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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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些三结合革委会里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对靠造反起家的人普遍都很反感，造反派感到普遍受压。当权派最可怕、最毒辣、最阴险的一招，则是通过“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党”和“清队”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制造大量冤案、假案，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政治上的对手投进监狱，彻底清除掉。
有了这篇社论的指引和鼓动，首先是山东的王效禹（原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继而又引发了湖北、四川、安徽、陕西、浙江等地的反复旧运动。“钢工总”的智囊人物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的提法和王效禹的文章，便到了山东取经。联系到武汉造反派目前十分艰难的处境，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他认为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在舆论宣传上竭力使造反派妖魔化，通过办“五不准”学习班的办法，把造反派从权力机构中剔出去，然后又用扩大革委会代表的数量的阴招，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这就使得造反派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从而更加无所作为。
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大中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已离开武汉，有的分配工作，有的下放农村，钢新两派的工人造反派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反文革派亦即军人执政者，胡厚民由此认为必须团结“新派”一起进行反复旧，为此作了很多工作。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在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是郎超雄具体领导和指挥的，当时红州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们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地委把地直单位的干部统统迁到麻埠县大山里的五七干校去搞斗批改。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实际上是由郎超雄这个外来人组织实施的，他把红州地区的所有学校的学生都调动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要求地区革委会主任史臣、副主任古良才出来和他们对话，姜军、柳六一、章子野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次短命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此显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他所说的：“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的愿望。
然而此时爆发的反复旧运动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它破坏了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大好”局面，因此全国一些省份的“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共高层的强烈关注。为了解决湖北的反复旧问题，周恩来通知武汉市参加省一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头头到北京办学习班，周恩来五次接见了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了“五二七指示”，压迫武汉造反派就范，此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再也没有大的行动。
武汉市“反复旧”运动无果而终，红州和全省的“反复旧”运动跟着就此偃旗息鼓了。
话说郎超雄一九六三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再加上学习又十分刻苦是系里的尖子生。而且他博览群书，对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算得上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文革期间他是第一个在学校张贴工作组大字报的人，受压最早最厉害，所以造反也最坚决。
他与华师的教务长陶军是忘年交，这位教务长早年曾与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在《解放日报》共过事，因此文革初期即被工作组抛出来作为黑线人物打倒，所以他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从内心来说是坚决支持的，他与郎超雄成为忘年交完全是因为前者激赏后者的才气。
一九六八年秋郎超雄被分配到红州县附近农村的白湖中学，担任数学和历史老师。因为姜军和郎超雄在文革初期就认识，十分推崇郎超雄，他俩经常彻夜长谈，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并把辛建、铁戈等人介绍给郎超雄。
一天下午姜军买了些菜，请郎超雄在辛建家吃饭，同时也邀请铁戈作陪。
酒席就摆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四个人各据一方，边吃边谈。
酒酣耳热之际，姜军提议道：“郎老师，铁戈的嗓子特别好，让他唱几首歌，助助酒兴如何？”
“好啊！”郎超雄欣然同意。
铁戈也不推辞，问道：“郎老师想听什么歌？”
“你会唱什么歌？”郎超雄反问道。
辛建介绍道：“六六年他就考上了地区文工团，会唱的歌多得很。”
“会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的歌吗？”郎超雄问道。
铁戈马上亮开嗓子把他最拿手的《三套车》唱了一遍。
一曲歌罢，郎超雄击节赞叹道：“典型的男中音，浑厚深沉，很有专业演员的味道。会不会唱中国的古代诗词？我还是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学。”
铁戈接着又唱了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钗头凤》以及《阳关三叠》和《苏武牧羊》。
郎超雄很舒适地靠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食指和中指和着节拍轻叩桌面，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
铁戈唱罢，郎超雄连声赞道：“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啊！古人说‘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今天领教了。来，我敬你一杯酒，就凭这美妙动听的歌声也该浮一大白。”
说得姜军和辛建大笑起来。
四个人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闲聊，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郎超雄本来就十分健谈，再加上喝了点酒，兴味盎然，谈锋甚健。
他正襟危坐，说道：“我最喜欢岳飞的《满江红》，真是写绝了，写得悲壮沉雄，堪称千古绝唱。有学者考证说这是后人伪托岳飞所作，我不这样认为。这首词写得雄浑豪放，虽苏辛派词人也难比肩，更非常人所能企及。没有那样的经历怎么可能写得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词？选择《满江红》这样的词牌，必须用仄声韵，唱起来才能响遏行云，不如此，岳飞胸中块垒岂能一吐为快？刚才铁戈唱陆游的《钗头凤》用的也是仄声韵，但是唱出来的效果和《满江红》绝然不同，因为两人表现的主题不同。现代人写词牌首推毛泽东，他的词写得好的第一要算《沁园春·雪》，颇有王者之气，其次就是《忆秦娥·娄山关》悲壮而不悲凉。”
辛建说道：“古人和毛主席都受过古诗词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好的诗词大概被古人写完了，现代人怕是再难写出好作品。”
姜军对古典诗词缺乏兴趣，不甚了了，只好在一旁“挂耳科”。
铁戈倒是在姜军搞运动时苦读了一些古典文学，现在又是学习的好机会，所以听得津津有味。
郎超雄不同意这种观点：“这倒不尽然，写得好的不多，但不是没有。你去拿笔来，我把华师教务长陶军送给我的两首词给你们看看，让你们见识见识现代人写的词牌是什么水平！”
他提笔飞快地写出两首《木兰花慢·赠友人》词。
木兰花慢·赠友人
其一
算来征腐恶，猛涤荡，近三年。小将向朝阳，联翩赴继，胆略谁边？青春不妨用此，让峥嵘岁月去冲天。“狼子藏刀休去！”一声金石铿然。阑珊，正我激流船，唾晕满青衫。悔过去都然，虽犹未晚，箭已离弦。知音乍成陌路，痛前程无计挽狂澜。瞩目弥天景色，笑谈初识英贤。
其二
不堪秋又晚，木叶下，依南楼。学事看成就（平）。聚长终散，鞘出吴钩。年来大开大阖。记谈心央夜始归休。风物常量心眼，布衣凌视王侯。消愁。却忆翠湖游，漫放木兰舟。愿此去征途，怒涛习水，再沐溪头。红州古来胜地，有忠心不为计沉浮。莫折章台细柳，看君稳步神州。
铁戈接触古典诗词的时间不长，对这两首词似懂非懂。
姜军就更不懂了，他问道：“什么意思？”
郎超雄大略地讲了讲这两首词的意思：“这是六八年秋天临近毕业时我和他泛舟东湖的第二天写给我的。词中的‘算来征腐恶’是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将近三年了，红卫兵小将们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虽屡经挫折但仍前赴后继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今中国谁有这样的勇气和胆略？年轻人就是要用自己的青春岁月去搏击风浪。下阙一开始就说‘阑珊，正我激流船。’这是指他被楸出来打成黑帮，他的政治生命突然变得暗淡，命运之舟好像已经搁浅了。‘唾晕满青衫’是指他本人遭到批斗时被人吐唾沫的情景。‘唾晕满青衫’是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座上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叙述了他被打倒以后内心的苦闷、彷徨和悲凉的心境，寄托了他对我的厚望。下一首是记叙我在毕业前和他的一次长谈。词中说朋友总有分手的那一天，希望我长剑在手，在今后的斗争中纵横捭阖，一展身手。并告诫我不要因为暂时的失利而一蹶不振。下阕中的‘愿此去征途，怒涛习水，再沐溪头’，是说希望我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就像在小溪里洗澡一样驾轻就熟。其余的都比较好懂，我就不解释了。”
辛建击节赞叹道：“写得好，写的真好。虽然‘唾晕满青衫’是化用而来的，但比白居易的诗更显得悲壮深沉。”
姜军问道：“为什么你们学校一开始就批斗他？”
郎超雄解释道：“陶军这个人四一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年邓拓在《晋察冀日报》社当社长兼总编时，陶军是这个日报的国际版编辑。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拓，而邓拓又是‘三家村’的第一号黑帮人物，所以邓拓一倒他也跟着倒霉。”
铁戈问道：“这首词中所说的‘狼子藏刀休去’是什么意思？”
郎超雄解释道：“他是我们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校党政一把手，被工作组抛出来作为替罪羊的第一个校领导，所以他感到非常愤怒。这一句是写他对于工作组撤离时的想法，认为他们是狼子藏刀，暂时夹尾而逃。”
铁戈笑着说：“哦，是这个意思。郎老师，说到作诗，我们几个还真作了首诗。”
郎超雄笑道：“真的？那一定是佳作，快说给我听听。”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辛建在姜军家里聊天，晚上懒得回去就在他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姜军起来大便，也是见人屙屎喉咙痒大家都跟着去。但是厕所只有一个茅坑，总不能一个人屙三个人看吧？于是姜军就提议到他家后面的小山包上去拉屎。当时正在下雪，不知姜军他老人家怎么忽然诗兴大发，要我们每人说一句话凑成一首诗。他说我先来，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大雪纷纷落’。”
郎超雄评论道：“不错，起句平实，这是高手写诗的做法，给后面的人留下无尽的空间。”
“接着辛建又说了一句：‘乌鸦变白鸽’。”
郎超雄又道：“差强人意，想象力还算丰富。”
“我也说了一句：‘风吹屁股冷’。”
郎超雄摇头道：“不雅。”
铁戈笑道：“最后姜蜀剑干脆来了句：‘屎留明天屙’。”
郎超雄大笑道：“更俗。”
众人笑得东倒西歪。
从这以后郎超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辛建家聊聊天，姜军除了上学以外一有空也到这里来，铁戈则是每天都在这里看书。
辛开明家的房子很大，是南方那种明三暗六的格局，还带有前后小院，这也许因为辛开明是高干上面特意配置的。
辛开明特别热衷于栽花种草之类的事，对于高职低配的事并不在意，超然得很。他在前院种了一架葡萄，夏天满院浓荫，牡丹、月季、梔子花四时开放，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自从辛开明去了五七干校以后，这里就成了文学爱好者的天地。除了铁戈、姜军、柳六一、章子野以外，郎超雄、石庵村以及他俩的朋友叶一彪经常在这里聊天。
石庵村和叶一彪原来是红州地区机械专科学校的同学，六七年郎超雄作为“钢二司”驻红州地区特派员时，他们就有比较多的交往，他们三个人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年龄相仿，读的书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大部头著作，所以这三个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比较多。
而姜军、铁戈、柳六一和章子野从小就是同学，年龄也相同，他们和辛建虽然不是同学但却是校友，因此这几个人交谈得就相对多一些。
后来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初，柳六一的弟弟把他一个名叫左子海的少年也带到这里来看书，并参与对各种问题的交谈和讨论，那时左子海只有十三四岁。
郎超雄的确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且不说他的数学专业，除了文、史、哲、经以外，现代汉语里的诗词歌赋、中医的汤头歌诀也都烂熟于胸。他常常掐一把路边的野花野草告诉铁戈等人什么是车前草、犁头草、辣蓼，它们有什么药用价值，能治什么病。在辛建家的小院里，他时常讲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知识，诸如什么是律诗的三平、孤平。为什么会有拗句，怎样救拗。什么是诗词的和韵，步韵与和韵有什么区别。词牌的用韵问题，什么是词牌韵脚的通叶，古风和律诗有何不同等等。
这些都是铁戈喜欢听的，他的确从郎超雄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这更加激发了他看书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郎超雄是他的第二个老师，是他在古代汉语知识上的启蒙者。
辛建家就这样成了红州城里唯一的“文学沙龙”。当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最为忌讳的“地下文学沙龙”，他们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看得太真太神圣，很多年轻有为的文学爱好者都因为这种散漫的闲聊而酿成大祸。从一九六七年春到一九七五年夏这八九年的时间里，他们犯了一系列纯洁的“错误”——他们大量阅读各种禁书，传抄诸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等地下流传的诗歌。他们崇拜俄罗斯贵族精英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却又笃信早期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普列汉洛夫，他们谈论政治，谈论从各种渠道流传过来的政治小道消息，却不懂得政治游戏的潜规则：自古当官多有理。他们自认为自己的言论光明磊落，所以从不对任何人隐瞒。辛建的家任何人都可以去玩去闲聊，却不知道在那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年代里任何言论都可以被无限上纲。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尚且都在劫难逃，他们这些小人物更是不堪一击。
他们读过很多历史，辛建甚至一个人就订了一整套《二十四史》（当时都是由各图书馆订阅），却不记得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古已有之的“莫须有”的文字狱，如今犹如一柄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而且这些人除了铁戈以外全都有红卫兵、造反派的背景，就连最小的左子海都曾是红小兵。当他们专心致志地听郎超雄讲诗词格律时，当他们为某个哲学观点辩论得面红耳赤昏天黑地时，当他们惬意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时，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落下他们却浑然不知。
他们是被共产主义理想喂养大的一代人，单纯、幼稚、天真到连狼要吃羊从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直到厄运降临他们还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他们懂得很多知识，唯独不懂得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许他们真的是那个封建专制年代的“十二月党人”。
有分教：
暂靖风云随处安，书生且作扪虱谈。
座中豪客谁相似？华盖当头终惘然。
正是：反复旧一枕黄粱，返书斋扪虱而谈。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6。…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把酒持论细说骨肉相残
话说一九六九年夏天封老大出了学习班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有一天当姜军和封老大并肩走进辛建家时，铁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夏天你们打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到一年怎么又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真叫人看不懂。”
封老大把背心随手扔到藤茶几上，打着赤膊往藤椅上一靠叉开两腿大大咧咧地说道：“兄弟，你还真是不懂。我和姜军共同经历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毕竟曾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嘛。冲击资反路线时并肩战斗，清理阶级队伍时又一起挨整。至于在‘钢新之争’时的打打杀杀，那不过是一场误会，我们之间的战友情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人说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我们是越打越相识，姜军你说对不对？”
姜军一边给众人发烟，一边说：“说到底还是阶级感情问题。在学习班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和封老大或者说新派和钢派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非要刀兵相见？那些死伤的人曾经都是一起造反的弟兄，到头来进学习班挨整的还是我们这些人。当权派正是利用这两次武斗大做文章作为整我们的口实，我们完全是授人以柄，想起来我就后悔，真是亲痛仇快啊！”
封老大接过话头没当回事说：“兄弟，大可不必！我们现在不是比六七年冲击资反路线时更有感情了吗？我看哪，武汉的‘钢新之争’实际上是造反派政治经验不足的结果，狂热、冲动、愚昧、短视，成不了大气候。北京的五大领袖现在到哪里去了？还不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天派’和‘地派’在皇城脚下不也打得一塌糊涂吗？我们那点恩怨算不了什么大事，就当是国内练兵将来也好一致对付外敌侵略嘛。”
铁戈最近看了不少鲁迅的诗文，他在一旁插了一句：“去年夏天群雄并起全面内战，真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