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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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着炮手。
4军刚到这里时，李延平让军部陈副官去方家，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抢不夺，但要住下房子，用些粮食，希望合作。陈副官去后半个多小时回来了，说不行，他们骂咱们是胡子，让咱们走，不走就打。李延平让陈副官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路过，让他们别妨碍我们，这样双方相安无事。陈副官走了10多分钟后，李延平下令部队成一字队形，拉大距离从方家大院西边通过。正走着，大院里枪响了，是冲天上打的，警告停止前进。这时陈副官也跑回来了，说不行，不让过。
部队趴在待割的高粱地里。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向后转太丢人，没面子，往后还怎么在这地界活动？就决定打。官兵在高粱地里毛腰前进，接近大院后，机枪、步枪向炮楼上射起来。从下午4点多钟打到天黑，根本攻不动，秘书彭施鲁还负伤了。
彭施鲁老人说，杨荣围子有伪自卫团，我们没把他们当回事儿。用那时的话讲，那叫“官家的买卖”。伪满时讲“磨洋工”，给日本人干活尚且磨洋工，这卖命的事谁肯舍命向前？这地主大院就不同了。炮手是花钱雇的，地主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用来充数。天下的男孩子都喜欢枪，如今是玩具枪，那时有钱人家玩的可是真家伙。继承、发达家业，不光需要经营头脑，还得有保护家业的本事。多少有钱大户都让胡子打开了，从此家道败落。像汤原县三大户之一的夏家，有上千垧土地，200多支枪，还有机枪、小炮，被胡子抢了，从此一蹶不振。那时有钱人家的男人，少有没枪的，甚至一家就是个武装单位，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且，这些大院从选址时起，就是有打仗眼光的。像方家大院，孤零零建在个坡岗上，居高临下，周围都是开阔地，光凭轻武器，怎么打？
1937年1月，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30多名骑兵，来到大叶子沟密营，免不了又唠起方家大院。路过那里得绕圈子，而且有这么个“钉子户”钉在那里，其他一些大户就有了榜样，影响根据地的开辟。如果他们再跟日寇勾结起来，那对密营更是一种威胁了。
黄玉清出个主意，并由他亲自率队实施。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方家大院门前来了一队“皇军”，叽里哇啦一通“日本话”，要进去搜查“马胡子”。这回方家人可惹不起。黄玉清在门口留下一个班警戒，进院首先占领炮台，待把枪都收缴了，就实话实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方家表示认罚，并承诺与抗联合作。
东北抗联11个军，少有没打过这种大院的。成功的战例，几乎都是化装智取。像富锦县头号大户何木林，那时连伪县太爷都少有车坐，何家光小轿车（那时叫“小卧车”）就有两辆，别的就不用说了。戴鸿宾穿上伪警察署长的服装，徐光海扮作日本指导官，裴敬天为翻译官，用朝鲜话当日本话糊弄何木林，就进了何家大院。
从当年到今天，笔者都未见到称方家为“反动地主”、“汉奸”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方家确实兑现了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大户大院那威严、厚重的大门，都不会轻易向任何不知根知底的武装开启。你说你不抢不夺，那些使大户家破人亡的胡子，说得比你还好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与你为敌，就像他们给“皇军”开门，并不等于甘愿当汉奸一样。他们只是信不过你，而且认为能够抵抗得了你，而日本子是抵抗不了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日本人当靠山。实际上，在那种乱世，特别是各种武装常来常往的偏远地区，他们希望与任何武装都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两个字：生存。
方家大院不再是“钉子户”了，其他大户自然都跟着走了，杨荣围子和李金围子一带，很快成了红地盘。
打下老钱柜后，3军、6军在人烟绝迹的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大青山、帽儿山、锅盔顶等10多处密营，这是东北抗联经营得最成功的密营群之一。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将密营误作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张寿海担骸笆髁肿硬皇歉莸亍！�
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关内都没有密营或类似密营的处所。密营里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可以办学，当然也能储存粮食、给养，后期还开荒种地。官兵有时也会一师一团地到密营休整一段时间，但这都是临时的、无规律的。除了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外，平时密营里没有战斗员存在。如果说山寨是胡子的活动基地，那密营就是抗联的后勤基地，而且只能是部分的后勤基地。
根据地必具的条件是人民。没有人民，根据地就没了根。
密营是一种极个别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的产物。抗联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建密营，只是因为那里远离人群，比较隐蔽、安全。而当抗联只能依托密营进行活动时，那就是最艰苦的时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后的斗争了。
小丫头
李在德老人说：
我参加游击队后第一次战斗，是在格金河沟里的炭窑。天快亮了，我们正准备出发，汤原县伪警察大队来了，想包围我们。步枪、机枪那个响啊，还听他们喊“大裤裆”没多少枪呀，抓活的呀。游击队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衣服肥大，他们就叫我们“大裤裆”、“大裤裆队”。
枪一响，我就蒙了，有的吓得尖叫，有的顾头不顾腚趴那儿一动不动。男队员枪都不够，女队员哪有枪呀？那时也没经验，想不到让徒手队员抢救伤员，有人嫌我们碍事，就让我们“到一边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着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瘫那儿了。
1930年为准备武装暴动，梧桐河模范学校办军事训练班时，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也拿根棒子练队列，练站岗放哨抓特务，搞紧急集合、野战演习，还练胆量。练胆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让你去坟地送情报，把张纸条压在哪个坟头的什么地方。好大一片坟地，白天走到那儿，一些人还得唱歌给自己壮胆。这回领导还安排个人在坟地里，怪里怪气地学什么鸟兽叫，或是坐在那里抽烟，烟袋锅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样。经过几次，慢慢地，枪一响就能判断出距离，再判断敌人是奔你来的，还是和什么队伍打起来了。是抗联？山林队？敌人是日军？还是伪军？包括双方兵力，听枪声也能判断出个“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该冲上去增援，还是就地抢占制高点——当然得听指挥员的了。
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孩子，照顾我。行军过河，有时水深流急，就背我过河。刘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参军前我们是邻居，我叫他叔叔，后来他牺牲了。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河，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宽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说：来，丫头。
到个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抗联，见到队伍就想跑。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看我们是女的。女人当兵，看着稀奇，拿着枪也不像对男人那样害怕。我们就乘机进行宣传。一些男队员就说：这帮丫头片子真厉害，一个个“嘴茬子”（口才）“吧吧的”（类似呱呱叫）。
东北人管姑娘叫“丫头”，大姑娘叫“大丫头”，小姑娘叫“小丫头”，还有叫“丫头片子”、“丫头蛋子”。因为我年纪最小，前面又给加个“小”字。打李敏参军上队后，这个“小”字就送给她了。
李敏老人说：
我的母亲是农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岁。母亲下地干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几天后就不行了。料理完后事，人们都走了，我说：爸，从明天起，我做饭了。爸爸瞅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转过身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父亲叫李石远，1920年前后从朝鲜来到东北。我记事时，就听他唱首歌，头两句是“两千万同胞联合起来，墓地下的灵魂也要抗战”。他是安邦河区第三任区委书记，1938年秋为抗联筹粮时牺牲的。那时我参军快两年了，参军后再没见过爸爸，梦里经常见到。爸爸抱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云彩里飞。先是领导知道了，后来同志们也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对我更关心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游击队经常在山里活动，我们那地方管参军、上队叫“上山”。哥哥叫李云峰，比我大六岁，在6军当过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是冯仲云告诉我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我什么也没说，光淌眼泪。有人说我挺坚强，有人说不对，得让她哭出声来，不然会作病。我脑子木木的，就哭出一声又没声了，只是泪水哗哗淌，跟听说父亲牺牲后一样。
哥哥参军了，父亲顾不上家，经常晚上也不回来，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种地回来，累得不想动弹，有剩饭扒拉几口，没有就上炕睡了。黄鼠狼叼小鸡，我也学大人的样儿做了夹子，一张皮子能换40斤小米呢。结果黄鼠狼没夹着，把自己夹得满手血。夏季大烟采浆熬膏，跟着大人出去割大烟挣钱。那时的庄稼院，花钱的地方不多，可盐呀什么的，总得买吧。父亲有时在家里开会，也得给那些叔叔弄点儿“好嚼裹儿”呀。
大烟长得高了，我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那烟桃。累不怕，关键是担心自己不在家，错过了哥哥来接我上山的时间。
哥哥临走前就说好了，让他过两年回来接我。总不见影儿，我就害怕是不是牺牲了。父亲知道，说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亲摸着我的脑袋，长叹一声，说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顾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参军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编者注）给送去6军4师的。
李升老人中上个头，留着山羊胡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板硬实得难以想象，北满山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1939年冬，还一个人去长白山，与1军接通关系。同行的还有个交通员王仁，还有和我一样上山的李桂兰。她不到二十岁，又白又胖，哥哥是洼丹岗区委书记李凤林，后来上队当连长、团长。他们全家抗日，李桂兰做妇女工作，因身份暴露上队。
一行4人扮作一家人，给我当爷爷绰绰有余的李升是父亲，王仁是儿子，李桂兰是儿媳妇，有人问就说是送儿媳妇回娘家。
沿着汤旺河谷走了两天，没人家了，晚上点堆篝火，在雪地上露营。头一回，哪受得了呀，身子哆嗦成刺猬了。那也高兴呀，上山了。至于脚上打泡了，腿走肿了，就更不算什么了。
铁力县东岔河张把头木营附近，有个省委交通站，在那儿见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李升向他介绍我们俩是上山的，冯仲云说欢迎、欢迎，一打量我，第二个“欢迎”就少了个字。李升老人连忙给我讲好话，说这个小丫头能吃苦，这一路上没一句“屁话”（“屁”是认输、服软的意思）。我也赶紧说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冯仲云像我爸那样摸着我的头，说欢迎你，小同志。
高兴之余，还是觉得没底。晚饭后问李升：冯省委说了算吗？
李升山羊胡子一撅，说：冯省委是“大先生”（有大学问的炫），北满最大的官，他说欢迎了，谁还敢不欢迎？
到了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见了我就皱眉头，我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十二岁，没杆枪高，心虚呀。可一想到冯省委都欢迎了，又觉得底气挺足。也不知李升老人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是没撵我下山，让我留在师部当炊事员。
马司务长带队，下山背粮。粮食是地方党筹集的，送到山边，再由这些摆弄烧火棍的人背回山里。
马司务长留几个人在那儿观察敌情，敌人真就来了，一个排的伪军，都是骑兵。正好回来背粮的人到了，十几支枪就在雪地里支上了。老套筒、别拉旦、韩林春、连珠枪，少有重样的，关键是老旧，伙头军能有什么好枪呀，连人大都是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却也大都是老兵。待敌人进至50多米时，十几杆老枪齐放，前面的敌人落马了，后边的就掉头跑了。
敌人首先开火，白桦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落进李敏的脖子里。她伸手去掏，边掏边东张西望左右的队员和前面的敌人，有种过年时看大人放鞭炮的感觉。马司务长喊了声什么，她没听清，脑袋就被一只大手按进雪窝子里，喘不过气儿。她觉得快要憋死了，那只手松开了，随即是炸耳根子的排子枪声，眼前是渐远的模糊的雪烟。
这就是李敏上队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第23章 抗联“闺秀”
“大姑娘队”
饶河县位于吉林省（今属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西南为完达山脉，东与苏联隔条乌苏里江，多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居民种地、渔猎，农闲时节许多人越界背私货卖，前面说了叫“背背”。冬天乌苏里江封冻，往来如履平地，通晓俄语的人很多，重量单位也不是斤，而是普特，1普特为30斤。抗联7军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饶河县委书记关于饶河工作情况的谈话记录》中说：
饶河是山林地带，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区，一、二区是日本统治区，三、四区是山林队与游击队的活动区，人口总共大约有三万以上。目前在一区的人最多，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二区占四分之一，三、四区人最少，大约只有两千多人。因日本强迫人民搬入二、一区，如不撤，就屠杀和烧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间从三、四区撤走了很多，大多数搬往一、二区，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锦、依兰等地。全饶韩人要占十分之二，其余是中国人，韩人大多数是从苏联这方面跑过去（似应为“来”——笔者）的，大多数种稻，每家种的地并不多，平均不过两垧多地，其中没有大地主和商人，他们除种地外，有部分人还做私商的勾当，当雇农的也极少。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东满及磐石、珠河、汤原等地一样，领导饶河、虎林、宝清、富锦、绥滨、同江、抚远等县党组织的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最初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
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单立志老人，1911年生于奉天省安东县单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县四方林子相好窝棚，1935年参加反日会，1936年入党，1937年参加7军。1997年在沈阳采访时，中等个头、一头白发的老人，除腿脚不像常人那样利索外，头不昏，眼不花，思维敏捷。
老人说：
19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听着那个费劲呀，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来“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贿。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当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家礼”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山里山外，就成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老百姓叫“水洼子”，进出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走偏了，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几下，一个个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军。四方林子一带10多个反日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呀？正巧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上队让敌人知道了，家里就遭殃了。就约定个日子，7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10个人，有个人父母死活不让走，“抓”走9个，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最初叫“特务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个人和1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1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器重，旅长孙宝鼎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见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抓住这个契机，饶河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1旅特务营。
救国军鱼目混珠，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捕杀党员和反日会员。而绕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苏联，投降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