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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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一同看了《十诫》，看完电视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 “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这样觉得。 基斯洛夫斯基并非不清楚，“这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一个只有五分钟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也值了。 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却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这种珍惜是一种信念——蔚蓝色的信念。 我告诉小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怀念。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十诫》之五）
波兰实行军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两部电影（《盲目的机遇》和《永无休止》），都被军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天色也显得沮丧，下着雨。在一个拐角处，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见的政治诉讼律师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几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纪录片，认识了当时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皮斯维茨，俩人成了好朋友。《永无休止》的电影脚本就是他们俩合作的结果。 那天，皮斯维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俩人闲聊了几句，皮斯维茨没头没脑地对基斯洛夫斯基说：“该有人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那就是你。”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诫》出自两个人在一个下雨天的沮丧心绪。为了什么沮丧？因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为皮斯维茨老是为人民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显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这两个人老早就习惯了，要说沮丧，也早就沮丧过了。 这两个人的沮丧是因为人民民主社会中人的道德意识状况，基斯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人民民主社会是一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有社群主义者向往的那种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说，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识的。这两个人在这道德一体化的社会中感到道德意识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说：“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也许这话正表明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样的活？ 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说起，了解一下死的伦理意识是如何变得冷漠的。 雅泽克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双混浊的目光四处张望，打量着街上的各色行人，显得有些烦躁。 本来，雅泽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杀死一个人。他走到街上才发觉自己漫无目的，因为他并没有要杀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明确意念，只是要杀一个人，好像要完成一桩形而上的杀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杀一个商人或者军人或者书生，就不会有眼下的烦躁。 要把杀一个人的一般意念变成具体的杀某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雅泽克拿着妹妹的相片走进路边一家照相馆冲洗，故意提些刁钻的要求，如果相馆老板发脾气，他就有个理由把她杀了。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反革命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 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着意抨击人民民主的国家伦理，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个体的伦理思想和感觉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过电影叙事思考自己时代的伦理处境，电影语言是他思想的表达媒介：“我把电影当作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职业。电影对我而言是思想。” 这里具体指的伦理思想，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就是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
平安夜我该与谁在一起？（《十诫》之三）
圣诞节快来了。被冰雪封存的大街显出人为的暖和气氛，烛火和长青藤把因寒冷而独自蜷缩的人们重新聚在一起。雅努什是个出租车司机，他提前收工，准备和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过一个暖和的平安夜。 雅努什的妻子性情温和、质朴，对夫妻生活没有诗意化的想象和奢求。她感觉到雅努什并非像小说或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戏剧化地爱她，但她清楚，雅努什是个责任感很强的男人，她并不对这种更多基于责任而非爱情的婚姻提出异议。 不必问为什么他们要结婚，偶然的情感差错也会导致一个婚姻。他们已经一起生活多年，相互体贴，从这种生活中滋育出的两个人的共同感情，可能比戏剧化的爱情更为幸福。 天快黑时，雅努什同妻子去教堂做平安夜弥撒。 教堂里挤满了人。 在昏黄的烛光相伴着的平安夜轻缓而温厚的歌声中，雅努什感到一双恳求的目光穿过人群和烛光，像垂死者伸出的手臂紧紧地缠抱着他。顺着这目光雅努什看到了艾娃温涩、含情而又忧郁的眼睛，这些还只是那目光的含意中的一小部分。那目光有平安夜的祝福，更有在这平安夜伤心的哀求，甚至还带有几分思想死亡的含意。 雅努什同艾娃分手已经好几年，各自结了婚，再没有见过面。艾娃的丈夫很爱她，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艾娃却没有非要同他一起生活的愿望。她无法忍耐没有令身心颤然的爱情但不乏温暖的婚姻生活，同丈夫分居了。 艾娃对孤单特别敏感，总想有一个可以向他诉说的男人。对艾娃来说，两个人的生活中诉说的时间是主要的，示爱的时间总被夸张，其实占据的生活时间很少，重要的是诉说的陪伴，这才叫做有一个所爱的男人睡在身边。她的丈夫一大弱点就是没有耐性听她的倾诉，所以，艾娃不时打电话同雅努什聊天，向他倾诉有来由和没有来由的不安。 节日是人们共在的时间，对于敏感的艾娃，这样的时间是特别不幸的时间，孤单就像教堂外面的冰雪一样寒冷地剜割她的心。那投向雅努什的目光荡涤了眼前的弥撒气氛，其中分明有绝望的悲情在不容推开地恳求：要同雅努什一起过这个平安夜。 雅努什把目光从艾娃脸上移开，想逃避或者说推开艾娃的恳求。雅努什不是没有读出艾娃目光中孤单的痛苦，而是为了婚姻的责任，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曾经爱过的人的恳求视而不见。 回到家里，平安夜的家庭欢聚就要开始：夫妻之间，父子、母子之间会有种种游戏和温情时光。担心艾娃会打电话来，雅努什截断了电话线。 门铃响了。 雅努什下楼打开大门。 艾娃站在寒雪纷飞的门外，说她丈夫今早突然失踪了，问雅努什可不可以开车带她去找寻。 答应还是不答应？为什么雅努什得离开家庭的平安夜，去帮过去的恋人？ 艾娃的丈夫失踪了，她可以向警察局求助。雅努什不是警察局，不管公共事务。艾娃的请求只是一个私人的请求，雅努什有什么理由答应艾娃？ 雅努什犹豫片刻，答应了艾娃的请求。 他觉得自己是出于对过去的感情的责任答应艾娃的。 可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责任在这里既没有道德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也许只是一个使某种情感合法化的理由。况且，尽到对艾娃的责任，又如何可能尽到对妻子的责任？ 雅努什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以前的恋人向他求助找寻失踪的丈夫？妻子会不会认为雅努什还爱着艾娃？ 雅努什当然不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大片暧昧的领域，很难明确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雅努什同艾娃有过一段情，这段情过去后，留下一种暧昧的感情，像稀释了的血。雅努什清楚记得与艾娃分手的原因——无法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艾娃对生活品质要求很苛刻，她既觉得只有雅努什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觉得他在生活细节上不能符合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没完没了的抱怨磨损了爱情。 也许，雅努什看到艾娃站在寒夜的雪地里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推开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甚至对妻子的感情。 在这平安夜，责任与同情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责任更重要？ 他回到楼上对妻子说，邻居看见有人偷了他的车子，得去警察局找。雅努什依从同情，对责任撒了谎，或者说因这一责任对另一责任撒了谎。无论因为什么，他撒谎对吗？ 雅努什载艾娃上路，去警察局、医院。一路上艾娃不停地说话，分析丈夫的可能去处，想方设法把丈夫的失踪弄成一宗悬案，与雅努什一起追究。平安夜的街市，人车两空，只有雅努什与艾娃驱车寻找一个虚构的失踪者。雅努什其实心里明白，艾娃的丈夫不是失踪了，而是早与她分居了。雅努什没有戳破艾娃的谎话，那会伤害她在寒冬的节日里的孤单。有好几次，雅努什觉得不耐烦了，觉得不能为了陪伴艾娃，让妻子在孤单中度过平安夜。对艾娃的同情成了雅努什对妻子的无情。艾娃也清楚，雅努什与她驱车寻找丈夫是出于同情。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忍受同情。有的女人把同情视为侮辱，把责任视为伤害。艾娃不是这种女人，她只需要自己所爱的男人能陪伴自己。 这两个人在一个虚构的理由中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寻找到的，对艾娃来说，是同雅努什在一起的时光。天快亮时，艾娃对雅努什说：“一个人过平安夜很难，我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过平安夜了。今年实在不行了。我跟自己打赌，如果把你留在身边直到早上七点，就可以活过来。” 时间正好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