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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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再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党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共产党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后叛变）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位“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这一激动，他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受命担任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了，而且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反动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他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益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人由于他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揭发刘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后来因为他身居党内要职，再没有人敢公开制止“市委书记”的这些毛病而已。叛变后的刘国定，也不再伪装了，内心的那种追求个人享受和对利益的崇尚更是变本加厉。据说他在与徐远举讨价还价期间，一直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里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待。身边雇了两个女仆专门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对两个女仆颐指气使，随意呵骂。当上特务后他更显神气，一般的特务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务也很讨厌他。地下党老同志刘隆华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
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期间，于1948年年底受毛人凤委托，从昆明到重庆来调解徐远举和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之间的矛盾，期间他与刘国定有过接触，解放后沈醉在材料中记录了所见到的刘国定的形象：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所以当天晚上我和周养浩谈了希望他和徐远举要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远举办公室。我要徐远举把刘国定找来，想当面问问他云南地下党的情况。徐远举很快把他找来了。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们三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对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加上刘国定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带去破坏川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心，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脸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是否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是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像刘国定这样的半流氓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党内高级干部，而且组织上竟然没有对这种人进行过适度的职务限制，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像战斗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中共重庆市委内部，竟然会出现正副书记都当了革命的叛徒？难道我们的组织考察和选拨领导干部的机制流于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们党内对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机制、选拔机制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刘国定、冉益智这俩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经历了洗牌一样的大破坏。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撑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被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态，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扎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就崩溃了。
笔者看过“歌乐山革命烈士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是：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都是些软骨头、孬种。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却在党内总是获得组织和上司的信任与重用？这些问题在白色恐怖下在我们党内有，在和平时期的今天，其实同样严重地存在。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为“方法得当”而使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及下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相继变节而欣喜若狂，同时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鋕、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是反动特务分子所不可能理喻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然，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也不会真正了解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叛徒涂孝文就遇到这种情况。由他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不能不说涂孝文也算是个讲面子的人，当特务叫他去与李青林对质时，他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没有选择，只好硬起头皮跟着特务来到渣滓洞。见到李青林一一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昌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刀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骂时时在耳边响起，一闭上眼就浮现出李青林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嘛！唉，大不了一个死字，何怕呢？ 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其实徐远举一直非常重视涂孝文，他从刘国定口中知道涂孝文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国定还高，故推断涂孝文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想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滑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讯问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是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恨在心头，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惭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文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份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过的考验也十分严格，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候里，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至于参加特务工作，或者枪毙他也是不会反叛了。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文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八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