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黑暗中呻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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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奔《序言》：《文学与电影的神秘私通》。说到《序言》，不得不先放下书的作者王樽，先说说《序言》的作者崔建明。这个我有时叫他建明、有时叫他老崔的人，对外介绍他时，我总是叫他为“深圳碟王”。现在，每年想找一两本看了不反胃的、不烂眼睛的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一批爱看书的人转行看碟，碟送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世界。碟即影，那为何不叫崔建明为影王？因为他从不进电影院。他每日里走出家门是与天斗与地斗，与投入产出斗；但回到家里，他只和他收藏的差不多近一万张的影碟斗。崔建明通过对影碟的不懈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江湖上认可的电影专家。
作为专家，建明也像大师卡尔维诺似的先放下费里尼的著作不说，横空出世先扯上一大段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这一点，我也很理解。对于电影，我们几位朋友都像在路灯下看到一盘残局，每个人都憋不住撸胳膊挽袖子上去支上两招，耍弄一番。建明的这一番耍弄，占去了《序言》的大半笔墨。但耍弄得也很精彩：
关于电影，我总是有话要说。
我个人认为，就电影发展而言，真正具备开拓意义的电影大师不过三个人：格里菲斯、爱森斯坦和威尔斯……用如此多的文字来叙述我心目中的电影大师，是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这三位之后，电影已没有大师。《一个国家的诞生》告别了电影的襁褓期，《战舰波将金号》创立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而《公民凯恩》则是传统电影和现代电影的分水岭，电影美学规则的构筑从此完成。而电影如今已是华丽包装下的游戏。即是游戏，那就看谁会玩，玩得认人面红、耳赤和心跳……电影的观赏无非是一场合法的色相偷窥……但我也注意到有一种人并不满足于电影商人提供的大众消费—
接下来，他提到的当然是王樽和他的这本书。关于他夸奖王樽的话我不能再引了，因为，我还有话要说。建明在这个《序言》中，除了气壮山河般地概说了一通独具眼光的电影史话，为一部关于电影的文字作了某种阅读的热身之外，他还恰到好处地为王樽的这些文字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电影随笔。他用的是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说，所以，引出了我下面的这些闲话。
应当说，“电影随笔”这个词对我刺激很大。算起来我与电影的文字关系大约有近二十年了。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混迹于长影的“七放”或“十二放”等小放映室里，观看当时的所谓内部电影，《教父》、《八部半》、《去年在马里安巴》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就拿电影当成一件文化大事来研究，一直写影评，也算个资深影评人了。近两年碟看得多了，我反而突然不写了。恍恍惚惚地觉得影评，尤其是我的那种一吐为快的影评，已经不是东西了。这个感觉最初是从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关于电影的文字开始的。她从电影里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写出了更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那种另类的思想与文字，令我汗颜。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电影随笔对影评的打击。但我没能想到的是，在我的身边还潜伏着更贴近的打击，王樽的这些文字也在那两年就动手了，只是发表在远离我们视野的杂志上，有些根本就没有发表，静静地伏在电脑里，等待着某一天猛然跃起出击。
榴莲的气味最是无敌，老远你就可以闻到，不，是感受到。成熟的榴莲因过分甜腻而发散的呛人的恶臭，像堕落又招摇的女人，让人避之不及，既厌恶又满是诱惑。她们成群结队，混杂着既低劣又高贵，既热烈又冷漠，既肉欲放荡，又清纯无辜，总之是极其复杂多义的感觉，那感觉波涛汹涌，势如破竹，卷地而来……
这篇名为《榴莲的气味》的文章，碟友们一看名字就会猜到他是要写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但文章上来即以波涛汹涌、势如破竹的劲头狂说榴莲，在两千字的范围内几乎只字不提那个电影，让你感到是沈宏非们在弄“写食主义”。但读着读着你又发现：
我在少年时，闻到外国人身上浓郁刺鼻的香水味，总觉得不可思议地难闻。当我最初闻到榴莲的气味时便想到了外国人身上的香水味。美国有个强Jian犯在为自己辩护时，曾振振有辞地指责被辱女子身上的香水味太有刺激性，以至自己失控犯罪。
“写食主义”一拐弯又钻进“写色主义”的胡同。食色性也，转而进入到《榴莲飘飘》的象征求证。王樽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原本是随意的写作，他会像做学问一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在文章中接着说：“在2002年的香港电影节上，我曾就榴莲的特殊寓意当面询问过陈果。他说，起初并没想太多，感觉合适，刚好用上了……其实，关于榴莲在影片中的寓意是不必刻意追寻的，影片完成便成为公众的产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意想中的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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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影碟的洞孔（2）
虽然秦海璐演的是青年妓女，但王樽最后将榴莲定位于“人到中年”，“是当下对过去的遗忘……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有浓得化不开的风情，有些不再上进、破罐子破摔的无奈，有点堕落，也不算太堕落，至少与无耻无关；有点肉感、放浪、有点风骚，但不让人恶心反胃，正好处在临界线上，再过一点就让人不屑了；是饱经沧桑的通透，旷达。总之，是一种难以说得明晰的，一个季节对另一个季节的缓慢的、持久而沉迷的渗透。”
电影成了石子，王樽成为弹弓，电影随笔成为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的秘密武器。在王樽的电影随笔里，十八种兵器，不能说样样精通，但也运用得极为灵活自如。在他的关于电影的文字里，有时他会高声吟咏一首自己早年写作的诗歌，有时会热烈地铺张一段巴乌斯托夫斯基或你所不知道的什么别的“司机”的小说，有时会挂上一段酸楚的情史、邂逅和奇遇，有时会拉开生物学的或者物理学的架势，色、香、味、声、光、影一锅炒……他漫无边际地自话自说，似乎不知所云，但确让人有所感悟。
有人曾这样定位散文与随笔：“作家的散文，学者的随笔”。这话多少有点贬低散文的意思，但我以为，它至少准确地道出了随笔的品性。我为什么会认为电影随笔比影评地位高，因为，随笔与现代的散文相比，首先胜在信息，或者说是知识，再深点说是学识；二是它要求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自由的思考；三就是更加自由的文笔、文采和文路。
随笔要想写得好，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太功利。我问过王樽，这些文字最初是给哪里写的，他说：“原来是给一家杂志零零星星写的，后来写来劲了，也不知道写出来往哪里发，其中有好多文章根本就没想应当怎么发，就一路凭着兴趣写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时不知发表的面貌，那种状态最好，没有了功利心，也就没了框子。随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的哪一方面来讲，都更需要随心所欲的心态。很多时候，深刻的思想和精彩的文字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随着你写作的自由散漫的进程，自然而然地跳出来的，有些甚至是飞跑着赶来的。这时写作者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它洪峰般涌来。过后，你常常会问自己，这话是我说的吗，怎么这样精彩？
电影随笔，就我所知，已有几个人弄得风声水起，一个是学院派的崔卫平，一个是社会派的毛尖，再有就是我这里介绍的王樽。他是什么派，我还说不清，但我至少认为《与电影一起私奔》是一种亲近于学问的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写作，它是成功的。
说到学问，还得再说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朋友到新开张的号称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南山书城闲逛，朋友买了智效民的新书《往事知多少》，我翻了一下，从“往事”的角度看，以为它不及“并不如烟”，所以没买。但几天后看到一篇关于它的书评，其中一段文字是关于随笔与职称的，很有意思，特摘录在这里：
如今，在一些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随笔的学术价值是不被承认的，哪怕是学术随笔也不被承认。好在山西社科院对学术统计比较宽泛，还承认随笔也算科研成果。
如果，按照山西社科院的比较宽泛的学术统计，王樽的这些文字不仅是一部自我快慰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放到评职称的学术成果统计的游戏里。其实，“学术随笔”这个词也很另类。往近了看，在钱穆、黄仁宇那里，往远了看在先秦祖师那里；往外国看，在尼采、在克尔凯郭尔、在房龙那里，“学术”早就“随笔”了。那么，为什么有些文字会成为随笔呢？我想，写作的根本追求在于自由之精神，而没有自由之笔墨，自由之精神会枯死于笔端，甚至憋死于内心。在今天，写已有了可贵的自由。王樽将它用得恰到好处。
最后我还要做一个补充，《与电影一起私奔》有一个很好的前言，它很热身；有一个丰硕的身体，它很好看；正文的后边有一个很好的附录：三大电影节获奖电影名单及美国一百部最佳电影名单，相当于“人生必看的三百部经典电影”的清单，它很实用。一本随笔集，好看，好玩，又好用，我们还要求它什么？
一轮弯月高悬，夜幕上缀满星星，宜人的风徐徐掠过。一大块空地，数不清的人从许多角落里拥出，男女老少，不分尊卑，会聚在一块白布前面，当那一束白光射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便开始躁动，无论是发情还是怀春，他们都是死不悔改的寻梦人。
这就是玩了一百年的电影，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无端地猜想，什么时候把这个好东西搬回家就好了。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少年人与小伙伴天天晚上钻下水道进场，像一群地下工作者，为的是节省那两毛钱的电影票，尽管那些电影不过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可那是一个少年在荒凉时代的全部梦想啊，童年的快乐都凝聚在那一块白布之上。多少年过去，少年人终于梦想成真，他真的把电影搬回了家，录像带、VCD和DVD实现了久积心底的愿望。如今已成中年的他，早已快乐地倚在床头观赏着影像世界里的一切奇观：Zuo爱、凶杀、枪战、灾难以及美女猛男反复演绎的三人转或者更多转使他心旌摇曳；毒贩、妓女、剪刀手、吸血鬼、变态人让他目瞪口呆；教父、海盗、杀手、刀客则令他心旷神怡……最后，他自己憋不住了，把所有的观影体会写成了一本名为《与电影一起私奔》的书，甫一上市，坊间就火了，大家觉得这书挺另类的。既没有BOBOS的卖弄，也没有网上的噱头，它把一个少年的青春梦想和中年男人的读书心得以及影像观感很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人生的无常、风一样的青春和银幕前的胡思乱想在这一本书里有很好的交集，就像一干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人，备感温暖而又亦悲亦喜，无论心中有多少数不清的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与电影一起私奔》都引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次丰富的人生之旅。书中的胡思乱想在一些年以前是不能暴露的，已经有大量的惊弓之鸟开始承认这一点，万一不小心露出了小小鸟的尾巴，那肯定被捉去下了火锅。令人狐疑的是，当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时候，曾经有过的胡思乱想却已不见踪影，这是让人一想起来就伤心欲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深刻很了不起的念头，无非是有关下半身的想入非非，大事件都有领导操心，革命群众只能关起门来悄悄地寻欢。胡思乱想不见了，真的不见了，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豪华渔村里，人人都在关注自己的财富，那么多烦恼那么大的压力，满地的碎银子再不去捡回来，那就来不及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深圳的来不及心态在《与电影一起私奔》里有刻意的描述，阅读之际，我们都像《罗拉快跑》里面的女主角，什么都有可能，什么结局都会发生，可总是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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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影碟的洞孔（3）
说到这里，该说一下《与电影一起私奔》的作者了。他姓王名樽，河北保定人氏，来深圳多年，乃报业一介名记，当年想把电影搬回家的少年就是王樽。我和他于1988年相遇，在那个数十万人穿越琼州海峡去投奔海南孤岛的时候，我们曾共同痴迷于录像带的交流。王樽那时正红，担任一家杂志的总编辑，全海南三十多家新闻媒体中他是最年轻的领导。我们处在被海水围绕着的岛屿，看录像带是仅有的一点快乐，也从此结识了朱丽叶·比诺什、朱丽娅·罗伯茨、戴米·摩尔、妮可·基德曼、苏菲·玛索、莎朗·斯通、泽塔·琼斯、安吉丽娜·朱丽、梅格·瑞恩等一大堆骚得冒烟的宝贝。我们经常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议论她们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并时不时喷射一些胡思乱想的口水。随着宝贝们年岁的增长，我们对她们的热爱依然执著，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后来王樽投靠深圳的媒体，我在琼岛一个人留在影像世界里发梦。只不过玩起了VCD。再后来我也变节来到了鹏城，再次与王樽在电影中会师。这一回玩大了，把DVD弄出了很大的动静，王樽积数十年之功，整出了一本《与电影一起私奔》，洋洋洒洒二十万字，十分惊人。其实我知道，这不是他最好的东西，王樽有极优秀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出一本电影随笔集是书市作祟，毕竟他有一个文娱记者的身份。
在深圳读《与电影一起私奔》，少年时的胡思乱想让我们仿佛踏上了回乡的路，露天电影勾起开裆裤小儿时的白日梦，亦引发了半熟少年的青春激｜情，影碟是青葱岁月的往昔缩影，也同样是中年男人的梦中情人。《与电影一起私奔》的问世是深圳的一个意外收获，像王樽这样把读书写作、人生经历和观影体验穿针引线并有机组合起来的文字是当今文坛不多见的，这本书的语感、结构、趣味以及可靠翔实的资料使它创造了难得的阅读快感，读这本书的人，从中可以领略一个读书人的时代印记，也得以窥见王樽那独特的叙述魅力，就像他的先人在地道里打鬼子一样爽。
我们这些已经没有胡思乱想的人，赶紧读一读《与电影一起私奔》这本书吧，在那里总有一些梦想诱惑着来不及的人，哪怕过一把干瘾也好。一本好书，影响人的一生；一张酷毙了的DVD，则绝对带来一个好梦。正像金庸大爷在《书剑恩仇录》里所讲：“倘若普天下处处乡村都有了茶肆酒铺，那黎民百姓就是安安乐乐了。”我借用此中句式：如果家家户户都有DVD和数不胜数的好看故事，那么，平民百姓就真的是过上好日子了。
后记：曙色微明
（）
曙色微明时分，我看到自己鬼鬼祟祟地跑过肮脏的城市广场，随地大口吐痰，把果皮纸屑到处乱甩。广场冷寂无声，来往的公共汽车上也是空空荡荡。刚才我还在车上西服革履、正襟危坐，而到了车下，便放肆地东奔西窜，还把充满油烟气的蹩脚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直到浑身一丝不挂。站在很高的一栋楼上，我轻蔑地凝望：自己正像个盲流恬不知耻地暴露着难看的身体。因为极端的厌恶，我甚至像《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变态杀人纳粹一样隔着窗户举起了冲锋枪。正瞄准时，恍然悟到，自己正在射杀自己。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在梦中背诵着这首小诗，直到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躺在床上，暗自思忖这个梦境的寓意。我想到，在潜意识中除了厌恶自身现在的状态，有不少成分可能是希望成为活得更好的他人。人人都想成为别人，只要置身度外，就不能自控地厌恶自己。
童年时，有一件事曾令我百思不解，就是镜子里的自己和照片上的自己几乎完全是两回事。我习惯镜子里的样子，而难以忍受照片上的形象。常常假想自己是某个电影明星，比如王心刚，或者《闪闪的红星》中的英雄少年，模仿他们的某个表情，感觉简直如出一辙。对着镜子装模作样时，觉得相貌虽然不同，但神还是在的。
然而，照片却把所有的良好感觉无情击碎，照片上和感受中的自己相去太远。
后来，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又吃惊又奇怪，它和自己感觉的声音简直大相径庭，几乎判若两人。
太大的差距，几乎让我迷乱。我看到一个有些神经质的瘦弱少年，在缓慢而忧伤的成长中渐渐变得臃肿和笨拙，嗓音也从尖细、沙哑到低沉，口音和趣味永远有着小城市尘土飞扬的气息。自信，傲慢，自卑，敏感，浪漫，浑浊，迟缓，低俗，似是而非，高风亮节，犹如一堆堆碎片，纷纷扬扬，熙熙攘攘，组合成模糊的自己。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在世并非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很多成功除了锲而不舍的追求之外，还取决于个人无法左右的天分、机遇，就是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生活的苦难和挫折告诉我，年轻时激动不已的理想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镜花水月。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免除了很多烦忧，我不再屑于青春期的沽名钓誉、慷慨激昂，只要能养家口，也懒得去挣更多的钱。我很知足，能读想读的书，能写想写的闲文，能看想看的电影，已经足够。不经意中，自己变成一个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庸人。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大量地看影碟，并在淘碟看碟之余写一些与电影、读书有关的文字。初期只是聊补空虚的自蔚，偶有些发表，多数沉寂于抽屉，日积月累竟有不少篇章。在友人督促下，遂有《与电影一起私奔》问世。意外的是，这样一本很个人化的书竟获得不俗的销量和若干好评，作家杨争光、孔见以及邱玲女士都希望我能再多写一些。我是个经不住鼓励和好话诱惑的人，便一鼓作气整理出眼前这本《谁在黑暗中呻吟》，比前作更有些私密的性质。但在出版过程中，因种种原因，与书名相关的篇章没在其中。我想，这并不影响书名的成立，当读者狐疑“谁在黑暗中呻吟”时，答案是包括作者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