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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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的工夫，郭勇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了。
吴永成赶忙打了一个手巾把给他，让他擦擦汗，这后生不赖，能处！才二十几天的工夫不见，就惦记成个这样子，够意思！
过和郭勇的一阵问答，吴永成也知道了大部分同学们勇如愿留京，不过不是什么部纪检委，而是人事教育司；冯霞回到了TJ市，进了市委办公厅（她原来可是一直想搞专业的呀？看来是和吴永成骠上劲了）；高保平也在对外贸易部里，在办公厅。其他同学各回各省。
时间不觉间已到了下班时间。吴永成要拉着郭勇去食堂吃饭，何平却说他今天非要请客，既为吴永成接风，也为郭勇能留京表示祝贺。并且还表示晚上请大家参加一个舞会。
“什么，这里还有舞会？”吴永成感到奇怪了。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啊！
“这有什么？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到了谁家。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是吧，何平，我没说错吧？！今天也带着我去玩一会吧。我还没见过那个场面哪！”李林旁边马上揭开谜底。
李林原来在一个外地区地地委办公室，来了省城一年多了，一直打不进人家的那个高干子弟***里。虽然他的父亲在他们的当地，也是一位手握实权地地级领导。他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地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地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虽说他只听过何平在他面前卖弄过，但他也极力向往着那种生活。
“好吧，今天就带着你也开开眼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交际舞。”何平大方地挥了挥手。
吴永成对交际舞却不陌生。特别是他在北京上了几年大学。他记得1979年。那个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他们脸上荡漾地幸福感觉。被当时的摄＋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可谓是十几年以后大名鼎鼎啊。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的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地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地人很多，是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部分文艺团体的青年都参加了。而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地，“文革”期间叫“封、资、修”。
那次大会堂的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参加舞会的青年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
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还第一次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读书》杂志创刊，开篇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眼里，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小。
改革开放之初，生锈的国门刚刚透了一条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大伙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
党组织和居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一些大城市的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小路旁的树林里、花丛中，埋伏着一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
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
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地颐和园，一些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使劲扭动着。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地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吴永成清楚地还记得在北京火车站、他第一次见到高保平时，他就是那副打扮。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地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有的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地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l｜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吴永成也跟着高保平去过几次。
那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
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地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地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地，价钱在260到270。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地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那里樱花烂漫，且不太招摇。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
那是1980年地中国。那一年人们第家手里没钱，消费品奇缺。
当时的年轻人乐于用诗意装点生活。一个国家话剧院的电工，在公共厕所里可以诗意地用毛笔写公告：谁若把灯摘走，本人不再装灯，让厕所重归黑暗。毛笔字显然是练过地，总算找到机会表现。总之，那时候，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当时，根据公安部地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地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相伴随的是，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泼水节》被用布遮蔽，发表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遭受了读者的批判。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
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的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了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责为第三者插足。
那时候，妇女的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XXX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而现在何平他们说的这种舞会，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家庭舞会吗？吴永成对于这个家庭舞会却是相当敏感的。他前生时看过一本资料，好象有个唱犯人歌出名的前电影明星迟志强，就是在八三年栽在家庭舞会、跳贴面舞上的。
那时侯，跳舞都算超前了，跳贴面舞就是太超前了，而过分超前就是犯罪。
随便找了个国营饭馆，吃过晚饭以后，何平就着急得在饭店里的公用电话上就开始联系了。他得在这几位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傻冒们面前露一手呀。
可事情偏偏不凑巧，他联系的几位公子哥、大小姐们，今天一个也不在家，不知道窜到哪里去了。
“怎么，是不是又吹牛了？嘿嘿，你呀，就会在我面前瞎白呼。一闹真格的，准下软蛋。”李林在一旁见没什么希望了，给何平来了个激将法。
何平一咬牙：“走，我带你们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去。不过这事情谁也不准露馅啊。”
吴永成心想：坏了，这家伙不是狗急跳墙、要带他们到什么有暗娼的地方去吧？马上他就被自己这个奇怪的念头暗暗笑坏了，这个时代大城市里哪有那种玩意呀？！
何平带他们去的地方，也是一个地下家庭舞会，不过不是那一帮高干子弟们开的。是在他们戏称的一个叫“黑道教母”、人称“老马”的三十岁出头的寡妇家里。
一路上听何平介绍，那个马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就悄无声息地聚到她家。
吴永成他们到了时，已经就有一些人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
吴永成他们一到，老马见何平带着新人来了，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听李林说他不会跳舞，就自报奋勇充当他的舞蹈教师。
吴永成和郭勇一时没有下场，只在旁边冷眼相观：其实，他们跳的这种舞，并不需要任何技巧，所谓贴面舞，就是借个舞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
何平一到这里，便熟门熟路的拉了一个女伴，去享受温柔了；只是李林初学乍练、又有些不好意思，勾腰驼背的，勉强让垫脚的老马吊住他的脖子，显得吃力而滑稽。“郭勇，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呆，快走！”
第三卷 崛起 第十三章 暴风雨的前奏
怎么了，吴永成，你不是也会跳这个交谊舞吗？下去吧。你要不好意思，我让何平给你找一个舞伴，看样子那家伙在这里熟悉得很。怎么样？”郭勇是真心想让吴永成玩好，他认为吴永成在这次的毕业分配时给自己帮了大忙，到了省城他少亲没靠的，自己作为东道主，就应该为他想得周到一点，多给他介绍自己的几个朋友，即使以后自己去北京工作了，吴永成也不至于孤家寡人的。
吴永成哪能不知道郭勇的一番好心呢！但这个环境、在现在的这个特定的时候，玩这种浪漫，那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他可不愿意因为这个，学那个后来唱囚歌出名的明星，跑到监狱里去“手里呀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点油，二尺八的牌子脖子里挂呀，大街小巷把我游”。
虽然他要是进去，肯定比那个明星要出名早（因为他知道后来唱红的那些歌的全部歌词和曲子呀，可以剽窃嘛，不过那也就没有老迟同志大红大紫的未来了），可这个名气他不爱。监狱里的日子那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光每天的“八大两”粗粮、还有狱霸们的欺负，进去以后要呆好几年哪，那种凄惨的日子，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那可不怎么舒服（废话，要是舒服，那还算对犯人的惩罚吗？要真舒服的话，农民们也不用在外面一年四季累死累活的、还受穷，干脆大家都进去享福好了。）。
“郭勇，这种场合不适合咱们，你去叫一下何平和李林，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吴永成神色严肃地对郭勇说。
“嗨。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跳个舞吗？没事的。”郭勇不以为然地说。可他看见吴永成还是一脸的“阶级斗争”，只好让步：“好、好、好，听你的。反正大家今天出来就是为了让你玩得开心，你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一会儿。何平和李林不高兴地过来了，两个人正玩得有点意思，突然被人拉出来。觉得怪扫兴地，搁谁也不乐意！这还幸亏是郭勇去叫了，人家他们也是瞧他妈妈的面子。才不好意思发作。要是换别人，孬话早出来了。
“怎么，还没玩呢，就准备走啊？是不是不会跳啊？没关系的，这个一点也不难，只要两个人抱着跟上音乐摇就可以了。你瞧人家李林不也是第一次来嘛，现在跳得就挺好的嘛！”何平劝吴永成留下。
“就是，一点也不难地。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学会了。”李林也舍不得离开这里。这种新奇刺激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享受到。怎么说呢，刚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放不开，可是人家老马作为一个女地，比他大方多了。主动地把她柔软的胸部，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能形容：爽！
“这里不适合咱们，咱们出来可是代表省委机关呀！再说这里地灯光这么昏暗，我头晕得受不了。”吴永成给自己找了一个离开的借口。就你李林的那两下。那也叫学会了跳舞？你是学会了拥抱！那叫什么跳舞呀？！那叫“吃女人的豆腐”！瞎磨蹭半天，一点实际困难也解决不了，闹得欲火干烧，再折腾得进去几年，何苦呢？！
“真是土老冒。一点情调也不懂！”何平不高兴得低声咕哝着。吴永成和郭勇是他带着来的，何况今天郭勇的意思，就是要让吴永成玩得开心点。这个何平再怎么蠢，也还是能看得出来的。现在人家要走，他也只得奉陪了，一肚子的不满意。没法抱怨郭勇，只能把气撒在吴永成地身上了。
马寡妇不愧是号称“黑道圣母”，见他们几个刚来就走，急忙过来打招呼：“怎么，玩得不开心吗？刚来了几分钟就走啊？是不是不会跳啊？没关系的，我来教这两位朋友。”
何平出来打圆场：“不是的，我们有位同事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灯光太暗，转得他头晕。对不起啊，他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让你见笑了。”
“那就好。我还以为到了我家，我这当主人的招待不周，这两位新朋友不高兴了呢？欢迎大家常来啊！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地下家庭舞场出来，大家道别各自回家，一夜无话。吴永成和郭勇，自然在他地宿舍里畅谈到深夜方入睡。
第二天上班后，五处的处长薛力找吴永成谈话，通知他，组织决定：从今天起，他地工作主要是帮助省委常委、秘书长渠月莲同志开展工作，他的办公室也重新做了调整，原来占的一间可以继续使用，但以后主要是在秘书长办公室地外间工作。言外之意，从今天起，他就算正式成为了省委领导的秘书了。不过，在全国的省级领导秘书的行业里，估计也就是他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白丁”了。
“吴永成同志，你要明白你现在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薛
地对吴永成说：“作为一个省委领导的秘书，它是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你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代表着你自己，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省委的形象。本来担任省委领导秘书的，必须是参加工作多年的、经过组织严格考验、历史清白的同志，但组织上考虑到你在学校里也是一贯政治表现突出、成绩优异，所以才破格给你压这么重的担子，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这点吴永成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要是没有郭勇的妈妈、省委常委、秘书长渠月莲同志，直接点名让他但任她的秘书，这种好事是根本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的。能进入省委办公厅的人，哪一个是等闲之辈呀？！谁不想尽快当上领导的秘书？这可是被得到提拔的最短地捷径呀！到了这个地步，飞黄腾达也就指日可待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眼红、嫉妒自己呢？！
按照省委分工，省委常委渠月莲同志主管秘书处日常工作，联系政法、信访、民政等部门的工作。包点下乡是J省的一个南部地区。
依吴永成的本意，他是想跟着分管农业地领导，这样一来，还可以对领导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说不定也就能对全省的农业地发展，起一点推动性的作用。先知先觉二十多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资本呀！认真找出一个后世地金点子。也能使J省的农民们少受好几年的苦啊！
可是他一个刚从大学里毕业的毛头小伙子，能给一位排名在末位的省委常委当秘书、就算他小子运气好到极点了，哪还能由他自己挑挑拣拣的呢？！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领导。一般都是排名在前面的省委副书记（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国家对农业地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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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些时间里，吴永成就正式成为了渠月莲同志的秘书，跟着她到她包点的那个地区下去搞调查研究，蹲了十几天，直到七月中旬才回到省委大院。
“小吴，你通知省公安厅的领导、和他们分管刑侦地领导，明天早晨八点半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听他们地汇报。”临下班时，渠月莲对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吴永成安排：“咱们省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公安部门整天价到底在搞什么？几个省委领导都和我打过招呼，说他们接到了不少地群众反映，怨气冲天哪！我也听过一些同志的牢骚，说咱们的公安局还不如改成粮食局。省委罗书记对咱省里这几年的治安情况。也很不满意呀！”
第二天八点三十分，渠月莲的办公室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吴永成知道这是原来约定好的省公安厅的领导同志到了。他过去拉开门一看。惊讶地低声问：“郭叔叔，怎么你们单位是你过来了？咦，老步你怎么也来了呢？调到省厅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门外站着的正是郭勇的父亲、渠月莲的丈夫郭天心。原来的省厅刑侦总队总队长、现在的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勇的父亲前半年成为省厅的副厅长的消息，吴永成是知道的。作为领导的秘书，首先熟悉领导分管部门的各单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