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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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点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种新精神出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色，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种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感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口一辞他说他们亲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末，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战争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日本就像一辆新的Buick汽车，它有极好的发动机，试图穿越戈壁沙漠。这是一场在发动机与沙漠之间展开的竞赛，这辆汽车能在沙子进入发动机使它陷于瘫痪之前到达那个遥远的、永远变幻莫测的终点吗？是沙漠将毁坏汽车，还是汽车将征服沙漠呢？另外还应该考虑在内的是，这辆汽车出发时带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到达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尽之前它要尽快向前推进。如果这辆汽车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最后一加仑汽油，日本就赢了。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在我看来必然会发生的是——日本的机器将继续艰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动，它就会继续前进。但最终这辆汽车还是会因为缺油而抛锚。美国的和英国的卡车会被叫来，把它拖回这段愚蠢旅行的起点，那时这辆汽车的挡泥板已经肮脏不堪，车轴已经断裂，连发动机所需的润滑油都没有了。
在这场沙漠竞赛中一个更为奇特的因素是：无论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国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国的加油站来加油，来获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断侮辱加油站的雇员，并且撞倒加油站的围墙，但还是把美国汽油加到自己的机器里了。而加油站的雇员也只是对日本人的无礼、对扔进自己眼里的沙子随便抱怨几句，发几句牢骚，但还是把汽油钱装进口袋里，声称还是生意最重要。什么时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为赢利销售汽油，像新英格兰农夫那样，拒绝与那些不考虑后果，而将别人篱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中国在战斗，她还将继续战斗下去，她会备受战争创伤的折磨，但不会被打败。中国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刚愎自用的领导，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他把战争看作20轮比赛，知道只有那最后的一击才是决定性的一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内在的力量，而是熟悉这种力量并巧妙地加以运用。对抗战本质的这种理解不仅通过报纸和电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在指导总参谋部的战略与战术。
只有当我们把日本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或者强迫他们撤离的时候，我们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这些文化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旧文化。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不是我们的旧文化，而是机枪和手榴弹，才会拯救我们的民族。中国人不会再去接触自己的旧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谈论什么亚洲的“共同”文化，井把这种货色扔回它应该呆的地方去。看来，聪明人不应该经常谈论什么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听到之后，将它变为一个口头禅，从而将它毁掉。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特别的“英国”或“法国”的文化。然而当希特勒大谈其“德国文化”、板垣大谈其“亚洲文化”之时，人们即须提高警惕。一个德国人一听到德国文化，马上就会伸手拔枪；而当一个日本人提起亚洲文化，妇女们就会吓得发抖并尖叫起来。
酝酿中的风暴
我在3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切，我看到未来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战争，同时也看到中国通过这场战争也同样会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为现在坚强的抵抗基础是牢固地扎根于1932年日本强占满洲之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十分明了。这种抵抗不是开战后一夜之间的产物，不仅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所引起的。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是始于1931年9月18日。从那时起，一直烽火连天，未曾间断。中华民族看来也算是较为“现代化”的，但是，直到他们被激怒并气得跳起来，直到他们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满洲之后，仍然饥肠辘辆，胃口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在觊觎整个华北，直到此时，中国人抵抗日本的决心才具体起来，坚定起来，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战的全面爆发是中国人愤怒到了极点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大动员”，并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之火和对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烧起来的年代。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自己的版图日益被蚕食鲸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万美元的日本货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走私进中国之时，在跟随日本军队之后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进行之时，中国入感到极度的愤怒，而政府则因害怕闹出事端而去拼命地压制这种愤怒，不让它发泄出来，但它必定会逐渐积聚成一股力量，最终爆发出来，吞没任何在日本无休止的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于从1932～1936年的五年期间，人们内心普遍的民族耻辱和抗战要求受到了压抑，无法以任何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下这些相互交错，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种压力持续增长：1。日本军阀企图分裂华北5省的罪恶阴谋对国人造成的巨大压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大众和大部分政府官员日益增加的愤懑情绪和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3。国民政府为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而对人民情绪的任何表露方式进行镇压，因为它正在作着抗战的准备；在这种稳固而持续增长的压力下，整个民族实际上已经怒不可遏，他们要气“疯了”。察哈尔－河北政权的黑暗阴谋笼罩着这两个省份，政府方面态度暧昧不知何时何地才会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让，这一切都使人沮丧，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顺从人民大众的抗战要求，与日本决一雌雄，我们的民族才会恢复精神上的平衡。这场战争就会像一场风暴，一扫阴晦浊气，让人们能在清新的气氛里畅快地呼吸，尽管这是不平衡的气氛。完全觉醒的人民，就能把从满洲被蹂躏以来积聚已久的对侵略者的仇恨发泄出来，从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宣战，从心理上讲，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我相信，如果一枪未发就放弃长城以内北方省区——日本人可不会放松进攻——我们民族就会进入持久的压抑狂状态。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有无准备，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涨、如此强大，它席卷了阻挡它的一切事物，并且在西安差一点连蒋介石也吞没掉。如果蒋介石不能够向捕获他的人证明自己有抵抗日本进一步入侵的诚意，他就不会被活着放出来。他的这种想法早已坚定、清晰地活跃在他的脑海里，不过是他拒绝公开向人民宣布罢了。
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的一个怪僻行为是他一方面积极准备作不可避免的战斗，一方面又在力争取时间而拖延，整个民族则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否有一个能给人以希望的领导。在南京，有一个远东高明的棋手坐镇，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个高明的棋手是冷静的棋手，这个异乎寻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来，我看着他出人头地，走上了荣誉和权力的宝座，他有时会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谋深算、顽固不冥（很不像中国人的作风）。更有甚者，他也是一个采取行动，但从不把他的计划公诸民众的人。蒋的这种“惨无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就放弃整个满洲时得到了证明，1932年他拒绝给上海的十九路军提供援助也是一个明证。这时，日本人已公开挑战。就人民看来，这时中国已经在抗击日寇了。这种态度殊非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之所能采取。如前所述，蒋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即使遭到整个民族的谴责，即使成为孤家寡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妥当，这不仅是指军事训练、军事装备方面，主要是中国尚未紧密团结起来。上海的战争爆发于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还在华中和华南攻打汪精卫、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还在华北攻打汪精卫、冯玉祥和阎锡山；在江西，他正在围剿那里的共产党，而1933年围剿又达到了顶峰。
顺便说一句，江西的共产党早已向日本宣战了，并且从1932年以来就在实际上与日军作战。日本想在中国“歼灭共产党”，这也是蒋介石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正在进行的事。但是因为共产党既想打败日本又想打败蒋介石，也因为蒋介石不允许日本打共产党，所以日本就想打败蒋介石，以便指挥蒋介石去打共产党，它不让蒋介石安宁，直到蒋不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的“红色拿破仑”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战争开始了，日本很快就发现它的唯一目标是“摧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反日的，尽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会发现它将“打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不但是反日的，还是亲共的。
然而，这场高级喜剧正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外交官员中上演的同时——这场戏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国人民正处在一种举国失望乃至发狂的可怕氛围之中。第一线希望1935年夏天才来到，日军宣布要摧垮蒋介石。对那时也正处于绝望的深渊的我来说，无疑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军国主义者们狂妄之至，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武官公开扬言，他奉命出使的这个友好政府的首脑应该被推翻。此后，华北日军的权威人士多次发表公开谈话，他们喜欢在报纸上露面，并极为坦率地向记者阐明日本的企图。这些言论有两个效果，却都令人震惊：首先，蒋介石也是一个人，有着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欲。他尤其是一个天生的、勇敢的、战斗到底的勇士。日本公开挑明的敌意惹恼了他，就像波斯猫的毛被逆向搓抚了一样；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对蒋介石的指责，反而立即为蒋开脱罪责了，在中国人民眼里蒋介石不再有亲日的嫌疑了。中国人民开始把他当作民族领袖而聚集在他周围，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斗争了那么长时间，这使中国人本能地意识到，凡是日本人说是有益于中国的必定有害于中国；反之，凡是日本人说是有害于中国的，必定有益于中国。因此，当日本人宣布视蒋介石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时，中国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简而言之，如果日本认为蒋是坏人，这就证明他是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为中国做事，日本人就不会企图“打垮”他。1935年夏天，几个有影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些声明，使中国人民深信蒋介石正在准备抵抗，只不过是他不能讲出来罢了。以往曾经非难和指责蒋介石的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对他的看法，齐心协力支持他。
追溯到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笔者在枯岭写本书时，就听到了蒋要准备武装抗日的传言，心中不免产生许多疑窦。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诚也减少了。然而，除了这些军训团里的讲话之外——这些讲话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没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体迹象，给我的印象是总司令极其狡猾。他在日本问题上也是爱国的，这一点他竭力在我和中华民族面前掩饰。日本人扬言“蒋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确信蒋准备民族自卫、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诚的，我的直觉没有错。
由于蒋介石不在乎民众是否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由于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由于在日本与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旧采取卑躬屈膝的对外政策，故而实际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后，人们才开始风传蒋是在为抵抗作着准备。对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蒋介石过去在满洲事件、上海战争和塘沽协定中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一直对他很不利。但像我这样略知一点内情——即民族自卫的准备正在进行——的人，认为他过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宽恕，因为他不是从感伤的爱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军事组织、交通或通讯设备、供给和照顾伤员的能力等方面来考虑的，这是要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数据来说话的，像一个军人该做的那样。用来说明他正在加强个人对全国的统治的事例，不仅有空军的建立，还有其他一些具体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为防止日本封锁东海岸而不分昼夜地修建广东到汉口的铁路，对医护人员的调查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在私下宽恕了他。
1935年8月以来，这个人对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采取了顽固不化的态度，对此，本人仍然深为不满。这种态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绑架时才被迫有所松动。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强那里的剿共运动，他离开西安时，则已经相信了共产党的诚意；共产党本来可以在那里要了他的命，但是他们却力主将他释放，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时蒋介石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无穷的暴乱就会发生（就像1936年所发生的广西反叛那样），他就很难再将中国拢在一起，尽管他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胁的公众情绪是如此炽热，以致于只有通过在民族自卫中担当领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国的军事统一变成真正的道德一统。我觉得，如果他能公开担当这个重任，他就会成为人们衷心拥护的民族领袖，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当时的条件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他稍作犹豫，放弃了民族抵抗（这一点从他出了名的顽固和见识来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个民族就会聚集到那些继续抗战的将军身边。直到今天，事实仍然如此。我们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罢，普通百姓也罢；是被环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罢，控制局势的人也罢。恰如中国格言所云，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同时，对于仍然怀疑蒋的爱国领导的中国人来说，战前时代的中国确是一幅令人厌恶和失望的画面。还要我来讲讲无耻、凶残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国方面同样无耻的投降态度和对所有反日情绪的无耻镇压吗？我是否应该从头讲讲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国人难以容忍的恭顺和屈从，乃至稍有些许自尊心的人们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条件？当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个市场对妇女进行调戏和哄笑时，中国的丈夫们只能在旁观看，束手无策，而此时的北京尚在中国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战。难道这两个民族不应该一决雌雄，结果使中国要么保持一个平等的国家，要么沦为日本的附庸国，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惜实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并严格禁止示威游行以压制反日情绪的呢？尽管有着种种防备，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爆发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挥舞着大刀朝学生砍杀。是同样的大刀，燕京的学生们曾经送给过去在长城上抵御日本军队的第二十九师；还有，在寒凤刺骨的天气里，警察们拿着消防水管朝示威游行的学生身上浇凉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北平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后来都血流满面地坐在黄包车里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闻检查是如此的严格，几天之后我回到上海，发现上海的中国报纸没有登出一条有关游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东站，我亲眼看到日本货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进来。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耸立在一个中国的火车站上，四五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两腿叉开，稳稳地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