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单身女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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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1）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
吉莉安，在整个二三十岁期间“就没想过”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岁的时候，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随便的性关系之后她意外怀孕了。她很明白自己从来不想要孩子，于是她选择了堕胎，吉莉安强调不难做出这个决定。她很高兴堕胎现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在高级法院裁定堕胎合法之前）必须到国外去堕胎。另一件她觉得幸运的事是，她的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并接受了她将不会有一个外孙的现实。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爱做一位姨妈。
在我追踪采访她的这些年（从她54岁到62岁），吉莉安与两个年轻女性渐渐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组合。一个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请求吉莉安做她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当时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吉莉安“诚惶诚恐地把这事给承担了下来”。她知道，不管怎样她都无法取代她们已经去世的母亲，她试都不用去试。8年中，这两个女儿进入三十多岁时，吉莉安最初只是关注她们的经济状况，现在与她们“真正地关系密切”了。其中的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离婚了，另一个是同性恋，她的同性伴侣刚刚生了个孩子。吉莉安经常与她们一起度假。
我一直想成为一位母亲，但直到三十多岁时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我37岁时，在大学有终身职位，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但没有伴侣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组建了一个集体家庭，还没有真正地独自面对要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的现实。我潜移默化地受到自由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那就是女性可以同时拥有事业、伴侣和成为母亲。我把这种理念与反文化运动中提倡的另一种方式的核心家庭结合起来。我不要单独成为母亲，而是要在一个集体环境里。
我感觉到却没有说出来的是，有孩子会使我与家庭重新联系起来——父母和家里人虽然为我的事业成功而感到自豪，但不能理解我的政治观念及兴趣，也不能真正理解我的生活。孙儿孙女才是我父母最看重的，孩子也是我的弟弟妹妹生活的中心。这样，新旧文化观念融合的我在4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母亲。虽然作为领养一个混血儿的单身母亲要比我所想象的还难得多，我从没有为我的决定后悔过。集体家庭解体后，我开始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来照顾孩子。那个朋友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比我收养时五天大的婴儿还早三周出生。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我们一直是朋友，而且我们的孩子成了“兄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二十多岁。我会在第七章来讨论我作为单身母亲的经验。
瓦努娜同丈夫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她的未成年的孩子。她结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是个幸福的家庭，穿着体面的衣服出入教堂，大家都说孩子们有教养。实际上，瓦努娜认为“孩子们肮脏不堪”。离婚前，她的大孩子一直吸毒、酗酒，而小一点儿的与人断绝所有往来，她的一个女儿“吃饭都没有感觉”，另一个女儿谈到了自杀。离婚后，孩子们身心比以前健康得多，虽然大家还把他们看做危险人物。
因为他们是非裔，而且是单身母亲的孩子，人们就会认为瓦努娜的女儿会在高中时怀孕，儿子会成为黑帮成员或毒贩子，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又都上了大学，又从大学毕了业，现在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其中三个孩子已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5岁时就已决定做个单身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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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2）
在同一年里，瓦努娜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的相继逝去使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又一次，瓦努娜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挺过来了。现在孩子们已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了，他们深爱的继父以及无情的生父的去世给孩子们带来的打击和心灵的伤痛久久不能愈合，瓦努娜带着他们去海上巡游，她用信用卡支付，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在海上度过的时间疗养效果显著。
自那以后，瓦努娜对孩子们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她的大儿子和儿媳搬到她那里来住，她不觉得孤单了，这样他们一起住了3年。大儿子离开后，她小儿子搬过来住了一段时间。1999年，瓦努娜的未婚女儿决定要个孩子后，回来和她一起生活。瓦努娜同意了，但是明确表示不要指望她照顾孩子。她的女儿负担了她那部分的生活费用，包下了厨房的活儿。她女儿依靠她姐姐、外祖母和看护小孩的保姆来照顾孩子。瓦努娜喜欢这样的安排，她有很多自由空间，同时从未感到孤独。
孩子们在别的方面也帮助她。在她坐通勤车上法律学校时，他们坚持要她买辆好一点的汽车，装上BP机。瓦努娜在学校里摔断了脚的时候，孩子们都赶来看望。她的父亲去世后，瓦努娜为她母亲买了一套房子，离她家一英里远。瓦努娜对她的母亲一直怀有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所以她的女儿和儿子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外祖母的责任。
在瓦努娜的生活中，家庭占据了中心地位。到2003年，她有了六个孙辈和一重孙辈。她所有的孩子和孙子都住在距她及他们彼此之间不超过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是好朋友，还经常互相看望。
与瓦努娜一样，朱丽叶的离婚使她成了单身母亲，对她仇视的前夫既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她，更别说情感上的寄托了。可是瓦努娜还能够和4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朱丽叶的女儿杰西，在离婚时才4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得离她很远，朱丽叶有一份全职工作，需要每周离开城里好几天（虽然不用做通宵）。朱丽叶没有让同性恋伴侣和她搬到一起，与她一起抚养孩子，而是找来了一群朋友来帮忙照顾女儿和她自己——那些人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政治运动时交的朋友，以及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
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朱丽叶和杰西都要和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埃米莉和乔，还有他们的女儿，她比杰西大3岁，朱丽叶同埃米莉和乔认识，因为他们一起参加过政治运动。第一周在他们家里会餐，下一周就轮到她家里了。这种会餐持续了10年。大人们还与他们的女儿保持很亲近的关系。清晨的6点45分朱丽叶准时把杰西放在埃米莉和乔的家里，他们会给杰西吃早餐并送她去上学。杰西喜欢她放学后的安排，如果朱丽叶不能及时地赶回接她回家，她的邻居桃瑞丝也会把杰西接回来吃晚餐。桃瑞丝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桃瑞丝保证杰西给我买生日、母亲节和光明节的礼物。”朱丽叶解释说，“我认为对孩子来说给予和得到同样很重要，一个单身母亲是需要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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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丽叶听说她的前夫比尔死于车祸时，她求助于这种形式的家庭网络。她叫来埃米莉，让她和杰西待在一起。住在远处的朋友伊丽莎白，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一路赶来，在此住上一段时间。桃瑞丝缩短了自己的欧洲行程，赶回来陪着她们。这样来自朋友的支持帮助了朱丽叶，使杰西度过了困难的少年时期，能够进入一所名牌东部大学，后来到一所常春藤联合会的研究生院攻读硕士。
同下一代的联系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侄女外甥、年轻的女门徒，或是同年轻人一起做志愿者工作。第六章描写有关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另外的事例进一步论证吉莉安的亲身经历，旨在说明单身女性如何在家庭环境之外建立同下一代的关系。
置办一处住房（1）
57％的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处。如果对于超过40岁的单身女性进行统计，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买了房子或一套公寓房间。一些人的预付定金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等人帮助支付的。对于少数在四五十岁还在租房子的人，拥有一处住房，不再为租房子担心受怕成为她们的首要目标。当然了，年轻的单身女性可以住在家里，而不用买自己的房子。装修公寓是她们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一种方式。在《优涅读者》主办的在线小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单身并热爱它”中，年轻的单身们谈到，购买家具可以看做定居下来的一个标志。一位女性写道：“我就要到28岁了，去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张床，男人才不会这样的，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最酷的是我为自己买的，不是和别人一起来用它。”
我们四个的实践经历（及参与我研究的其他人）表明，一个人不必一定要有婚姻才能享受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追求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
吉莉安在我研究的女性中拥有最宽敞、最漂亮的房子。她住在城市，房子看起来很有品位，装潢时尚，从窗子望去可以清楚地欣赏到河流的景色。吉莉安是在她母亲去世后买的这座房产，花费了部分的继承财产。起初，她还认为这房子一个人来用太奢侈，也太宽敞了，所以她就把房屋的一部分租给了小她15岁的同事兼朋友。她就那么做了，但是几年后吉莉安想尝试自己一个人来住。她想这样可能会感到孤独，也好刺激自己找个伴侣。相反，她发现自己喜欢一个人生活，并有宠物狗奥斯卡相伴。因为她的生活太忙，内心很“充实”，吉莉安发现她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和静谧的思绪来滤清所发生的事”。房子被分成独立的房间，看起来舒适，因为她的房子全在一层，吉莉安认为这样安排比较适合她这个年龄。到吉莉安家去改变了我起初的看法——认为她有工作狂的倾向，她也承认。但我现在明白了家庭生活是如何减缓了她对事业的投入。她自豪地陪我在她长满天然植物的美丽花园里观赏。吉莉安还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是她昨天晚上为一次宴会烹制剩下的。
当我的集体家庭解散后，我担心我会孤独，孤孤单单只有自己同儿子在一起。和吉莉安一样，我喜欢拥有自己的家。在一个做房地产代理的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能买得起的小房子，因为它有两个可出租的单元，可以用来支付抵押和房产税。逐渐地，我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和改进，同时为自己能找到和雇佣让人信任的、有时甚至有创造性的男女工人来对房屋进行改造的能力而增强了信心。我的儿子离开家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已经做了多处修缮。最近，他打电话问我他铺的厨房地砖是否有问题。他提醒我他观察过给我们家厨房和浴室铺瓷砖的人是怎样工作的，他还帮过忙。我忘了这件事，没能答复他的问题。但我很高兴他能定期修理我的房子。我一直喜欢下厨房，虽然不是什么美食家，还是一个不错的家庭大厨。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教过儿子做饭，没指望过他准备饭菜，但我很满意他和女朋友一起下厨，花很多时间尝试新的花样，有时还为我做饭。
我儿子是19岁时离开家的，但是又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年轻女性搬到了他的房间里，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正在完成伯克利的学业。同一个自立的成年人住在一起，与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爱好以及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使我感到欣慰。她的入住推迟了我一个人生活的过渡进程，我已经23年没有独处的经历了。两年前萨莎搬走了，这使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空闲的客房。梅·萨顿在她的《孤独者期刊》中写到：“这种生活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独处时，敞着门的房间，为了给陌生人，为了迎接、珍惜新朋友的到来而准备。”我喜欢这种安静（除了爱叫的狗外），让房子保持我喜欢的状态，经常有朋友过来，为来自郊外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保留房间。
置办一处住房（2）
结婚后的那些年里，瓦努娜住在一个农场里，不仅要干活挣工资、照顾孩子、做全部的家务活、做饭，她还得侍弄一个菜园，还会养鸡，或养猪。她在菜园里做罐装食品，储藏食物，经常累得精疲力竭。离婚后，瓦努娜很高兴地卖掉了农场，并搬到了一处更小的房子里，位于市郊地带的住宅区。她那温馨的小屋装修得引人注目，瓦努娜很高兴她的女儿和母亲承担所有的厨房工作。现在她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家庭生活。
正相反，朱丽叶可能是我采访中最具家庭特点的女性。她喜欢厨艺、园艺，还喜欢操持家务。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一周里有六个晚上她都烹制“美味素餐”。我们将会看到，在她女儿去读大学离开家后，对孩子的爱加上喜欢家庭生活导致她的一场可怕的婚恋关系。现在她五十五六岁，一个人住在重新装修的房子里。她说：“我喜欢住大点儿的房子，喜欢做饭和招待客人，喜欢拥有自己的卫生间。我喜欢安静，不着急让人搬进来。”朱丽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有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很清楚她要去哪。“我不会离开这个房子。”朱丽叶声称。与我采访过的别的女性一样，朱丽叶幻想着她的伴侣就住在隔壁，或住在下一个街区。
单身女性需要一处住房，但是我所采访的没有几个女性一辈子是自己独居的，如果一个人住，她们也与朋友圈、近亲在内的大家庭、社团及街坊邻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第八章里我探讨了其他女性创造另一种新方式的例子——同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或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状态。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1）
要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需要的不只是一间住房，有满意的工作，以及决定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一个新单身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没有孩子的——都需要在危难的时候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圈或者家庭，伴她一起度过难关，为她提供温情和亲情。朋友不是一个排他的关系，美国文化强调在友谊中公平和互相支持等重要品质。与大多数的家庭和浪漫关系相比，朋友更支持单身女性的自立。年过40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建立和保持友谊，常常拥有相当大的朋友网络。
朱丽叶的朋友网络，现在包括她以前的情人伊丽莎白在内，能提供给她关心、支持以及亲密的情感。朱丽叶和她的朋友分享她的情感和内心想法，寻求心灵相通和相互关爱，而不是和她的家庭。我的朋友圈，像朱丽叶的一样，是在参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及女权运动时形成的。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女性，主要是单身女性，还有少量的夫妻及男士。我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有利于形成友谊，另外住在集体家庭也方便结交新朋友。但只有在集体家庭瓦解后，我才意识到我结交了大量朋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情感上的支持、同伴关系，以及提供的实际帮助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共有房子办理完复杂的出售手续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用她的房子作财产担保，这样我就能够用临时贷款买新房子。除了单身母亲给予的主要帮助外，其他的朋友，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没孩子的，常常过来倾听，围坐一起，就抚养孩子问题提出建议。我也交新朋友——通过我的儿子、在工作中，或者通过别的朋友的介绍。城里新来的女性通过认识我的朋友的介绍也来拜访我。再以后，寡居的、刚离婚的女性、正面临离婚的女性都把我当成她们的朋友，把我当做快乐的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满意的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朋友——尽管我与其中的几个有过矛盾——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是让人满意的。
对于吉莉安而言，工作场所成了她拥有很大的朋友网络的主要来源。我在1994年第一次采访她时，朋友们为她提供了度假和旅行所需的日用品以及陪同的伴儿。当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时，一些朋友给予她所需要的全方位照顾。她也帮助照顾一个身患癌症的离婚的朋友，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年轻的同事那样。但是，起初吉莉安没有充分意识到她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里，对核心家庭的改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成年人之间友谊的重要性也是避而不谈。然而8年以后，吉莉安改变了她的观点。
1994年，吉莉安谈到通过心理治疗来减轻她由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哀，那时的她停留在自我摸索阶段，治疗的重点强调如何获得更成功的婚恋关系。2002年，吉莉安意识到心理治疗有助于她“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世界”，她说这提升了她成功地获得友谊的能力。吉莉安长时间而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