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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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飞较嘏┟裥嶂葱形被嵛背ぁＲ钅�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3…U…W…W）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炫）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少数服从多数，就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天地皆白，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悲观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还在跟大家谈话。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家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大个子省委特派员，那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常占队”也不是冤家对头了。
杨靖宇到磐石时，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由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又改组了县委。然后，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此前磐石党就在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各地的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巧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了。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的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兵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还习惯地称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先后调动近两千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连续4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4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这种敌人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再寻机派出支小部队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了。
后两次就是跟日军对阵了。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只是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在日军来路上伏击，退路上还袭扰、伏击。两仗歼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发展、锻炼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但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无论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上级改弦易辙，除非你是神仙。
“1·26”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这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东局，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送到满洲省委。信是用药水写的，再用药水处理显示出字迹，后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问。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是设有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机关。认为这封信是假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与北方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这也正是一些人坚持信是真的理由，认为它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争论的焦点，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执行这个文件。有人认为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好，红32军的旗帜已经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响，可继续搞红军和苏维埃，其他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为首的一些人认为，指示信是决定东北战略全局的，应该全部贯彻执行。
省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上海方面没有回音。形势不容等待，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贯彻执行指示信。
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之后，人们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为之前北方会议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