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离开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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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在这恬静且环境优雅的河边电话亭等刘伟的电话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也成为了一种习惯。刘伟通常每晚都需加班到十一点甚至十二点，于是我每天七点下班后守候在电话机旁，就像守候着刘伟。
因刘伟所在的宿舍大楼仅一部公用电话，几百人公用一部电话，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下班时间等电话的人排成了长龙，那部电话也成了热线电话。我每拔那号码要么是上班时间无人接听，要么是下班时间总占线，偶尔侥幸在对方通话完毕时打通，于是电话机旁另一位等待已久的人接到电话不耐烦地说：“你找人等下再打过来吧！”更有甚者，听到找人电话一言不发直截挂断。直到很晚，刘伟宿舍的公用电话再无人使用，又碰巧遇上一位热于助人肯转接电话的人，才能找到刘伟。
在等电话和打电话的过程中，培养了我的忍耐性也培养了我坚韧不移的毅力。因对方电话中不容分说地挂断你电话时，你只有忍耐，尽管你想好了一大堆台词准备感化他劝导他也无济于事。电话掌握在人家手中，他与你素不相识，完全没有义务帮你转接电话，他有不做好事的权利，为了说服对方做好事，我不惜将大道理搬出来劝服，说什么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说什么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可最终我发现谁也说服不了，电话那端不容我说完已将电话挂断。如此三番五次，对方视我的电话为骚扰电话，怒吼道：“你找人不知道打她手机吗？”我发现，遇到一个“好人”很难。
常常因找不到刘伟失望而归，我想，刘伟的确是需要一个手机的。
景山没有夜景，夜晚的景山死一般沉寂，只有一排昏暗的路灯沿着山路蜿蜒盘旋，天边仅有的余光勾画出大山的曲线和轮廓。山路上没有行人也很少车辆通过，主要的原因是山上地形复杂、林木茂密，经常有强盗出没，谁知道哪个草丛中、大树旁又埋伏了多少手持凶器准备抢劫的强盗？谁知道哪个乱石堆里又隐藏了虎视耽耽的歹徒？山上密集的荒坟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走在山中小路上难免感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似有千万只眼睛盯着你，让你不寒而栗。
并非危言耸听，经常翻阅《温州都市报》的人会发现，每天都会有抢劫、盗窃、杀人、放火、诈骗的事件发生。
歹徒选择的作案地点大多是偏僻的公园，偏僻的地点利于他们抢劫、杀人、抛尸等一系列犯罪活动，等警方发现时已是白骨一堆、冤魂一个，已无法辨认死者身份，只能在报纸上登个认尸启示。作案对象大多是恋爱情侣，恋爱男女不易反抗，因有女孩作要挟人质。因有歹徒的出没再美丽的风景也会大煞风景。景山，城市中唯一一座风景秀丽可供游人攀登的山，走偏僻小路白天须结伴而行，晚上无人敢走。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构成威胁，歹徒图我钱财还是美色？一个穷工人是搜不出几个钱的，难道还有女流氓劫我美色不成？怕只怕灭绝人性的歹徒对搜不出钱财的人一顿痛打。
歹徒门猖狂地发展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当街抢劫，时常有走在大街上的女士耳环被拉、项链被扯、挎包被抢，这时如有一位大侠见义勇为出手擒贼，于是这位英雄将被各媒体争相报道大加赞赏和表彰，仿佛这样的英雄已成“稀有动物”。而更多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一大撮群众并没有受到批评和谴责。谁来谴责谁呢？多数人应受到谴责，而通常少数应服从多数，于是那些少数英雄才显得那么难能可贵，甚至被误认为是爱出风头多管闲事。英雄是只能用来崇拜的，当英雄是需要承担风险的。甚至有更多的“聪明人”视英雄为“傻”。正是因为歹徒抓住了大众不爱官闲事的麻木心理才如此猖狂，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大多数英雄的人纵容了歹徒的罪恶吗？
哪类新闻最受人们关注？当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一张张报纸被无辜者的生命和犯罪分子的血腥铺就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每天都有恐怖袭击、自杀性爆炸、烧杀抢夺的事件发生，犯罪分子、黑恶势力、地方恶霸、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如果说当年的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大屠杀是惨无人道的，那么现在本国本民族之间的杀戮则是一种自发性内乱。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是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抗敌的，那么在和平年代，许多人已觉无聊闲来无事制造点内乱。
与其说我是以悲观者的视角只看到了社会中黑暗不公的一面，不如说是和我立场相反的人忽略了现实中的黑暗，一味盲目地歌颂“太平盛世”。歌颂祖国是爱国的一种表现，那么清醒地认识自身的缺陷和忧患并不背弃爱国的原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忠言逆耳”之类的哲理早在我们的祖先就总结出，难道现代人又“进化”了几个世纪反而不能领悟？
小学语文老师布置一篇以歌颂祖国为题材的作文，学生们“唰唰唰”一挥而就，都是老一套的题目，用上几个感叹词，打上几个感叹号，一篇赞美祖国大好江山大好形势的文章“出炉”。这是发自内心的吗？他了解国家吗？他懂得爱国吗？而实际上，这位学生长大后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残渣和祸害。爱国须从小，小孩子从小并无人我意识，当然也无国界意识，爱国无从谈起。而后被社会培养了人我意识，从而懂得了家界、省界、国界之分，爱国先爱家，爱家先爱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于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注重自我意识的自私者诞生。而爱国者很难将视野扩大到爱全人类，似乎一个人一生只能爱一个国，我爱了美国或日本就等于是卖国贼背叛了伟大祖国。地球上用来区分历史、文化、政治的最大界线就是国与国的界线。而最大的爱是“爱无国界”，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人种歧视往往是将界线划在心中最深刻以自我我中心的国家和民族对其它种族各地域的排斥。
社会中的种种混乱凑巧都被我听到或遇见，让我的听觉和视觉受到冲击，心灵受到震撼，思想也随之改变。有些混乱并非凑巧才能遇上，而是随处可见，只是大部分人对这些混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能听到也能看见并且敢于说出来的人就是童话寓言《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实话的幼稚小孩，故事中所有虚伪自欺欺人的大臣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伟大的作者本身就是那个敢于说出实话的小孩。小孩说出了实话，皇帝或许会清醒或许会一直沉迷下去，说实话的代价和后果可以预见。小孩是因为无知还是为了捍卫真理才说实话？作者没有阐述清楚，但有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虚伪的大臣从前也是个小孩，而天真的小孩长大后就已不再是小孩了。
且不去谈论社会是混乱的还是安定的，因为一个小老百姓除了发发牢骚以泄心头之怒外也别无它法，更不要责怪社会与他人，因为自己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分子，相对别人而言自己就是“他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只要每一个公民都做好了自己的本分，社会也就安定了。也不去谈论人性的真善、丑美、虚实，因为从古至今都存在人性的好与坏、善与恶，存在即合理，谁也改变不了。
面对夜色中无限美丽且隐藏了多少罪恶的景山我浮想联翩。景山脚下的湖面却风平浪静，湖边草地上坐着许多纳凉的人，有手摇蒲扇的老人在谈天说地，有三三两两的年青人围坐在地上打麻将或扑克，有三五成群的小孩光着脚丫赤着胳膊尽情嬉戏、追逐。湖面有风，杨柳随风摆动，为这个炎炎夏日带来不少凉意。湖边走廊上的昏暗处，有一对对千姿百态的热恋男女，互相缠绕，难舍难分。社会的和谐气氛完全体现在了这湖边一块宁静的小天地。
郊区的夜晚比城内和工业区沉睡得早一些，没有夜市也没有灯火辉煌。躲在草丛中的青蛙和蟋蟀一声两声地叫唤让这里更像一片田园。夜晚十二点了，我终于拔通了刘伟的电话，刘伟喘着粗气来接电的，她是跑着过来的，很凑巧刚下班就接到我的电话。
刘伟说：“对不起！又让你久等了！”
我说：“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候，只要能等到你，多久我都愿意，无怨无悔！”
刘伟说：“每次都是你在等我，而我一次都没等过你，我觉得会久你太多，恐怕无法偿还。”
我说：“谁说你没有等过我？你上班时肯定等着下班，等着下班后接我的电话，再说了，我们不会计较那么多得与失、付出与回报啊。”
刘伟问：“从前我对你的冷漠，你还放在心上吗？”
我说：“从来没有！我知道那只是暂时的，日久见人心嘛，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只是那段时间太孤单，突然再也不能和你联系，特别害怕再也找不到你，一旦你离开了那家公司，我们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么久以来，你培养了我写日记的习惯，习惯了将我的心情、梦想、困惑都写在纸上，然后寄给你，在那段不能寄信给你的日子里，我没有停笔，我的日记已经堆积成山，不知道现在还能否给你看那些过期了的日记？”
刘伟说：“想起那些日子，我就觉得愧对于你，真不知你是怎么过来的？听说你终日借酒浇愁，醉得找不到回去的路，我心里就是一阵剧烈地疼痛和自责。”
我说：“我讨厌酒，也讨厌喝酒的人，更讨厌醉酒的人。酒会麻痹人的意志，多少行贿受贿在推杯换盏间成功交易，多少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用酒桌做掩护上演黑幕，多少人因酒精的麻痹失去了财物、理智、贞节甚至生命。一个好孩子是不喝酒的，从小父母、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失意的情况下可以改变一个人，坚强的人会在痛苦中挣扎着奋起，化悲痛为力量。脆弱的人会在万分悲痛下堕落，从而一蹶不振。还有一种人会突然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中的名利是非，从而逃避世俗，隐居到某个密林或破庙，听晨钟暮鼓，看云聚雾散，读禅语佛经。我是不甘堕落的，只是有些难过，酒不解真愁，从沉醉中惊醒，更觉凄凉。我讨厌酒却在喝酒，我知道这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不再端起酒杯。”
刘伟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也不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说：“我没有变，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你脸上的酒窝是深了还是浅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更漂亮了？我我一个自私的愿望，希望你越长越难看，最后变成一个丑八怪，你知道为什么吗？”
刘伟调皮地说：“我知道你的野心，我变成一个丑八怪就自然嫁不出去，然后你再把我娶走是吗？我才不干呢！”
我说：“你不嫁给我就成为一个女光棍。”
刘伟说：“可惜你不会如愿以偿，我不会变成一个丑八怪，人家都夸我越来越漂亮了呢！”
说着说着又已经是深夜了，又到了挂电话的时候了。我说：“刘伟，你知道我最喜欢听什么声音吗？你知道我最害怕听到什么声音吗？”
刘伟说：“不知道！”
我说：“我最喜欢听到你欢快的笑声，最害怕听到你挂电话的声音。”
刘伟明白了，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挂电话的声音，这次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听听，你先挂电话吧！”
我说：“在挂电话之前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刘伟问：“什么事？”
我说：“我想过去看看你，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刘伟说：“如果你有时间就过来吧。”
这次，刘伟无论如何也不肯先挂电话，我说：“挂电话的声音很不好听，我不想让你听到，我习惯了你先挂电话。”
刘伟说：“不！要挂我们一起挂！”
我和刘伟一起数：“一、二、三！”
谁也没有听到挂电话的声音，因为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没挂，我们愣了一会，大笑。这就是一种默契。
“一、二、三！”
这次依然谁也没有听到对方挂电话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同时挂断的。
刘伟说，在那段失去联系的时间里，她几乎离开了她的工作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几乎再也和刘伟联系不上了解，我差点将刘伟弄丢了。学敏走了，差点将刘伟带走。我是不是刘伟留下来的理由？我和刘伟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绳子，一头系着刘伟，一头系着我，这根绳子在猛烈的狂风中抖动，时隐时现，随时都有断线的可能。就像一只风筝，只要线没断，无论你飘向何处，我依然能够顺着风筝线找到风筝。在人海中走失的两个人，如果互相寻找，很可能永远找不到，因为当我到东找你，你已经在西找我，当我辗转到西寻你的时候，你已经在北或者南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只能呆在原地不动，不换工作不换地址不换手机号码。大概刘伟也是怕我找不到她，所以她留下来了。
刘伟的生日快到了，这个日子是刘伟亲口告诉我的，我说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刘伟诞生日”，事实是，我真的记住了。尽管我对生日的概念模糊，不懂得一个完整的生日需要经过哪几个步骤进行庆祝，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生日。庸俗的生日必备的硬件设备有尽量多的朋友，硕大无比的蛋糕，满桌子用来剩余或仅供观赏的菜肴，毫无纪念价值的生日礼物，或者制造一些早已见惯的无聊惊喜。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为了满足主人的虚荣心。
值得庆祝的日子太多太多，每一天都有许多许多人生日，大节、小节、纪念日、诞生日接连不断，每一天都在过节，导致到了真正的大节都没有了节日气氛，也没有了对节日的期待和冲动。这就是人们常抱怨的节日味、年味、人情味变得越来越淡的缘故之一。讲排场，铺张奢侈的酒桌上浪费了多少地球资源？
我的生日总是在过后很久或提前很久才想起，想起的时候是那么不合时机，生日庆祝不能提前举行又不能过后补救，更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记住这一天（父母年迈记性差），这是我从不庆祝生日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却记住了刘伟的生日，并且一天一天在倒计时。我应该送什么生日礼物给刘伟？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年也没有考虑清楚，临近生日只有几天了依然没有想到既有纪念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刘伟又能喜欢并欣然接受的礼物。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我叫闻世方帮忙出主意想办法，没想到闻世方说这事他也帮不上忙想不到更有成效的好办法。
刘伟生日那天，我是空着手去的，在途经路旁一家手机专卖店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工，不如买一只手机送给刘伟吧，这样既方便我们随时随地沟通，也能让刘伟的家人在第一时间找到刘伟。刘伟是需要一只手机的，许多次因找不到刘伟无奈让从前的好友闻世方帮忙，一次两次倒是没问题，但次数多了自觉太麻烦闻世方，为了答谢闻世方的帮助，每次与他吃完饭都是我以最快的速度抢先付账，闻世方也觉得理所当然，尽管我到他那里算是客。我毫不犹豫地为刘伟买下了一只手机，并且连号码和话费的问题都解决好了。
骑着自行车只觉耳边呼呼的风在往后退，想着刘伟收下手机时开心地笑，想着以后再也不用因找不到刘伟而心急如焚，想着能和刘伟共度她的十八岁生日，我开心得险些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卡车。在我的预想中，依刘伟的人缘关系看，她的生日应该有一大帮的朋友为她庆祝，即使她想躲也躲不开。
但事实却不像我预想中的那样，刘伟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日放在心上，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今晚公司仍需加班赶货到深夜。刘伟知道今天我会去看她，趁着下午包括吃饭在内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出来我我见了一面。我准备将生日礼物交给刘伟时，她执意要先打开确认能否接受，当她拆开看是一只手机时婉言谢绝了我的礼物。刘伟的坚决让我看到了礼物送不出去的绝望，她说礼品太贵重她承受不起，非让她收下不可那她再也不会理我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单纯还是因为刘伟的理智，我只觉得只要刘伟喜欢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不去计较物品的贵贱。比如刘伟说我们的家乡相隔太远，又正赶上我有能力购买一架私人飞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一架飞机在湖南安徽两地飞来飞去。而刘伟则认为接受了别人的东西就一定要回报，不管用什么方式，否则心灵的不安和亏欠会一直折磨着她，连父母也不例外，这是她做为一个乖女儿和孝顺女儿的根本原因。
赠送礼物失败后，我一人用两只手机。我清楚一部手机就相当于一个低薪工人一个月的全部价值，一年才十二个月，一生才几十年，但我并不吝啬这一个月的价值，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将我的一生交给刘伟。刘伟不要自然会有人要，在一次坐车去看刘伟的途中被小偷摸走，小偷摸走了我一生才几十年一年才十二个月中的一个月。这是我第一次遭盗，自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足够警惕心和防盗意识的我居然失窃。坐在我邻座的那个中年男人衣冠楚楚，斯斯文文，穿着笔直的西服，戴着象征文化人的眼镜，夹着一个老板包，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让人联想到小偷？我感觉到了腰间的手机套微动了一下，只认为是车上碰撞挤擦所致，并没往心里去，接着那个中年男人匆忙下车，当我再摸腰间的手机套已是空空如也。那名男了的穿着打扮麻痹了我的思想，让我放松了警惕，这就是以貌取人的代价。闻世方说买来送人的东西是注定用来白白送人的，终于送出去了。
后来我知道，刘伟生日那天，许多培训班的男孩女孩不知从哪里得到刘伟生日的消息，强硬把礼物塞给了刘伟。惟独我的礼物被拒之门外，我为自己选择了不合适的礼物懊悔。
我和刘伟继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电话联系，隔三岔五地见上一面，但每一次都是那么匆忙，大汗淋漓地骑一小时自行车跑几十公里路只为了半个小时的相会甚至只为了见上一面。烈日阻挡不了我，狂风阻挡不了我，暴雨阻挡不了我，我觉得我的生命只有在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