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级幻想-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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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200百万元的中低收入者，如果不知究里，中国人会认为我在哭穷。韩元面值这么大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不便于”计算。尤其是我们这些初来韩国的老师买任何东西，都会下意识地换算成｜人民币或美元，再看值不值。可面对几十万、数百万元的币值，每每要借助计算器才能明白。在我印象中，似乎只有南美的秘鲁等国的货币面值比韩元大。我问，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便于”呀，为什么贵国的金融界没有考虑改进币制？学生们听后大笑不止。
　　　　课后有个经济系在中文系选我这门课的同学告诉我，韩国经济学界、金融界多年来其实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大韩银行（可能是韩国的央行）去年还提出了一个缩小韩元面值单位的方案，打算以1000：1的比例缩小。赞成改制的意见占上风，也还有反对意见。反对者主要认为改币制的成本太高：因为这必然要改变货币面积的大小及货币上的图案，这又势必导致更换目前全国各地使用的自动提款机，这笔费用可不是小数啊。不过赞成改制的意见还是占上风。但是何时能使用“便于”计算的新货币还要费时旷日，首先要各界讨论，到国会表决通过再到实施，整个过程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我听了，觉得他说出了改币制难的表面原因，但没有涉及到实质点。记得《经济学家茶座》好像是第十辑刊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俊慧博士的一篇谈日元何以不能缩小面值的文章。编辑这篇文章时，我还试图将文章名改为《日元为何难以消肿》，但怕作者不愿意而作罢。她认为主要是涉及到日本实行的消费税制，国家财政会因为日元面值大可以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税收收入。所以是否进行缩小货币面值的改制就不单是方便与否的问题，还与各阶层的经济利益有关，进而牵涉到国会里面的各党派的角逐。读李博士的文章，才会觉得币制改革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韩国女性海外分娩热——
　　　　2003年11月23日周日晴
　　　　在家读新出的”ChosunWorld”，看到一个校园调查（SURVEY）。题目是“如何看待韩国女性海外分娩（maternityexpedition）”，引起了我的注意。前段时间读《朝鲜日报》中文电子版，也看到类似的话题。
　　　　韩国女性海外分娩自90年代初就露出端倪，指的是为了让新生儿子得了一个外国国籍，产妇不惜花巨资到外国去生育并渡产假，当然是到英语国家，首选国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再次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股风自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越刮越盛，开始时还只限于一些富豪阶层，近年已经扩展到中产阶层。这与韩国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国民对国家渐失信心大有关系。报刊分析海外分娩的原因主要有：
　　　　得到出生地国籍。在韩国人心目中，英语国家的国籍还是比较吃香的。
　　　　逃避兵役。在韩国，男性公民依法律都得服二年义务兵役，大学生也不能幸免，即使要到国外留学也得服完兵役再走。逃避兵役很困难也很不光彩。这种兵役制度与台湾很相似。我教的学生中，三年级的男生多在二十三四岁，普遍比国内的学生大二三岁，原因即在他们多是上了大学一二年级后，去军营服完兵役再回校园完成学业的。以前是三年兵役，国民对这种制度普遍反感，但又都能理解。所以韩国政治民主化以后的历任总统都将缩短年轻人服兵役时间作为自己竞选纲领之一，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废除，总是缩短几个月，于是几任总统下来，兵役期已经由三年降至二年了，据说这是底线，不会再缩短了。孩子在外国出生，自然获得了出生地国籍，逃避兵役就是合理合法的事了。
　　　　对国内教育制度失去信心。韩国和中国的教育极为相似，中小学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几乎还是随着高考指挥棒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仍然是人生一大目标。这种体制下的学生实在太苦，家长更苦。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考试能力强、动手能力差、创造性思维能力弱。海外分娩的产妇自然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顺利进入出生地国家接受教育。
　　　　经济不振、社会风气下降也是动因。
　　　　海外分娩代价不菲。据报道，要到美国渡过30天的分娩加产假，所有费用得花3000~5000万韩元（21万至35万人民币），去加拿大得三四十万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十五万至三十万元。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韩国各种为海外分娩提供的“一条龙”服务就应运而生了：韩国内的出国咨询、旅行社、医院、租房、产假服侍……应有尽有。

（）好看的txt电子书
　　　　“ChosunWorld”就海外分娩及由此引起的双重国籍和国家认同等问题对120名朝鲜大学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到如果你有韩、美双重国籍，你会选择哪国籍时，有接近半数的47。5％受访者表示还是选择自己的祖国，但也有高达32％的人表示选择美国。当问到结婚后你们想不想通过海外分娩方式有一个美国籍新生儿时，有半数人表示会这样做。在回答产妇选择海外分娩原因时，依次是孩子教育47。4％、逃避兵役29。9％、国内经济不景气13。3％、社会失序和**5。1％。有34。2％受访者认为海外分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但有47。5％的不这样认为。当问到“你为什么认同海外分娩”时，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过得比现在好”，另外的回答是“因为国内教育费用太高且效果不好、因为这样更能国际一体化、随大流”。当被问到海外分娩的负面影响时，回答依次是：损害了国家的形象38。7％、突显了贫富之间的差距22。6％、变相逃避兵役17。7％、浪费了宝贵的外汇12。9％。最后问卷设计兼调查者感慨地写道：韩国人正在流失（disappearingKoreans）！韩国虽小、资源贫乏且处于分裂状态，但她是我们的祖国，增加国家认同感、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是大学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知怎么的，我看了这篇调查报告心情挺沉重的。其实不仅是产妇海外分娩热，韩国还有“中产阶层海外移民热、中小学生欧美就学热、企业迁移中国热”，这都是国民对政府信心不足对国家前途悲观的反映。但愿这幕剧不会那么快在我国重演——
　　　　嫁到韩国来的中国新娘倒苦水——
　　　　2003年11月25日周二晴
　　　　由于（2）班比其他二个班进度快二节课，为了与他们保持同样的进度，今天我没有给（2）班上新课。而是与韩国学生谈起中韩经济关系。学生们反应真希望以后讲课多有些这样的内容，而不是围着课本转。我何尝不想如此，但教学进度还是得完成啊。
　　　　晚上在“人在韩国”网站上看了很久帖子，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有趣且颇有见地的话，“中国女人应该来韩国实习如何做太太，男人最好别来韩国，因为准得失落异常”。下面网友跟帖很多。韩国“男尊女鄙”意识仍然浓烈。男人在家绝对是家长、一言堂。我的韩国同事说，在他父亲那一辈，男人一回到家，通常只对妻子说三句话：我回来了、孩子呢、吃饭吧。现在的男人晚上下班后也很少直接回家，当然有很多确实是在办公室加班，但更多时间是在外与同事或朋友一家餐馆换一家餐馆地喝酒，很晚回到家，还说，我真忙，累死了。太太立即会递上毛巾、热茶。早上先生去上班，太太一定要送到门口，一直看到电梯门关上了才回屋。即使今天的韩国女性就业率已经不低，职业妇女并不因此减少对老公孩子的照料。听韩国朋友说，每周五天上班的西服、衬衣、领带都不能同样，太太每天都会给他准备好在床前，熨烫得笔挺。如果太太上班实在没有时间，也会送到洗衣店去洗熨。在温柔贤惠上，韩国女人真是不逊日本女人。网站上有男网友发出娶个韩国太太的感叹，马上遭致数张帖子的奚落：就凭你每月拿一二百万韩元的“百万富翁”想娶韩国太太？倒是中国太太不断嫁到韩国来了。同样，大陆新娘过得幸福的似乎也不多，她们多在抱怨韩国丈夫的醉酒、不顾家、粗鲁。婆婆清规戒律多，小媳妇难做。
　　　　还有一篇令人恶心的文章，“在韩国地铁逃票”，笔者看来还是汉城一所较有名的大学中国留学生，津津乐道自己每次逃掉700韩元（仅合五元人民币）的辉煌战绩及精湛逃术。最后还算有点自知之明，说是不得已，自嘲“人穷志短”。下面谴责这位仁兄的帖子很多。都骂他在给中国人丢脸，把这种小聪明多用在学习上或找个工打多好。这位留学生真是个中国人的败类！一粒老鼠屎会搅坏一锅汤的——
　　　　新娘得为新郎准备三把钥匙——
　　　　2003年12月4日周四睛
　　　　今天与华侨W教授谈起韩国婚嫁习俗，我说看报纸，韩国平均结婚要花费近亿韩元，这钱由男方还是女方出？W说，一般情况下是男女方各负担一半。男的负责买车，女方操办婚礼、出国旅游。房子呢则是男方管买房，女方管室内家具、家电。但不尽然的是，在韩国数医生（自己开业的）、律师、教授三者地位最高。而这三种职业女性很少，多是男性，如果能嫁给上述三种职业的男子，女方则要预先为男方准备好三把钥匙：汽车钥匙、房子钥匙、医院或律师事务所钥匙（即为男方开业作好准备）。我一听，有点印度妇女出嫁要给婆家厚重嫁妆的味道啊。中国的男人可没这么幸运呵。韩国同样是个人情社会，亲朋好友的婚丧嫁娶、乔迁之喜也要送礼的。倒是实在，一概给现金，送结婚礼的份子钱，关系一般的就是三五万韩元，深点的就得十万以上了。光州有好几百个华侨，W又是大学教授，算是华侨中的知名人士，华侨子弟多是他的学生，W说他每月都会收到二三份出席婚宴的请柬，也就得准备同样数量的红包了。
　　　　W教授借我一本《韩华在浴火中重生》，说读完此书，你对韩国华侨就会有较深的认识。读书是我最爱，本书写的又是我最关心的事，岂有不认真阅读之理——
　　　　中国老师从北至南的薪金递减——
　　　　2003年12月15日周一晴
　　　　临近回家了，与同在韩国其他城市的中国老师电话来往不免多了起来，无非是问问都买些什么韩国土特产回家，他们的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当然有意无意地都会问问他们的学校给的薪水多不多。其实知道别人的收入未必是好事，尤其是当他比自己高得多的话，难免心态不平衡。但人就是这样有好奇心。根据自己几个月来的了解，中国来韩国教汉语的老师收入差别其实很大。一般来说，老师的收入是与任教的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韩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比中国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出差别来。北部的首都汉城无疑是韩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汉城为中心的大首都地区，居住着韩国40％的人口，GDP更占全国总额的70％。在首都一些著名大学如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女子梨花大学、延世大学等任教的老师，月薪大约在三百多万韩元以上，再一年拿15个月的工资，年薪在4500万韩元以上，相当于韩国一个大公司白领的收入了，然而实际上只要在韩国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在汉城以南的广域市（相当于中国直辖市）大田、大邱的大学里，据说中国老师的月工资水平二百五、六十万韩元。多越往韩国南部的城市里的大学，一般也被称作地方性大学，中国老师的月收入多在200万韩元左右，最多一年给十三四个月工资，年薪2700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汉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年的薪水，光州几所大学的中国老师大约都是这个工资水平。再往南就是以风光名胜著称的济州市，物价很高，但工资水平却比较低。听该市的几所大学的中国老师说，月工资多在一百八十万韩元。当然以上说的也不绝对。月收入与每周课时量也有一定关系。各个学校教学定额也不一样。最多的每周十五小时，一般的在十二小时，低的有九小时的。超过规定的课时量，每增加一小时课有超课时津贴。一般是每小时课18000韩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国各大学对来自中国的老师，只认国内学位不认在国内的职称。在光州七八个中国来的老师中，只有两个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或教授，一个副教授，其他的多为讲师。学位倒全部是硕士。可教授与讲师的收入几无差别。年资也不起作用，所以五六十岁的与三十而立之年的人收入也无甚差别——
　　　　韩国公务员的职业操守——
　　　　2004年2月19日周四睛
　　　　这里探亲回韩国后的第五天。晚七点，姜良信先生来接我到光州南区政府附近一家餐馆吃韩式晚餐，算是为我回光州接风。我送他几样土特产：一盒北京果脯、一袋北京苏糖、一盒北京巧克力、一包铁观音茶叶、几包榨菜（他说比韩国泡菜好吃），外加一方由贺兰山石作成的印石。我说中国有句古话，“千里寄鹅毛，礼轻情意重”。餐桌上没有纸笔，解释这句话颇费一番口舌。姜先生收下礼物，连声说代他妻儿谢谢。他自己爱好中国书法，格外喜欢那方印石，说是要找一个专家用此材料为他雕刻一枚图章，以后要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按上贺兰山石印鉴。
　　　　今晚他坚持买单，我起初不同意，说你一人薪金要养全家四人，我和太太都工作才负担一个孩子。我知道他们家平时几乎从不外出就餐。他回答他家并不困难，至少算“小康”，说完我们两人都会心大笑。他平时中、晚餐都是在区政府吃。他们课（相当于中国的处）工作餐的信用卡由他保管，在外就餐也可用，根本无人也无法监督。但他表示，韩国公务员自律意识非常强，如果滥用上司和同事对自己的信任，良心上会不安，更会被人瞧不起。我不由得想起在国内，朋友们聚会饭局，由有“签单权”的人买单似乎已成习惯，似乎是有面子的行为。姜先生买单时，付了二万一千元。
　　　　姜先生惊叹中国发展非常快，觉得过不了多久，中国人生活水平就会超过韩国国民。我告诉他，你们知道的仅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情况。如你有机会深入中国内陆腹地，才会发现中国实际上仍很落后。我顺便向他提出一个请求，等他带妻儿回乡下老家时，也捎上我，我想看看现时的韩国农村，如果不便则不必为难。姜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说他父母一定非常欢迎儿子的朋友——中国教授。只是他的岳母家也在一条线上，不知他岳母家是否方便，要与妻子商量后再定。
　　　　我们还约定下周上他每晚就读的汉语补习班参观，请他的汉语老师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女老师共进晚餐——
　　　　韩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值得深思——
　　　　2004年3月2日周二晴
　　　　上午有一节三年级的时事中国语课，跟学生们见了个面，相互作了自我介绍。晚上是晚班的两节时事中国语，学生程度稍差。
　　　　今日读《朝鲜日报》政治版看到一条新闻百思不得其解，题目是“国会通过《日占期间亲日行为真相查明特别法》。1905年至1945年韩国为日本殖民地时期，该法案旨在调查这个时期韩国民的“亲日反民族行为”，并列出具体18种行为，主要有：讨伐独立军（韩国的抗日军队）或下达讨伐独立军命令的行为；杀伤及处死独立军及其家属或对此下达命令和指示行为；因为《乙已条约》及《韩日合并条约》作出了贡献；获得日本人颁发的爵位；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宣传煽动或强行招募学生军和征用劳动力的行为等等。
　　　　按说，日本投降已经近60年了，那些当年的韩奸们怕大多数已死了，活着的少说也有80岁了，时过境迁几十年还专门立法来清查这件事不知是何原因？法律还能追溯到哪么远的年代么？待有机会找懂中文的韩国朋友问问。
　　　　还有，前些时候看到有个直属总统管辖的“疑难死真相查明委员会”，问过中文系的韩国老师，知道是主要针对民主化以前军政府时代，很多韩国国民被迫害及至无缘无故死去，设立该委员会就是专门调查此类问题。尤其在调查1980年发生的光州事件死难者，该委员会就为不少冤死的魂灵讨回了公道。
　　　　这些事例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韩国是个不健忘的民族。对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会以一句“向前看”、“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等似是而非的话轻飘飘地抹掉。韩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值得我国上下深思啊！
　　　　（一次外出就餐就上面提到的国会法案问到中文系一个教授。他解释说，日本投降和韩国光复虽然近60年了，但是很多国民仍然觉得一些历史真相没查清楚。一些当年的韩奸没有被清算，他们的后代还继承了许多不义之财，而相反当年的独立军后代不少人仍然很穷，强烈要求政府彻查这个问题。另外，他还谈到，在韩国代表右翼的保守势力的大国家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先辈多与日本、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此法案也是代表左翼进步力量的卢武铉政府在国会斗争的一个胜利。3月7日补记）——
　　　　韩演艺圈明星在中国赚得比韩国多——
　　　　2004年3月7日周日晴

（）
　　　　晚六点上姜良信先生家和他家人共进晚餐。姜告诉我，是他夫人邀请的，表示对我春节后从北京给他们家带礼物的谢意。一进门，他们四岁的男孩迎上来鞠躬到底，说“你好吗”，笑得我直捧腹。
　　　　晚餐丰盛。尤其是主妇做的烤鱼香味可口。姜先生怕冷落了夫人，不时引导我谈点女性也会有兴趣的话题。我说起读《朝鲜日报》，韩国当红影星金喜善在中国为TCL公司作企业形象代理人，得到高达16亿韩元的酬金，一辑电视剧的片酬2万美元。姜先生将内容译给他妻子听后，没想她对韩国演艺界行情颇为熟悉，说中国的企业太大方了，在韩国最红的演员一辑片酬也只是七八百万韩元（约合6500美元）。红歌星出席一次商业性演出最高能得到1千万韩元，我国歌星一晚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人民币收入使韩国朋友咂舌。
　　　　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关于郑律成的事情进展。姜告诉我，全罗南道国立大学中文系有个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申正浩教授已经研究了郑律成一年多，曾经为此去过几次北京，不过他并没有联系上郑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