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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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哀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特务撬不开革命者的铁嘴，只好求助于叛徒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伪重庆特刑庭公开审判使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棠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没有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耻行为并没有在招认胡有猷等一批下级地下党员后而因此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敌人出卖更多更高的党组织成员。在冉益智被捕的当天，特务如获至宝地把他押回重庆特务机关所在地，直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你把《挺进报》头目刘国鋕给我交给出来！”徐远举知道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见冉，便直截了当问。后来有人评说道，如果这个时间冉益智对叛变行为后悔的话，还是有改过的机会。因为他可顺着徐远举的话，借口说刘国鋕是上级，地下党的规定是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脱审问，然而冉益智却与此相反，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身为共产党重要领导者的优越姿态，竟然不知括耻地对徐远举说：“哈，你们搞错了，刘国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级，他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相反，我是他的上级！”并且告诉徐远举，刘国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转移到荣昌，等候他的一下步指示。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鋕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鋕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鋕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著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鋕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乎。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鋕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令人无比神圣。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这样的领导却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都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时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共产党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的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冉益智在狱中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难友看不过，反倒来劝他，却没有用。他心里在盘算，国民党的垮台是必然的，共产党胜利后，他也属于有资格被枪毙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七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供出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在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军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俩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是站着的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猛推将刘国定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只见审讯室内所有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抽动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然而只见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围着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止住身体的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面礼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呆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苦于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映，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中共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受到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再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