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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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贵阳钢铁厂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学校座落在贵阳市的南明区。我六岁。那一年。
我在课堂上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看见老师痛哭失声。我没有多少悲伤，只因为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一会。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过去他总是欺负我。这天在街头水沟边，我和他打成一团。我打输了，脸上身上火烧一般地痛，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里，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抱头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伤心。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模样，姐姐便哽噎地夸奖我，说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为我和大人们一样了。。。。。。
十五年过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是姐姐对我的夸奖。她让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样的人，大人。
胡辛这么说。胡幸于1970年5月出生，该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一年，我七岁。
我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24号。
那个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一声叹息，他说：老毛死了，中国没希望了。
在这前，我的外公刚刚去世。对我来说，那时我区分不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外公的去世对我有更大的打击力。
卢彦这么说。卢彦1969年11月出生于西宁，今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在班上，我看到老师悲痛万分，痛哭失声。回到家，又看到许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个女人也在一个劲地哭。我平时挺讨厌这个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还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电影了，第二天的电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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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颖这么说。王文颖出生于1965年。今年26岁。工作于香港奥美市场广告有限公司。
我最难忘的是在电视中看着王洪文念悼词的景象。我对祖父说：他看上去象一个坏蛋。
祖父狠狠地揍了我一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滋味。
徐舒天这么说。徐舒天出生于1972年。今年正就读于上海公安专科学校。
我和徐舒天一样，也是四岁。对于1976年9月9日，我没有感觉，一点也没感觉。
何天华这么说，何天华出生于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91级学生。
毛泽###然离开尘世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恸哭——不管人们出于何种难以道尽的心情——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段时光，是数亿中国公民同感山崩地陷的日子。
新华社报道：在上海，“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不约而同于傍晚含着眼泪、抽泣着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韶山、8000军民连夜聚集在毛泽东故居前，痛哭不止；在唐山地震灾区，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街道、公路上许多正在行驶的汽车、马车、自行车立即停了下来，新华社记者看到：坚强的唐山人民，许多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没有掉过眼泪，今天，当他们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失声；9月9日，河北丰南县刚刚向毛主席发出致敬信，报告他们〃抗震救灾的胜利成果〃，万万没有想到致敬信还没寄达北京，却突然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他们泣不成声。据报道，这一天，北京报纸的发行量增加39倍。在国外，联合国安理会中止了会议，即使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也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震惊和尊敬。
但他们却毫不在乎，卢彦、胡军、王文颖、徐舒天、何天华等人却对1976年9月9日毫不在乎，一同不在乎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成长于市场经济逐渐成熟期的青年人，他们闻所未闻某个20刚出头的青年在当时的心情：每个人都极其担心我们国家的前途。当没有伟大的舵手为我们的航船掌舵时，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曾经决定了世界力量的基本格局、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并且深刻地决定了他统治的国家中亿万人民命运的历史巨人，即使在他离去的那一刻，也无法影响孩子们，因此，逻辑地无法影响这些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历史。
接着又过去了13年，那是2004年12月24日的一个夜晚。
28年前的青年，13年前的准中年而此刻已是真正中年的这个上海人那刻正与一个八十年代生人谈起1975年城市时尚这个话题时，这个诞生在1986年的小男生将他一头黄毛抖动得如同发情的雄鸡，并这样问道：1975年也会有城市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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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3）
小男生感到不可思议。
他曾经〃哈日〃，接着〃哈韩〃，而此刻开始挖空心思地想着〃哈法〃、〃哈英〃甚至〃哈哈阿根廷〃，他的经验世界不可想象发生在1975年的上海时尚。
他出生在阳光灿烂的1986年。在他的记忆中，1975年是一个暗淡无光、气息奄奄的年份，满大街尽管已没有了红色旗帜，然而，有的是蚂蚁一样的灰色男女。那个年份没有恩宝、没有美津浓、没有姚明科蒂奥尼尔MBA世界中的种种精彩、种种快乐。1975年，是如同他始终脸色暗淡无光、终日忧心忡忡的父母那么乏味、无趣的年份。
长相英俊、两个手腕各套两只波希米亚风格手镯的小男生将上海的时尚历史简单地规定为他出生之前的第3个年头，那是1983年。他的理由是如此地充分：〃那一年，上海不是有了华亭路市场吗？还有，第二年，天王巨星麦克·杰克逊不是凭着《颤栗者》而横扫了世界吗？”
以他的视角他也许是对的。然而，这个将伟大的切·格瓦拉等同于BEYOND的小男生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发生在他出生前的三十年，这个事实中年有着充分的认识──
那一天，20岁的“小开”郭先生在一番精心装扮之后，正走出自己的花园洋房，前往老上海四大舞厅之一的“埃尔令〃。“小开”郭先生喜欢“埃尔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着任何一个老上海舞厅都没有的十六层弹簧地板，这使得舞蹈中的他如同一只踏波无痕的水上之鸟。
“小开”郭先生那天有着1948年上海最时髦的装束；前往的是1948年上海最流行的舞厅；而星期六之夜前往〃埃尔令〃、〃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则是像他这样的上海富家子弟的生活方式。
55年后，当〃小开”郭先生回想起那个夜晚的〃埃尔令〃之行时，他说当时他也是这样认为：1948年之前，上海没有什么时尚和时髦，所有的时尚和时髦都产生在1948年的夜晚，那个如同郁达夫先生描述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总是容易简单地理解问题的，而且，在骨子中，他们总是排斥一切他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老是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辩护。”“小开”郭先生从容地一叹，这一叹让时光漏过了半个世纪。
从1976年9月9日在合肥路一地玩着撒尿游戏的小男孩到1991年10月23日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苦等陈百强的小青年；从1948年把玩“埃尔令”十六层地板的“小开”郭先生到2004年一路“哈”来仿佛永无止境的86年“更新人类”，他们谁理解了城市生活中的全部本质？他们各自的欲望在本原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他们的人性对未来的历史来说还有着多少启示的意义？
这是我，当年的青年，后来的准中年，此刻的中年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这本城市文化、生活、情感的编年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此刻，让我再次从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说起。
如同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年份，有两个在表面看来与时尚、消费、欲望完全无关的人物相继去世，他们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这两个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物分别于1976年1月8日和1976年9月9日离开了无限热爱他们的人民。这个期间，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一场青年暴动以它强大的力量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统治着中华民族的官僚机器，这场暴动与我们所要叙述的生活方式无关，但没有这股愤怒的青春火焰，没有这股火焰的猛烈燃烧，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氛围。
由于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逻辑地，社会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977年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而在1977年8月，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后者的重要性一直要再过十年才会被上海男女深切地感觉。那个时候，人们的想像力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将由这个闪闪发亮的小怪物所决定，出现在屏幕上的种种视像最终将使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变得与前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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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至1979年，电视机远远不是流行物品，但在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两部作品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由于它们的重大性，我甚至不敢轻率地使用〃重大〃这个词语。
第一部作品叫《伤痕》。
作品的作者叫卢新华。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78级。在这之前，他象所有的“老三届”一样，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生活了若干年，当时代终于前进到让他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他没有浪费时代给予他的机会，他将自己积累的种种经验、种种思考，完成在短篇小说《伤痕》中。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经意地，他拨动了1979年的中国神经；不经意地，他释放了中国社会积郁已久的思想狂潮，同时，他也为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者打开了倾诉、控诉的闸门。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文学乃至社会学层面上，《伤痕》都是一个标志性作品，而卢新华先生也因此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直到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和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将人们的眼光拉了开去。
和卢新华同时成为标志性人物的是宗福先。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4）
这个工作于上海某企业的男性剧作家，以比卢新华更为充沛的情感写出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个话剧造成的轰动效果是匪夷所思的，宗福先先生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周游演出，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
作为作家和剧作家，他们两人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真正地位或许还要留待历史来界定，尽管，就轰动的效应而言他们取得的是寻常作家梦寐以求却不敢随意奢望的成就。 作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就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方能成就的事业，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他们解放了人民的情感，他们让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他们个人因此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述发生的一切从去世的周恩来、毛泽东到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让中国震撼的卢新华、宗福先他们与时尚、消费和欲望的历史在表层上也许不那么相干，但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崩溃”的宏大背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社会政治的深度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任何的回忆都无从谈起，那个在1976年9月9日走出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的青年人，也就不会对后来的生活、后来的城市、后来的人们的七情六欲发生那么多的感慨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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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1）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一边，城市倾听到了《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
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有了悄悄的松动，满大街不再是单调的八个样板戏的旋律，也不再是让人听得生腻的〃阿瓦唱新歌〃或“月飞山，英雄的山”，尽管依然还在按照严格的〃向左、向左、向左〃的律令，但兄弟国家的戏剧、电影作品逐一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这座最具纪律性、也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城市中。
较早的时候，人们已经看见了“欧洲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那个接吻的镜头，这个镜头让上海多少青春少年为此怦然心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在一贫如洗的城市角落里以生命的名义而偷偷地模仿着镜头中的动作，他们中也有人为了这个模仿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以〃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身份永远地丧失了正常人的一切，在六、七十年代的毒辣的太阳下裸露着自己那个可耻的阴阳的头颅。
上海的青春男女还深刻地记取了《创伤》中反复接吻的镜头，由于这部影片明显地触犯了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禁令，导致了它放映不久之后的被彻底禁锢。
《宁死不屈》是深刻影响上海的影片之一。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仅深刻地记取了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米拉·格拉米的绝世美貌，他们还深刻地记取了德军少校汉斯·芬斯·斯多茨先生的精彩台词：
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呢，将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上海的青春男女会心地感受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之间的问候：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即使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中许多人还会清晰地记得荡漾在那座白色山城中的那句问候，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一个暗号。
“三千里江山”的朝鲜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影响上海的一个国度。
《卖花姑娘》告诉上海的青春男女一个关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凄厉故事；《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是对万恶的“南方”与豢养“南方”的美国强盗的最彻底、最愤怒的控诉；而《南江村的妇女》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对在万景台诞生的伟大领袖的统治的赤裸裸歌颂。我们还可以回忆起《看不见的战线》中的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前就含混不清地感觉到生活中的阴谋和诡秘。
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最轰动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岸之波》。
由齐奥赛斯库先生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许因为在人种上更接近拉丁民族，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文化上也与斯拉夫人有着明确的分野。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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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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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