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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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税捐剥削
1。钱粮（1）地丁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39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40、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苏维埃时期土地改革－评老毛《寻乌调查》
下面是老毛所作的《寻乌调查》，上面列举CCP所推行的土改方式，现摘录下来，以供大家评说。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
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
一、照人口平分；
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
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
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
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
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
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
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