分依据地形、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依据历史传统。省会是一省行政、教育文化、经济生活的中心。武汉之于湖北、广州之于广东，就是例子。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保定，那是晚近的事，算是例外。
省是家族居住的地方，代表大体相同的方言、大致一样的生活习惯。广东人吃广东菜，四川人看川戏。同省侨居外省的人有会馆、同乡会、商帮，例如江西帮、陕帮。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增强了中国人对本省的亲切之感。
一个省虽然在经济上常常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和其他省份发生通商关系，但行政上可以自决，在社会意义上是一个大的单位。自决不等于独立，省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个体。基本的原因在于它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它不能是有道无道、合法违法的最高裁判所。
1895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1900年以后的变化更快。北京作为最高的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裁判所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北京在那两次战争中仍然不能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据改良者的看法，那是因为上下壅塞，也就是在朝在野的士绅、中央和省之间没有大开意见交换的途径，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学会、国会、省议会，也要求立宪。这也就是说政府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来代表绅民的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