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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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去的地方。
现在，尤大宝在瑞华坊〃八号里〃（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出出进进，也在顺昌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室忙碌不堪，他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传达最高指示，一时间好不红火，在基本由〃社会青年〃结构而成的这个造反小团体中，他俨然是一个领袖。
但至多只有半年时间，尤大宝就断然地放弃成为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因为在〃革命〃和〃造反〃的那些日子，尤大宝与小团体中的某些人距离越来越远，他不满这些人打人、抢东西以及在〃抄家〃时表现出的贪婪，他反感这些人借〃革命〃和〃造反〃的名义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与生俱来的善良和长期“小开”生活滋润而成的宽容个性，使他无法容忍人性的疯狂，这种疯狂让他看见的是真正的兽性。就象多少年以前一样，突然地，尤大宝宣布解散由他一手创建的造反小团体，他退出这个越来越歇斯蒂里的地方。
1967年期间，〃造反玩票者〃尤大宝回归到了“小开”的社会角色，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不容许“小开”的存在，但当一个人对生活有着坚定而不妥协的追求的时候，又有哪种力量可以将其窒息，那怕是政治的力量。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3）
1967年的夏天。
尤大宝再次如同1965年夏天那样站在了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与其说是主动抛弃还不如说是被动放弃了小包裤、尖头皮鞋、花格子衬衫的他，依然有着这个时期最时尚的装束：
他的脚下是当时最时尚的塑料底松紧鞋；他的身上是由于“上体司〃的推广而在上海极度流行的大翻领线衫和配套的线裤；他的头上，尽管再也没有了凡士林的光亮，却又由〃板刷头〃作为取代，顺便补充一句，30多年之后，〃板刷头〃在上海的成功人士头上疯狂流行，成为这个阶层的一个特殊符号。
这时，尤大宝结交了不少〃臭味相投〃的朋友，他们与他经常在第一横弄口海阔天空，这些人是：小冯、宝宝、小金以及姚格里。
他与小冯交流把玩照片的若干心得。
他与宝宝对话瑞华坊与大庆里的差别。
他与小金的话题无所不包，以致最后会一起来到当年蓬莱路市场淘几张旧皮，然后搞来皮鞋揎头，只化几元钱就制作而成小方头皮鞋，他们每人一双，从而填补了尖头皮鞋缺失后的脚下空洞。
他与姚格里会聊上北洋军阀的话题：张作霖的多房老婆、段琪瑞的大烟嗜好、吴佩孚的豪侠仗义，等等等等。
尤大宝与他们时常交换书籍，交换那个时代的禁书：《金瓶梅》、《三言两拍》、《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
经常地，他独自一人来到梅兰坊对面的一个旧书摊，逗留其中乐不思蜀。每天告别这个旧书摊时，他都会用火柴梗插在刚刚看到的书页中，第二天再从所插之处开始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深度探索，去识认也许永远无法经验但可以理解的陌生世界。
他承认，有两本杂志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是《万象》和《茶话》；而〃还珠楼主〃、〃霍桑〃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也影响着他的生命历程。
清晨，太阳如同一亿年前那样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夜晚，月亮也一如五十年以前一样地抚摸着瑞华坊的红色砖墙。在〃西瓜要吃杀拉里甜格来〃的沙哑叫喊声中，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高亢的歌咏声中，时光悄然地、不为人察觉地流逝着。经常地，尤大宝会从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踱出大门，随后来到向南的上街沿一边，他站在〃万和祥〃南货店门前，听着空气中传来的革命者的咆哮，两眼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喧嚣的世界，更深情地打量着属于瑞华坊的街面房子。
他知道1949年以前，174号是一家五金店，而今五金店已是一家理发店，一个面容凄苦的阿姨日夜操持着理发这个活计，而五金店店主留下的刘氏兄弟五人，此刻正各走各的人生之路；
他知道176号原先是一家洗衣店，店主女婿叫作〃那宾〃的仅仅因为挪用了80元的公款，早在1958年便被强制〃劳动改造〃，洗衣店现在已化作〃培德袜厂〃中工作的〃大块头〃阿姨的安身立命之地；
他知道178号过去是一家理发店，但当年开理发店的〃朝阳模子〃早在50年代的中期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着，当年的理发店现在成了布姓人家的遮风挡雨之地；
他知道180号与182号原先是一家两开间米店，米店楼上住着的是徐家姆妈、秀月姆妈，这两个姆妈的男人一个是大律师、另一个是巡捕房警察。1949年以后，他们双双进了监狱，但他个人一直没有忘记这样一个情景：是在1947年和1948年期间，秀月姆妈的男人、他的继父穿着皮衣、开着吉普，好不威风地带他前往〃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
他还知道只有184号、186号的两开间〃万和祥〃南货店从1949年到1967年的18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万和祥〃的主人早已魂归西天，而他的儿子〃阿德〃由于嗜赌个性，早早将〃万和祥〃的家产丧失殆尽，使得他的母亲，瑞华坊第一横弄大家都叫〃阿娘〃的，只能在后面的弹丸之地度日如年。
他还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1966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时分，那声凄厉而凶险的警笛仿佛再次回荡在了他的耳边。
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兴趣。无论是罗伯斯庇尔式的暴力或者克鲁泡特金般的无政府主义，任何的意识形态、种种的政治学说他都没有兴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对时髦有着强烈的追求，热爱评弹高于一切，同时非常有兴趣于司汤达、维克多·雨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深刻地感受到《短程生命中的漫长一天》的全部痛楚，也深刻地理解那个叫作让阿冉的男子对世界的伟大而朴素的想法，他可以放弃成为一个左倾革命者，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但决不会放弃对生活中每个细节的精雕细刻。
1967年的每个早晨，尤大宝的早餐结构基本这样：四分一根的油条加上五分半张的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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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薄饼裹着油条细细地咀嚼着，他不吃泡饭，从来不吃。
在逍遥江湖的那些日子，尤大宝没有象当年许多〃逍遥派〃那样去组装一辆永久13型或18型的自行车，这种组装尽管也是一种趣味，但对他来说，毕竟过于无产阶级化了，他的趣味是在自己的天井中放上一口大缸，让大缸中游动起不少金鱼，是1967年的时髦：高头龙睛、水泡眼。
有一天，尤大宝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金鱼都翻起白肚子，十二条巴掌大的金鱼死于非命。尤大宝大惊失色同时又困惑不解，后来他才知道〃杀手〃是自己的弟弟尤忠宝，由于他无知地将“烫婆子〃中的隔夜水倒入水缸，尤大宝的情致就葬送在了1967年的这个漫长的冬季中。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4）
但那个寒冷的冬天，尽管第一横弄的墙壁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柱子，尽管零下8度的绝对温度使得水管全部冻结，然而，在他的厢房中那股香味却悠然而安祥地弥散着，是革命者发誓要铲除的香味，是###社会深恶痛绝的香味，也是咖啡豆经过蒸煮后散发的香味，它让尤大宝忘却了生活中许多的不快和压抑，它让尤大宝再次回到过去的生活，“小开”的生活。
在尤大宝的人生历程中，西方派的姑父始终是他的一个偶像。60年代早期，大学毕业、精通6国语言、在上海锅炉厂中心试验室任主任的姑父，总是长棍面包一夹，口中咬着优雅的板烟斗，同样优雅地走出瑞华坊。这个景象让尤大宝着迷，使他感到生活原本就该这样：一如烟板斗中飘散的哈瓦那雪茄烟丝般的幽暗香甜。
1967年的冬季，主动将自己与大时代隔离的尤大宝，在家中，一如既往地品尝着他钟情的咖啡。 他将从〃长春〃买来的咖啡豆放进那只钢精咖啡壶，倒进适量的水，随后，看着由于水温变化后咖啡壶顶部那个玻璃球中的颜色变化，看着咖啡壶中的汽体如何在玻璃球间上下回旋，他细腻而真切地感受着咖啡的香味在房子中一点点地弥散，以致最后房子完全地被咖啡香味所淹没。
27年之后，当尤大宝回忆起当年煮咖啡的情景，他依然是那么的陶醉：〃当咖啡的浓香充满一房子时，没有人可能了解我内心中的感受，那种完全放松、沉醉、快乐的感受。”
尤大宝从来就是一个正宗的咖啡品尝者，他喝咖啡不加牛奶、炼乳和方糖，他要的是咖啡中的那股苦涩的芳香，从196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是这样。
1967年以后，尤大宝告别了自由、散漫的〃社会青年〃的生活，进入新华铸造厂。由于种种原因，尤大宝不再自己蒸煮咖啡，但对咖啡的热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不会忘却70年代那些阴暗、诡秘的日子里，每当家中发生争吵，他每每骑上朋友买给他的那辆〃永久〃自行车，在嵩山电影院和大众电影院一带的〃金钟〃咖啡馆、大光明隔壁的〃喜来临〃咖啡馆、黄陂北路的〃海燕〃咖啡馆或者著名的〃马当路咖啡馆〃（简称马咖）之间寻觅着，通常，他会选中一个咖啡馆，化上1元5角，要上一杯小壶咖啡加两块蛋糕，慢慢地呷着咖啡、吃着蛋糕，随后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中。
那些日子，他感觉着〃金钟〃的明亮和〃喜来临〃的优雅，他尤其喜欢〃马咖〃中的那份嘈杂和混乱，这份嘈杂和混乱给了他一种安全的感觉，此外，在那里他还能得到许多信息，是70年代的“小道消息”，它们中有的来自当年神秘兮兮的《参考消息》，有的则来自坊间的传闻。
多少年以后，但尤大宝的儿子已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某天送了一只电子咖啡壶给父亲，尤大宝尽管理解儿子的一孝心，然而他对电子咖啡壶没有任何感觉，对尤大宝来说，电子咖啡壶太没有趣味了：既看不到蒸煮咖啡时白雾缭绕的景象，也闻不到咖啡煮熟时那股让灵魂眩晕的浓香，而没有了这一切，也就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生活中最本质的某些东西。这是尤大宝的感受，这份感受源自1967年，源自一个“###万岁”的时代。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1）
彭寿康与张震却不是“小开”。某种意义上，他们永远达不到尤大宝在生活上的那份审美境界，但在遥远的1966年，在###笼罩的岁月中，他们与“小开”尤大宝一样地有着自己的青春冲动，更有着六十年代的时尚追求。
1966年，彭寿康还是上海某纺织中专的一个学生。与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必须面临这个时代的重大选择。但他几乎无从选择，因为他差不多是一个“黑五类”或“黑七类”的子女，由于彭寿康的父亲的地产超过商业财产，因此，他的成份就不幸地被定性为“地主工商”，这样，彭寿康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大时尚之外：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切害人虫。
生性闲淡的彭寿康没有过多伤感，更没有如同当年许多“小开”那样对自己的家庭进行破坏性的冲击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假如时代不容许他追求“造反的时髦”，他可以追求“消遣的时髦”，他称自己为“隐士”。
“隐士”彭寿康把玩的是那个时代青年最向往的时尚：无线收听技术。
早在1964年，当革命的大潮还没有将它的涛声凶猛地送来时，在当时一个日本工业展览会上，彭寿康就看见了带有耳机的单管半导体。他惊诧不已，同时，渴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也做它一个出来。
1966年至1967年，彭寿康将父母给的全部零用钱节省下来，用于购买单管半导体的零件，购买线圈、矿石、胶木板、铜铆钉以及耳机，这些东西中耳机最为昂贵，一付耳机的价位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彭寿康一直还记得他是怎样爬到长阳路的三楼屋顶，一边清晰地听得脚下瓦片被踩裂的声响，一边听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嚣叫，他无心旁鹜，只是将全部青春的激情用于矿石机天线的安装，用于如何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
“隐士”制作矿石机的技巧在迅速地提高，他从单管机着手，很快地便不满意单管机只能使用耳机而无法放音；两管机完成之后，他亦不满意灵敏度还是大有问题；一直到四管机制作成功，我们的“隐士”算是大出一口气。照例还有六管与八管，但阶级成份始终大成问题的他适时而乖巧地放弃了对六管以上半导体的追求，因为六管半导体的灵敏度使他不仅可以收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广播，也让他可以收听到短波中的“###”，以及台湾那边“###弟兄们”的其软无比的女人之声，“隐士”彭寿康不愿招惹是非，与“小开”尤大宝一样，他可以逍遥地看待这个动荡的世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憎恨或破坏这个世界。
当“隐士”彭寿康在自己的半导体领域一路高歌而去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张震也正在自己的老虎天窗下激荡着生命。
张震居住在协盛里。
1966年夏天，这个上海东风中学67届独苗，这个喜欢文学、几何但绝对不喜欢英文的男生，经常会在午饭或晚饭之后，来到协盛里弄堂口，与其他一些人们聊天。他和聊天的人们一起称这个为“站岗”，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别的说法。
张震总是静悄悄地观察四周，他不会“配模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单打独斗）也不敢“配模子”，他不会“车拉三”（与城市放荡女孩调情）也不想“车拉三”，他敏感的天性只是用来观察自己的四周而已。
他知道距协盛里不远的建国西路上的新新里，一个叫“蜜蜂”一个叫“蜜枣”的两条江湖汉子，正以他们的勇猛、骠悍不怕死而横行于1966年的合肥路、建国路地区。
有一天，张震亲眼目睹了五大三粗的“蜜蜂”、“蜜枣”们如何将协盛里对面弄堂的家伙们一一摆平。
那是夏日将近七点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但天色还是一片火红。临街的西瓜摊上一声一声的沙哑叫喊：西瓜要吃杀拉里甜个来。
张震匆匆地就着咸菜毛豆、糖醋咸带鱼吃完晚饭，急着下楼去“站岗”。
弄堂口，他看见有人到协盛里来找麻烦，这些人刚好是与协盛里始终过不去的对面里弄的家伙们。不知谁去“通风报讯”，无多时，只见肌肉鼓突、相貌狰狞的“两蜜”拍马赶到，他们对着前来寻衅的家伙喝道：“啥人有魄力跟我单开？”
没有人有这样的魄力。
“没魄力就帮我到角落头去立好。”“蜜蜂”杀气腾腾地叫道。
前来协盛里闹事的几个家伙乖乖地站到了画有毛泽东像的墙壁下，他们在那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协盛里的后生们感觉简直爽死了，但张震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最初的快感之后，他对这种野蛮的做法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自己家中的那个世界，当尤大宝的埃尔令舞厅已在红卫兵们的青春冲动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有兴趣的是照相艺术。
张震的家是在协盛里某个假三层中。十六平方面积，一分为二，前面十一平方，后面五平方。五平方房子上面有个老虎天窗，常常，这个东风中学的学生会透过老虎天窗眺望60年代的天空，看天空中不同形状的云彩和云团，看鸽子在透明的空气中美妙地滑翔。常常地，他会用一大块黑布把老虎天窗整个地遮蔽起来，这个时候，是他心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因为他平日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照片就在这时一一还原到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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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2）
张震总是要忙乎一阵子的：自制的暗箱，一块难以忘怀的磨砂玻璃，一个红灯、一个白灯用来控制曝光的时间，以及在黑暗中发出“哗哗”声响的定影水、显影水。没有上光机，就只能因陋就简地将在定影水中漂洗过的显影纸放在一块玻璃上，然后用橡皮滚筒将显影纸一一压干。
一个他所捕获的世界现在清晰地出现在了面前，这个世界与红卫兵运动截然无关，与大字报、大批判截然无关，与“蜜蜂”、“蜜枣”们也截然无关。它们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与大时代情绪也许格格不入的张震个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蒙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将开来，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气而遐想好久。
“革命”继续地排斥着我们的彭寿康，而彭寿康则继续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继续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个无线电商店转悠着。他来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处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遥远的复兴岛边上松潘路无线电商店，他更经常地在南京东路与河南路相交的大庆无线电商店盘桓，在这些无线电商店中，他稳健地成长为一个六十年代末民间社会的时尚分子。
时光在革命者的咆哮与逍遥者的闲情中缓慢地度过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结婚从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续。
在一个“哈日”、“哈韩”的青春男女永远不可想象的物质超级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彭寿康凭着一张结婚证明侥幸可以得到如下东西：
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只方台，两张床架，两把椅子，两只脚桶。
彭寿康还想要一台收音机，他还想要一点比物质生活更微妙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结婚证明不能给他以丝毫帮助，但这难不倒彭寿康，在1976年，时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台落地音响，仅此一点，彭寿康就让他身边的男女惊讶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寿康在无线电制造上的知名度已经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泛滥开来，同事请求他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天，彭寿康调休在家为同事调试收音机，突然地，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声，随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无比悲哀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不幸去世。
逍遥主义的彭寿康十分震惊，他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情景：当他拧大了无线电的音量，在他长阳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电车站头上，电车不再开动，乘客不再上车，人们全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