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第8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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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英这样的性格深沉、意志坚定的人谈话必须得讲技巧，找准切入点。找准了，可能很快就交心了。找不准切入点，很可能项英的心灵之门就封闭了，敷衍他了。
刘一民先喊唐星樱过来，向项英做了介绍，然后就询问唐星樱给母亲写信没有、发电报没有，并说好久不见两个儿子了，可能都长高了，去年的棉衣恐怕都穿不成了。这都快过年了，也不知道两个儿子有新棉衣没有。他这里还有点津贴，想法捎回西安去，让岳母给孩子们买身过年的衣裳。说着，刘一民就从兜里掏出5块钱人民币，递到唐星樱手里。
这一说，英雄如唐星樱也是忍不住语声哽咽，说是工作忙，顾不上给妈妈写信、打电报，反正在西安，两个儿子也不会冻死、饿死，哪里用得着他这当爹的操心？
说着说着，唐星樱委屈的不行，泪珠儿就在眼睛里打转了。慌得刘一民赶紧哄劝，再三说等春上形势好了，一定把儿子接来，和唐星樱团聚。唐星樱这才哽咽着出门而去。
唐星樱一走，刘一民就唉声叹气，对项英说：“项政委，让你见笑了。你看看我这都弄的是啥事么，两个儿子在西安，一年多见不上面，也不知道是饱是饿。妻子和女儿又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中央日报还造谣说我老婆要和我离婚。这他娘的都是什么事么！对了，项政委，听说你的子女也在西安，怕是和我一样，好久不见了吧？”
项英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
刘一民捧着茶杯，哧哧溜溜喝了几口，低声问道：“项政委，你说我是不是变老了啊？怎么婆婆妈妈的，成天想儿子、想闺女、想老婆。这算不算革命意志衰退啊？”
项英一下就笑了，一口茶水喷到了烧水壶上，滋滋作响。
笑完，项英才说：“不是你一个人想孩子老婆，是人都会想！这和革命意志衰退有个屁关系！”
刘一民打蛇随棍上：“项政委，这里没外人，就我们两个，干脆，我也不喊你项政委了，就喊你老项算了。老项，你不知道，我那两个儿子长得可乖了。老大叫政和，老二叫政平，两个臭小子可顽皮了，一见我就往怀里扑。你不知道，我这人啊，看见鬼子心比铁还硬。可是见了两个儿子，登时就软了，越亲越想亲，就亲不够。可惜，我的姑娘出生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不知道是长的象她妈妈呢还是象我。想想孩子可真可怜，一出生就被蒋介石两口子作为对付我的人质软禁。哎，可怜的闺女！”
项英已经知道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后中央日报刊登倪华声明和刘一民离婚的事，让刘一民这一说，心里就有了愧疚感，叹了口气，说道：“唉，这事说起来还是我们连累了你。要是早听你的劝告，早早秘密撤离皖南，哪里会有这种事发生？唉，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盼着恩来他们想办法吧倪华母女早日营救出来了。”
刘一民也是一声长谈：“但愿吧！我心里其实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一定能见到我的女儿和妻子了！”
刘一民越这样说，项英的愧疚心理越重，转过来劝开刘一民了。
难过了一会儿，似乎刘一民的情绪好转了，开始询问项英二七大罢工时林祥谦烈士的事情了。
项英也急于转换话题，老是让刘一民沉浸在想老婆闺女的伤感中，他都坐不下去了。刘一民这一问，等于是给了个台阶，项英就开始讲早起工人运动的往事了。
第1117章 叶、项留任山东
冬天的夜晚，窗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内，炉火熊熊，把两个军人的脸映照得分外清楚。
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898年5月出生，这年42岁。
初中毕业后，15岁的项英就进了武汉模范大工厂当工人，白天做工，晚上读书，是早起共产党人办的《劳动周刊》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早在1920年，项英就参加组织武汉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就开始筹建武汉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是早起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英雄。
和这样资历的共产党人在一起交流，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项英以开讲就变成了主角，刘一民成了听众。到最后，项英连参加莫斯科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事情也讲了，还讲了许多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秘闻，什么陈独秀很大的精力都用在调解内部纠纷上、向忠发长期包养妓女等等。反正刘一民现在也是高级领导人，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也不需要对他保密。
一连三天晚上，每天吃过晚饭，刘一民都拉着项英拉呱，连罗荣桓、蔡中和叶挺都参加了进来，话题也转向了苏区时候的斗争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初创时期的艰辛。
刘一民甚至拿出了陈老总送给和儿的诗稿，把梅岭三章重新念了几遍。
项英听后，感伤地说：“陈毅这诗是绝命诗。也不光是他，形势最恶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晚上睡了明天还能不能活着醒来。多少同志都牺牲在了白匪的枪下，至今想起来夜里都睡不着觉。你们不知道，当时，老乡们掩护我们的战士，遇到国民党的部队时，往往是女的说我们的男战士是他们的丈夫、男的说我们的女战士是他们的妻子。坏的掉渣的白匪军竟然逼着打掩护的战士和老乡当着他们的面做夫妻之事。你不做，他就说是红匪，直接就开枪打死。整个苏区，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这样人间惨事。”
说的几个人都是唏嘘不已。
话说的深入了，关系也就拉近了，刘一民也不怕项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和项英、叶挺讨论皖南新四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了。
项英到现在还认为蒋介石之所以部署围歼新四军军部，主要是陈毅他们在苏北把韩德勤打得太狠了，蒋介石要报复新四军军部。
刘一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错，从根子上错，陈毅他们不在苏北打韩德勤，蒋介石也会消灭皖南新四军。这就像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陕西根据地一样。原因很简单，防共、限共、融共、反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根本政策，不光蒋介石，国军各部队都会坚决执行。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断清楚，小日本灭亡不了中国，他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抗战中崛起，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壮大，最后危急他的政权和统治，必然要打。而且这只是序幕，等将来打败了小鬼子，蒋介石还会和我们大打。而且，陈毅打韩德勤的说法不对，是韩德勤大陈毅，陈毅自卫。总不能让苏北我军束手待毙吧？
项英说军部之所以迟迟不北移，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放弃江南根据地，那里粮多，兵源多，适宜我军发展。
刘一民又说错，这都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你老项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领会不透，看不到全党、全军形成中央领导核心的重大意义，对中央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说白了，就是你老项资历老，功勋大，对中央命令要先研究，再考虑执行不执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道理，就可以把中央命令置之不理。而且是你不执行，中央也拿你没办法，不得不顺着你的思路调整对新四军的部署。这种情况，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只有皖南新四军一家是这样，其它哪一支部队敢这样？就像教导师，中央说怎么打就怎么打，说抽调哪支部队就抽调哪支部队，说调走什么装备就调走什么装备，这一点你老项能做到不能？说白了，你这是蔑视中央权威、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非常危险！还有你叶挺，虽然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但中央从来都是把你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使用的。结果你倒好，遇到问题不是先向中央报告请求指示，甚至不经中央统一就向蒋介石、顾祝同发电请示。你到底是共产党的新四军军长还是国民党的新四军军长？这下好了吧？上当了吧？我在苏北的时候就告诉你要从高敬亭冤案中吸取教训，不要相信国民党那帮家伙的鬼话。你当时是听了，回去后却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次要是按照你和顾祝同商定的路线行动，现在恐怕皖南新四军将士都已经成烈士了。就是你和老项，怕是要么牺牲、要么成为顾祝同的俘虏，被押到重庆审判判刑。
刘一民说的太激烈、太狠了，简直是上纲上线的无情批判。项英和叶挺接受不了，当时就和刘一民吵开了，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和刘一民吵！
吵着吵着，刘一民突然就冷笑了，讽刺项英和叶挺说，吵架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上，亲的象同胞兄弟一样。平日工作里却貌合神离，卖盐的见不得卖面的，搞得新四军上下无所适从，陈毅他们不但得打鬼子，还得考虑如何应对你们两个的矛盾。要是在皖南的时候能这样团结，新四军军部怕是在一年前都移到江北来了，也用不着八路军航空大队损失几十架飞机、牺牲那么多的飞行员了，中央日报也不会在报缝里刊登他老婆要和他离婚的假启示了。有本事不要和他吵，去和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吵去，看他们怎么对付你们。
这一说，项英和叶挺都没脾气了，坐在那里闷着头喝茶了。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刘一民和项英、叶挺吵了两次，两个人的脾气就没了，开始认真反思了。
刘一民接下来就开始给他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什么是抗战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道理讲了一箩筐，总算是把项英、叶挺讲得彻底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就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里给中央写检查。
到了这个时候，刘一民才向项英和叶挺道歉，说自己说话不注意方式，请老项、老叶不要往心里去。都是并肩杀敌的战友，没有什么不能掏心窝子的。他说的狠一点，总比让别的同志指着鼻子批判强。只要老项、老叶愿意留山东工作，他刘一民发自肺腑的欢迎。山东缺少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山东我军作战任务又重，他和罗政委实在是忙不过来，需要得力臂助。也不说客套话，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那是不能让老项、老叶当的，你们也指挥不了。但是，山东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政府领导、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副司令员。这两个位置老项、老叶都适合。只要愿意来，相信中央绝对会支持！
这是真正的掏心窝子话，项英和叶挺都听进去了。他们也真正认识到了刘一民的胸怀，当即就联名给中央发报，在报上检讨的同时，请求调整工作，留山东协助刘、罗。
主席来电征求刘、罗意见，说项英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叶挺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两个人年龄比刘、罗大，资历更是比刘、罗深的多，要刘、罗慎重考虑工作配合问题。如叶、项能留在山东，山东的领导力量必然得到加强。
主席的电报有意思，用罗荣桓对刘一民说的话来说，就是主席实际上是希望二人留在山东工作的，只是担心刘、罗驾驭不了。
刘一民当即给主席回电，称虽然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在新四军军部北移一事上有错误，但是错误是一时的。比起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对党的贡献来说，这个错误就显得小了。叶、项二人能留在山东工作，必将促进山东我军和根据地建设。请中央研究叶、项的请求，尽快明确。
在电报中，刘一民向主席报告，山东需要干部，如谭政、朱瑞、郭洪涛、许光达仅仅是到党校学习的话，请中央仍派回山东工作，加强山东领导力量。
难题被刘一民解决于无形之中。
中央很快就回电了，表扬项英、叶挺能够正确对待在新四军的工作，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得失，正确认识错误。
中央电令项英任中共山东局第三书记、山东军区第二政委，主持即将成立的山东省政府工作；电令叶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行参谋长职责，仍兼任新四军军长。
至于谭政、朱瑞等人，主席说研究后再定。
主席在电报中要求山东局、山东军区新领导班子要团结一致，共克难关，为早日实现驱逐日寇出山东而努力。
第1118章 茶馆（一）
北平的冬天一片破败。
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狗日的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中共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中共，秘书长是长期以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掩护的中共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给出面组织“北方救国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中共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年，王定南30岁。
坐在公共车上的王定南，眼睛似闭微闭，继续向窗外瞭去，只见大街上不停地有日伪军的巡逻队走过，小鬼子的军靴偶尔踏在残雪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鬼子宪兵牵着狼狗，耀武扬威地从街道上走过，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避。间或有一些脸色青黑霉暗的白面鬼、大烟鬼在寒风中抖索着身子、在日军宪兵、巡逻队的注视下，从街上蹿过。
王定南心里忍不住一声叹息！
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胡同口、门前、院子里堆雪人；东安市场、王府街、大栅栏、前门一带的商家都是大开店面，老板、伙计满脸笑容，迎接一拨拨顾客上门；天桥市场上的小商贩们可着嗓子吆喝，恨不得一天就把存货卖完；那些耍把式的更是拉开架势、躺开场子，敲着锣，吆喝着，吸引人们注意，想赶在年前多赚点，好多割几斤猪肉、多置办几样年货，好让老婆孩子过个喜庆一些的大年；女人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成衣铺子、布料行扎堆似的闲逛，看完成衣样式再去看布料的花色、质地，心里默算着是买成衣合算还是买布料自己做合算，还得算清一家老小几口人，共需多少布料、折合多少钱。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只怕要等八路军把小鬼子消灭完后才能重现了！
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