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自己-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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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自己
大自然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永恒地运转着各种试验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将100多种元素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的数量组合在一起，在地球上制造出了约100万种动物、50万种植物以及无数的微生物。
人是大自然这个实验室制造的最精致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如果仅仅从猿人出现的时间开始算起，制造人的实验最少也已经持续了20万年。有如此久远的岁月在身后衬托，还有相对于其他创造物的优越在眼前展现，作为一个人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事情远远不止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人这件产品还在制造中，还没有变成“成品”，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成品，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看见自己所属的物种变成“成品”的那一天。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自己作为“半成品”的状况，所以每个人都想在有限的生命中超越进化的自然进程而提前变成“成品”，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变成神。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变成了神，变成了怪物的却无以数计。怪物的产生倒是真有夺造化之功的味道，但这个物种却不仅不是成品，连人这种半成品都不如。
大自然实验室的制造过程，或者说人的进化过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其惨烈之状尤甚于铁矿在烈焰中被冶炼成铁、再冶炼成钢。这些难受的记忆，会隐藏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某些基因上，一代一代延绵不绝地传下去。千万年下来，也不知道积累得有多厚了。
背负着进化的伤痛，又怀着成为神的梦想，两面夹击之下，做一个人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释迦牟尼大约是知道人类的这一困境的，所以他告诫众生说：人成即佛成。
应对做人的困境，大约有两种线索可寻。一种是，由于遗传的和小环境的影响，应对方式经常呈现家族式传承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家族里，上一辈的应对方式，会被下一辈继承。典型的例子是各种心理障碍的家族遗传倾向。《叔本华的治疗》这本书中，叔本华显然就传承了她母亲的应对方式。
另外一种应对方式与血缘形成的家族无关，但却与“思想的家族”有关。思想的家族指的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共同的、能够相互之间分享的对人生的态度而走到一起，并且采取相似的方式，来应对作为一个人的焦虑。书中的菲利普和叔本华，实际上就同属一个思想家族。我们无法知道，是因为菲利普有着跟叔本华相似的经历，就借用了叔本华现成的功夫来防御，还是因为他先借用了叔本华的功夫，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叔本华化”了。我们知道的是，二者相互加强是肯定的。
在每一种思想周围，都聚集着一些用这样的思想武装了的人。这些思想具有魔术般的强势，先入为主地占据这些人的精神世界，并扮演着整个精神世界的支柱的角色。思想虽然只是智力的副产品，但却能让人生死相许。这些人以为这些思想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活着，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思想让他们已经提前死了因为人活着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而这些思想，几乎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隔离情感和隔离关系的。
这有这本书为证。菲利普为了摆脱欲望的控制，求助于叔本华，结果变成了只有思想的怪物。在朱利斯的治疗小组中，他一开始扮演的是被叔本华“治好”了的角色，并试图用类似的方式帮助别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也没有真正远离痛苦。后来，在他的作为人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情感被激活之后，叔本华的思想大厦坍塌了，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
人既然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就不可能超越大自然事先设计的方案。一个人能够做的，仅仅就是在大自然预设的方案内，尽可能活得好一些，或者说尽可能活得像个人。不管是由于家族传承的焦虑的压力，还是成为神的愿望，都是需要我们忍受的；忍受的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吃人吃的东西，干人干的事情，爱人之所爱，恨人之所恨，等等，等等。
是人，却不安于作为人，实在是人的一大特点；鸟就不会不安心作为鸟。心甘情愿做人，真的是谈何容易。好在世界上还有心理治疗这等事。套用康德的话，“从永恒的角度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使来访者接受作为一个人的现状，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
我一直都梦想写几本心理小说。读了亚龙的《叔本华的治疗》，感觉他在我面前树立了一座大山，既冲击了我的自信，又刺激了我的攀登欲。这实在是一本杰作。小说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设置在死亡威胁的背景中，作为主人公的治疗师只有一年的生命，这就使整个氛围都变得极有张力。然后情节在变化的时空、跌宕的情感、错综的关系和貌似深刻的思想中展开。我一般读小说是很快的，但读这本书却快不起来，因为害怕错过了每一寸文字的滋味。本书编辑王素琴说得更有深层心理学的味道：舍不得那么快读完。
我们在美国的上海朋友童慧琦因为一个读书小组的活动，曾经与亚龙每周见面一次，读他正在写作中的书，谈阅读的体会和感想。她记录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内容，十分令人神往。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心理治疗界的专家们，也能把他们的学问以心理小说的形式，跟其他专业人员、尤其是跟普通读者分享。
深刻与深情《弗洛伊德游记》代序
。cn 中国心理教育网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次读到对弗洛伊德的介绍，觉得此人把别人想说、但却不敢说的话都说了。那时年轻，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乏勇气，所以也觉得没什么。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竟然把那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抄了下来，经常翻看；当然那些文字实在太少了一点，不足以满足一个还算好学的年轻人的求知欲，于是就走访了武汉几所最大的图书馆，寻找弗洛伊德的书，全被告知没有，原因就不必说了，因为说起来有些无趣。以后间接地从其他书中，如《朱光潜美学文集》等，读到了更多的精神分析的东西，兴趣日增，慢慢地在大学才上了一半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做精神科医生，做心理治疗师。
那个笔记本还压在书箱的最下层，已是很久没有去看它了。因为有很多第一手的东西可看。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大量弗洛伊德的书籍被译成中文，不敢说全部都读了，只敢说读了大部分。这种阅读，就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兴趣，而且还因为日常工作的需要。
很多中国同行觉得，弗洛伊德的专业文章很难读懂。实际上他的著作的德文原文是很好懂的。有点滑稽的是，好懂这个特点，既导致了很多人对他建立的理论崇拜，也让很多的人反对和讨厌它。与此对应的是，相对论除了难懂还是难懂，却使爱因斯坦除了受尊敬还是受尊敬。这是人性的特点之一：好懂的东西没有了神秘感，你可以任意评判它；不好懂的东西本身就是迷人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懂它，你就已经拜倒在它的幻影般的外表之下。
精神分析在世界上的迅速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弗洛伊德的优美的文字，他本人还因此获得过德语国家的最高文学奖歌德文学奖。难读的原因在于翻译，不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而是由于表达习惯上的不同，使得很简单的德语在翻译成汉语后就变得别扭和晦涩。
读弗洛伊德，特别是用专业的眼光读他，心灵经常会受到剧烈的震撼。他用丝毫不带情感的语调和节奏，描述了被人类几乎完全忽略了的世界，即潜意识层面的战乱纷争和腥风血雨。你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后来，你又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的；再后来，你一定还会觉得它其实是很管用的。
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享受弗洛伊德的著作所带来的愉快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弗洛伊德制造的若干术语，能够满足部分人“知道的术语越多就越有知识”的潜在需要。但是，精神分析是来自临床、并且又反过来可以指导临床工作的理论，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治病的东西；如果没有在精神分析设置下所做的心理治疗作基础，就很难说真正地读懂了弗洛伊德或者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确能够极大地满足人的“哲学瘾”，而学过精神分析的专业人员也常常会有利刃在手的感觉，面对纷繁的人的潜意识世界，不再感到那么地慌乱、迷茫和无助。弗洛伊德的深刻，经常让分析者和被分析者同时都感到刀刃杀入肌肤的疼痛。当然，就像外科手术的疼痛一样，这样的疼痛也是变得更加健康的必由之路。
在用着弗洛伊德的工具的时候，就常常会猜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专业著作带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一定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漠无情的怪物，自然地就对他有了鄙视之心，因为按照中国人的理念，一个只生活在思辨领域，而全然不知享受山水、美食和生活琐碎的人，境界定然不会高到哪里去。
深刻是智力的结果，高智力从来就不是稀罕之物。而且，一味地深刻，总给人虚弱、僵硬和小气之感。
这本游记，让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有血有肉的那一面。在这一面里，他用曾经写过《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心灵和笔触，描绘了山川海洋、风土人情和日常琐碎。深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全是深情：对他曾经那么深刻剖析过的人、事物和生活的深情。
透过弗洛伊德钟爱的雪茄烟的香味，再看他书中“移情”（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转移”）那两个字，感觉变得全然不一样。原来他的深刻是有那么多的深情垫底的。雪茄的浓烟象一双柔软的手一样抚慰着被深刻之刀切割的肌肤和灵魂，舔着血、止着痛、给着爱。慢慢地创伤被抚平，冲突也变得能够承受。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深刻还是深情导致了心灵的变化。我固执地认为，一定是深情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没有深情就没有真正的深刻。就象你如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或男人，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她或他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深情的疆域比深刻要大得多，深情包含着深刻，深刻只不过是深情的一部分而已。当我们深情的时候，就正在深刻着或者就已经深刻过了。
烧窑的师傅有一个经验：如果长期烧制欣赏用的艺术品，人慢慢地就会变得小器；要时常也烧些日常生活用品，如吃饭的碗、喝茶的杯子等等，才能平衡对艺术的整体感觉。后者其实就是增加对生活本身的感情的一种努力。
做学问，特别是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专业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具有对人、人性和人生的深情。借着弗洛伊德游记的文字，我们试着从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之上，重新体验我们和它们之间曾经被忽略了的紧密的和温暖的关系。
深情改变了我们，也会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和事。
有如此深情相伴，我们从此就都不再孤独。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序
2004年12月31日
关于《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这本书是由施琪嘉博士、肖泽萍博士和我共同翻译的。翻译和校对的时间长达三年。该书共十二个章节，除第一章前言外，其它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
十二个章节的名称如下：前言；分析情景；治疗联盟；移情；移情的变异；反移情；阻抗；负性治疗反应；见诸行动；解释和其它干预；领悟；修通。熟悉精神分析治疗的人都知道，这些术语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基本框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翻译了大量的精神分析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这在文化界曾经引起了不小的精神分析热。有一段时间，很多文化人是言必称弗洛伊德。但是，直到今天，被译成中文的所有精神分析作品中，除了一两本涉及精神分析治疗的具体操做以外，其它的译著，都是理论性极强的作品。精神分析是建构在对神经症的治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读它的理论，虽然也可以获得很多的智力上的享受，但却不能说真正理解它的精髓了。
本书就是一本从临床出发、又可以对精神分析治疗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好书。在各个章节里，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每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含义及含义的发展或延伸。很多精神分析大师级的人物，对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概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书中引用的最近的资料表明，现代精神分析几乎已经把这些概念的全部内涵榨取干净，理解上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由这种深入所导致的精神分析技术上的突破，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大师们披荆斩棘、硕果累累之后留给后来者的空虚和悲哀。
但是，我们的希望也由此而生。如果在万顷苹果园里再种上几株苹果树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种上几株梨树。虽然那些精神分析术语的可能的含义几乎已经被彻底澄清，对它们的使用也已经到了极致，但是，由这些术语建构的精神分析框架本身可能是有漏洞或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并非是纯粹地为了有所建树而挑剔精神分析的毛病。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这样的判断仅仅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常识之上，即：任何理论，都会被它所使用的概念清楚地表达，同时也会被这些概念所限定；对专业术语的依赖性越强，被限定的程度也就越大。《病人和分析师》，这本由十一个专门讲述精神分析术语的章节组成的书，既向我们展示了用那些术语透视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妙功用，同时也呈现了一家之言的局限与偏颇。
这本书所展现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的精神现象是精致的，但对这种精致的感受，与我们打开电脑主机盒所看到的主板上密集的半导体和连接线的感受一模一样，精致得有些呆板，精致得缺乏生气和韵味；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精致，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些传统的东西的精致，如书法、微雕、诗词等等，那是一种有血有肉、充满生气的精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心理治疗而言，精神分析搭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需要填充一些源于世俗生活本身的知识与经验？
我个人觉得，在二十一世纪过多地谈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总有些可笑；而谈论精神分析是不是能够被中国人接受，跟谈论麦当劳能不能在中国盈利一样无趣。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如果有一天人类开始跟外星球的智慧生物打交道，那不管西方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也好，东方的道家、禅宗也好，一看就知道是太阳旁边的第三个蓝色星球上的最高级生物想出来的东西那些生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半球和不同的气候之中，但负责想问题的大脑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要谈区别，就跟外星人谈吧。
最后想说的是，在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经常读它。三年以前第一次读它，有一些感受；在积累了上千小时的心理治疗经验之后的今天读它，感受就很不一样，经常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若干年后，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感受肯定还会变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它淹没，还是会将它超越。
心理治疗合并药物治疗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药物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人类使用药物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药物的使用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用药或者是因为健康的人体本身无法制造某些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物质，这些物质需要从外界摄取，如维生素；或者是因为已经不健康的身体需要某种物质的帮助来恢复健康，如感染需要服用抗生素等。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是现实的操作和愿望。用药的另一个目的是，药物变成了某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崇拜物，它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而且还被寄希望于让服药者长生不死。古往今来，从古希腊的术士到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从佛士德到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服药炼丹、追求永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使用药物的两个目的中，前一个总是浮在表面，后一个则隐藏在每一个服药者的内心深处。所以使用药物既反映了我们对自身的先天缺陷（匮乏、疾病、衰老、死亡）的不满，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呵护与关爱。
在所有药物中，精神药物又有其特殊性。精神药物可以对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如感知觉、思维、情绪、意志、自我认同甚至于智力状态产生强大影响。由此立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之后，从人格的层面来说，他还是他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变得不是他自己了。这是一个药物伦理学的终极问题，短期内可能无法找到答案，因此目前药物的研制和使用，总的来说还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
九十年代初，百优解在美国大量被用于临床后（美国人口为两亿七千万，服用百优解的人数在一九九九年为两千七百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极其惊人），遭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获得愉快不能靠药物，而应该靠对上帝的信仰。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说是不知不觉地把上帝的作用与百优解的作用等同起来了。两者等同起来当然也没有错，精神药物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宗教类的作用：它能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宗教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就是说，宗教是一种精神药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药物治疗与非指导性的心理治疗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若非确有必要，在心理治疗的同时最好不要合并使用精神药物。获得愉快既可以不靠上帝，也可以不靠药物，而可以靠我们对自己的更多的了解和对自己潜能的更多的挖掘。
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包括在七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的社会精神病学运动开始之前的欧洲和北美，在精神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