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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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何田田不说话，她好像对大白菜炖豆腐情有独钟，一边喝着甜水，一边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地挑大白菜吃。
姜军说：“何田田，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蜀剑笑道：“何田田？这个名字怪怪的。”
“《乐府诗选》里有《江南》诗，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即现成又有韵味。”何田田解释道。
“谁取的这个名字？”铁戈问。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 ？http：//87book。com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何田田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斯拉夫人，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铁戈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她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铁戈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劲，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煎熬。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后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结果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只要下死力干活日子会好过些，谁知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赚八分钱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们说我们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识青年，当时我们特别看重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谁知这一切都是假的，哪里是下放啊，就是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我刚下放时拼命地干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却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远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当地农民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出身不好，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特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下放一年以后我醒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来顺受！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革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成分和印度的种姓其实是一路货色，现在我们被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它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推翻。我们要做人，不做贱民。我给那些知青们讲了这个观点，大家一致赞同，成立了‘知青革司’，公推我为司令。于是我就扯旗造反，我也要像陈胜吴广那样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为别的，我要为自己、为那些上不成大学的知青讨回公道。虽然我知道这个公道今生今世再也讨不回来了，但‘知青革司’的成立就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做一个普通人平平安安地活着，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可是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印度电影《流浪者》我一口气连看五遍，拉兹说：‘谁说强盗的儿子就是强盗，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不信我的一生就这样窝囊！老子不服人也不服天！如果有人敢作践我，我将拼死抗争，如果是天意，我也要把天捅它一个大窟窿！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反正老子从小就是个贱民，这条命也不值钱，我就是要和富贵人换命！换了命我也不算吃亏。嘿嘿，自从我当了这个所谓的司令以后，人家对我尊重多了，封司令长封司令短，叫得我头上都起了包。不瞒各位说，像今天这样的菜我活了十八年还没吃过几次，要不是受了伤今天这顿饭菜还真吃不上。”
这一番沉痛的诉说把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在解放后的中国在同一座城市里竟然还生活着如此贫困不堪的家庭，还有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他们都是干部子女，无法看不到更不能理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封老大所说的一切与他们平时学到、听到、看到的东西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接触到了一个从来不曾接触不曾知道不曾了解的社会，一个类似平民窟的最底层的社会。
是什么原因使封老大以及和他同样出身的人，从来到这个人世起就注定要踏上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屈辱卑微的人生之路？显然是血统。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才有血统论，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会有血统论？文革中还有人毫不隐晦地大肆宣传血统论，难道中国的血统和印度的种姓同样是等级森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由此决定一个人的终身？那么上面宣扬多年的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话岂不是骗人的把戏吗？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封老大这一番沉痛的诉说，他们都会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式的天方夜谭！
沉默，尴尬的沉默。
姜军递给封老大一根烟，无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此时此刻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显得多余。
铁戈、姜蜀剑、沈倩和何田田都静静地看着他，难置一词。
这时沈冲说：“封司令，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起来造反，你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和命运。生活生活，生下来就要活下去。说到底，你的一切不幸遭遇都是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都是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走资派一手造成的，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这个世道不讲理，就只能起来造反，林冲上梁山就是这样逼上去的，大家说对不对？”
众人连连点头。
沈冲端起酒碗说：“封司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我代表我们红色造反战校的全体红卫兵战士，感谢那些走资派为我们送来了封司令。虽说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大学生，却多了一个造反者！从今以后我们战校和你们知青革司，要永远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了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一反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杯！”
七只碗再一次碰到一起，七个人脸上庄严肃穆的表情，和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但他们的感情绝对是真挚、虔诚的，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做作。因为他们从小受共产党传统正规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告诉他们容不得任何细微的个人功利色彩在其中。他们认为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奉献的微薄之力。唯其微薄，更显虔诚。他们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只要人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这是一群年幼无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最先抛弃的恰恰是这种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终将为这种幼稚的虔诚和虚无的理想付出惨痛的代价。
“封司令，吃点菜。”姜军给封老大夹了一块鱼肚说：“你们不知道吧，封司令摔跤和散打在红州那叫一绝。”
“真的？”铁戈问道。他打量着封老大，估计他的身高也就在一米七多一点，人也是精瘦精瘦的，明显觉得营养不良。就这么个小个儿能有多大本事？
封老大道：“我们知青下放以后，为了不受人欺负，经常到河边沙滩上练摔跤，又用麻袋做了个大沙包吊在屋梁上天天练习拳脚，我们自己也经常对练，又拜山里一位老头为师，多少学了点东西。不敢说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两三个人还能对付。只是可惜了我满腹经论，考上了大学去不成，倒是学了这些狗屁东西。到如今且不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那是大人物的事。就是安身立命也不能够，倒成了文不能拆字，武不能卖打的废物，连我老妈都养不了。唉！”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有分教：
将相王侯宁有种？布衣岂可任人污。
扯旗造反争民主，要做顶天大丈夫。
正是：成分有如印度种姓，血统早定地位高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第十三回 亡羊补牢铁戈苦读“封资修”
第十三回
亡羊补牢铁戈苦读“封资修”
人小鬼大辛建细解《菩萨蛮》
话说沈冲和姜军在继续着他们的“革命事业”，每天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革的风风雨雨中去，没有多少时间和铁戈呆在一起。所以铁戈就和另一个朋友走得特别勤，这个朋友就住在他家前面一个独门独户的大院里，相距只有三十多米，他就是红州地区纺织品公司经理辛开明的大儿子辛建。
辛开明原来是新四军五师的一名副团级干部，四六年五师突围时他和后来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孔庆德一起跑到陕南，总算捡回一条命。这老爷子就是这段历史说不清楚，所以解放后一直得不到重用。尽管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属于高干，可是行政职务却只是个正科级。但他的性格和他的名字非常相像，开明得很。他不太在意这些事，谦谦君子，与世无争，栽花种草，怡然自得，颇有隐士之风，但却很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他家里有几柜子书，闲暇之时便教儿子读书，这一点与那些行伍出身的军人大相径庭，因为他参加革命时已经师范毕业了。
铁戈那么多朋友家里只有沈冲家的藏书和他家有一比，这大概与辛开明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辛建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好习惯，他常常是足不出户，一看就是一整天。当铁戈和小兄弟们玩耍时，他从来都不参加，他的时间几乎都用在看书上了。
辛建家和姜军家一样，也是六三年春天从梁湖县调到红州来的，和铁戈都住在老山包。
他比铁戈要高一届，由于经常一块上学，慢慢地熟悉了，两人就成了好朋，铁戈喜欢看书也是受了辛建很大的影响。
有一次他俩上街去买书，正好碰到姜军（那时候叫姜蜀明），他俩热烈地交谈着，把铁戈晾在一边，原来他们在梁湖县上小学时就是校友，只不过辛建比姜军高一届。铁戈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所以文革前他们经常一同到姜军家去玩，三个人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这三个人中辛建是五三年十月的，姜军是五三年十二月生的，铁戈最小，是五四年元月生的。所以从年龄上说辛建是老大，姜军是老二，铁戈是老三。
六七年有一次辛建和铁戈在姜军家闲聊时，辛建问姜军和铁戈：“什么是革命？”
“革命”这个词是解放后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平常人们讲话时经常用到它。可是要正确解释这个司空见惯的词，一时还真说不清楚。
姜军说：“打倒走资派就是革命。”
辛建摇头。
铁戈说：“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革命。”
辛建还是摇头。
搞得俩人一头雾水：“这些都不是革命还有什么是革命？”
岂料辛建说出一番大道理，令二人不得不服：“所谓革命其实正确的解释很简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除此以外别的解释都是错误的。纵观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史，奴隶制的出现和发展，使原始共产主义荡然无存。封建制度的兴起，推翻了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对封建主义社会又是一次否定。比如说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它的国力雄踞世界之首。它凭借当时最发达的生产力，取得了比它自身领土大许多倍的殖民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号称日不落帝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样使这个蕞尔小国称雄亚洲，无人匹敌。所以它敢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北攻苏联，南下南洋，以区区四岛之众与亚洲各国以及美国和南太平洋诸国抗衡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举全国之力大搞军工生产，一举将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甩在身后，坐上世界头把交椅，独步天下，雄视环宇，这都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还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至于什么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楸斗黑帮分子，批判资反路线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将来发展生产力打好基础。”
姜军问：“照你这样说奴隶制比原始共产主义要好吗？”
“请注意，不要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就认为它是好的东西。”辛建说话颇有点书生气：“原始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这是人类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两个必然结果，但却是两个本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因此那时的生产力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到了奴隶制社会由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善，使生产力得以提高，产品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要多一些，部落首领将多余的产品据为己有，这样就产生了剥削，也就产生了阶级。我们不能因为奴隶制社会有剥削就否定它，因为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了一步。”
这一番话说得姜军和铁戈一楞一楞的，因为辛建当时只有十三岁，也还是个孩子。
姜军问道：“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一是看书，二是和我爸讨论，他经常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文革开始后我爸被人批斗了几次就没人管了，大家都去批斗地区商业局的梁局长。我爸说时间不能这样浪费，就拿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给我看。开始时觉得枯燥难懂，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呀，偶然性和必然性等等，搞得我头昏脑涨的。我爸就经常和我讨论，然后我又再回头去读，慢慢就觉得有点意思。我们也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各人去翻书找答案，再重新讨论，直到把问题搞清楚为止。”
铁戈听到这里露出羡慕的神情：“你爸就是开明君主，我要是和我爸争论几句，我爸一个大嘴巴就上来了。”
姜军也说：“你爸是当兵的，爱打人还可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