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单身女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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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选择离婚（2）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比尔和朱丽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80年，那一年她离开了他。她不想回忆这几年，也不想谈到。朱丽叶的确说过离婚后有好几年比尔拒绝让她去看儿子，并且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和她还有了另一个孩子。1989年，比尔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的女儿11岁，儿子17岁，小的孩子才5岁。幸运的是儿子又重新回到朱丽叶身边了，她协助三个孩子维持亲密的关系。
1984年朱丽叶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实属罕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离婚时，就同一个女的有过性关系”，朱丽叶说，“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就陷入其中，就是那样。所以这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创伤或戏剧性的事件。”朱丽叶的父母很难接受她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她的弟弟妹妹，以及所有的朋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异性恋者）对她非常支持。朱丽叶是非传统的，不仅在于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还在于她的那种同性恋形式。她女儿在家的那些年里，朱丽叶没有过同居，也没有成为女同性恋团体的成员。而是她保持着牢固的异性恋朋友网络，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只有过短暂恋情。
离婚几年后，瓦努娜和朱丽叶分别与其他人相处过，与她们传统的婚姻相比，那属于前卫的行为。离婚8年后，瓦努娜遇见的也是非裔美国人，他是个跨国商人，比她小几岁。他的追求很有浪漫情调，但是他经常外出，因为他主要在海外工作。瓦努娜喜欢浪漫，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另外，他对她的孩子也很好，他们在一起5年，有两年半的婚姻生活。45岁那年，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死于非洲。随噩耗而来的还有超过10万美元的生意上的债务，需要她承担。真是世事难料，她在本地的一家餐馆外的人行道行走时摔断了脚。她起诉并赢得了官司。那笔赔偿多到足以还清大部分的债务。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追求满意的工作（1）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显赫的职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找有意义的工作——工作能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而且能证明身份，有目标感——成为考虑的核心。我们都追求当时在家中别的女性没有的高学位，没有从事过的专业。到了中年，我们都不再坚持这些，而是把工作与生活上的选择和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都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来搬去追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了。
早在20世纪60 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追求满意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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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种场合下却感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头的明星做出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具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巴纳德女子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入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深教授的办公地点。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出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高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深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伦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道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巴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出头的我去了海湾地区，部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处，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户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身受聘（但非终身任职的）工作，到圣何塞做了一名讲师。虽然恋爱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马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感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体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追求满意的工作（3）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