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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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