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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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寻找自由的上海青年，“狩猎者”还清晰地记得在1984年那些让生命感到格外的希望、格外的愉悦的日子里，他曾长久地站在中华路这条被时光淘洗甚久的大街旁，在煤球炉子冒出的袅袅烟气中，看着老上海的物件在他眼前一一呈现，而耳朵旁缭绕着迈克富有个性的声音，内心中一阵又一阵地强烈渴望着象迈克那样地脱离地球引力。
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令后来的上海青年如痴如醉的空间，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JJ、阳阳、通通、真爱、罗杰姆、玛雅等等等等的迪斯科舞厅，在1984年，上海唯一有的是刚刚诞生的上海宾馆二十三楼里面的“观云阁”，夜晚，这个空间可以用来跳舞，其中的一段时间便是迪斯科。那些对身体解放有着特别敏感的上海青年，同时在FEC的使用上有着特别权利的上海青年，他们才可能摆脱地下防空洞，在这个地方让肢体不受束缚地自由翱翔，而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正是在这个年份这个地方，因为目击这一切而发出了“中国正在解冻”的深切感叹。
在“迪斯科”一边，这时，还有一种时尚发生在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的地下空间，它就是音乐茶座。
早七十年代后期，邓丽君的音乐在民间社会广泛地流行着。自那那以后，一支支脱胎于当年工厂小分队的民间乐队进驻了上海海众多电影院的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歌唱、舞蹈、表演演，他们将当年在“小分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技巧都献献给了这时的上海人，是最早阔起来但形迹总体来说还相当非可疑的上海人。
在音乐茶座泡上一个晚上，代价也就是8元钱而已，它不仅能让人听到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还让你有龙井茶喝、有香瓜子嗑。
当然，这里的听客整体粗俗，鉴于他们基本都是民间社会的非主流男女，鉴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不那么阳光，他们常常在兴致所至的时候与台上的歌手一起咆哮：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扭屁股，扭屁股。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天才而前路坎坷的歌手激发了音乐茶座的这拨时尚浪潮，这个歌手就是张行。
早在七十年代，这个群益无线电厂的冲床工人，凭着一双曾被冲床冲掉一节指头的灵巧的手，怀抱吉他，苦练技巧。到了1984年，当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第一幢4星级HOTEL的时候，他也在上海第一届吉它大奖赛上夺得第一名，他从自己狭小的居室出发，随后，经由音乐茶座而步入宽广的社会。
他可以说是一个适得其所的人。
这个时候，尽管早飘荡着邓丽君、风飞飞的港台气息；尽管早弥漫着谢里斯、王洁实的浪漫情调；也尽管已逸散着庄鲁迅的《水晶牛仔》、《马塞诸萨》、《卡萨布兰卡》的西方韵味，但上海的民间社会还需要一种更具冲击力的东西，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性，在表现形式上更有着疯狂性，应运而生的张行，就在这时跃上城市的舞台，在舞台上，他载歌载舞，他激情表达，他仿佛玩世不恭地彰显个性，释放着来自上海底层社会的全部压抑，释放着自《人证》、《追捕》以来日本电影带给上海男女的那份音乐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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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门的街》。
《狐狸的故事》。
当张行唱起《迟到》的时候，他获得掌声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无意识地，张行的歌声引爆了时代情感的火药库，他让多少上海男女在他的歌声中痛感人生旅程已经“迟到”，痛感生命曾经被一种所谓的政治、所谓的意识形态如此的蹉跎。
带着“阿里巴巴”张行横穿了上海（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当张行以《阿里巴巴》一曲横穿、横扫整个上海后，上海全部的音乐茶座中都回响着《阿里巴巴》的旋律，那个傻瓜般快乐的阿里巴巴，成了八十年代早中期上海人的一个朦胧意象，人人都期望自己就是阿里巴巴，期望自己就是禁忌正越来越少的时代中的幸运儿，能够拿到那把让“芝麻开门”的钥匙。
张行的成功因此不言而语，《迟到》和《阿西门的街》这两盘音乐带子，发行量达到了高不可攀的500万盒，加上后来的盗版，更是不可思议的2000万盒，尽管，张行在“超白金”发行中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400元人民币。
稍后，当张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故之后再出《太阳雨》磁带后，他又创造了一个500万的奇迹，当然，这是后话。
1984年，来自“培罗蒙”的西装，来自雀巢咖啡的滴滴浓香，来自“抽筋迪斯科”的自由奔放，以及来自音乐茶座、音乐广场中的张行的“阿里巴巴”的快乐歌唱，一切都暗示着人们生活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发现一切似乎都在改变：思想、语言、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切都与当年马雅可夫斯基叫嚣的刚好相反：向右、向右、向右。
后来的一切当时确实远远没有到来：后来的竞争，后来的残酷压力，后来的由于贫富不均导致的人性失衡，导致的犯罪与血腥。
黑灯舞与三个纨裤子弟的故事（1）
在杨炳荣奇迹地获得了重生；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炮制而出的子虚乌有的潘晓发出了她的《人生的路怎么走啊》的沉重感叹；在美国女演员莎莉·麦克莱恩如此讽刺着的中国男女青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们在跳‘星期六夜晚的狂热’，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学会跳‘华尔兹’”，这时，有这样几个纨裤子弟，既不在乎杨炳荣的复活，也无动于衷潘晓的呼告，在自己极其优雅的高干住宅中，邀请着各个层面的上海女子，一起跳着“华尔兹”，也许还跳着被莎莉·麦克莱恩所讥讽的“星期六夜晚的狂热”，随后，将其中的一些女子诱引至住宅的三楼，在那张散发着男人精液气息的床上，将这些女子按倒，然后将自己体内疯狂的欲望强加给了她们，这真实地构成了1984年上海的一个隐秘、晦涩的重大事件。
但在开始叙述1984年上海的这个邪恶的欲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回到相对遥远的年份。
1964年5月27日，在一份权威的内部简报中，一篇标题《上海第二医学院揭出一个黑灯舞会集团》的文章这样写道：
据上海第二医学团委反映：该校四年级女学生程庆南和毕业班女团员汪宏笑在去年十月和今年四月揭发交代了一个黑灯舞会集团。据已掌握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即达五十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女中的社会青年和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分步在本市六七所大学里。该校团委希望公安部门迅速处理。
几年来，他们经常不分白天黑夜（有时通宵达旦），男女群居一室，除了听黄色音乐、跳黑灯舞外，还进行下流的“摸彩游戏”，当众表演“与朋友接吻几分钟”、“在朋友怀中几分钟”、“舌尖对舌尖几秒钟”、“与朋友表演一个大家公认的亲热动作”，以及表演摸胸、互相玩弄下体，以至当着旁人发生性关系。平时则去新雅、复兴等饭店或相互串连在家中酗酒猥亵，有时在三轮车上进行下流活动。
引用这段1964年度的揭发材料并无意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后成为一个自作聪明其实十分肤浅的道德评论家，对发生在整整四十年前这个“黑灯舞事件”作出一个弱智评判，引用这段材料更多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一个绝对政治化的社会里，即使某种意识形态统慑并控制着人们白天的一切思想，然而，到了夜晚，人性依然在顽强地表达着它最原始的东西，欲望依然在顽强地释放着它最强大的力量。
现在，我们再来到1984年，来到距离上面这个告密者报告的二十年之后。
又一个告密者来到历史的窗口前。
告密者是个生活在普陀区的流氓，因为犯罪，已判徒刑5年，正在大丰农场强迫劳动改造。1984年，公安部门对他进行了一次被行内称为“挤牙膏”的提审中，该流氓在一张纸上写了十五个字：我听张某某说，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公安部门立刻找上了这个张某某的女人。
张某某表现出可以想像的惊恐不安，她说，她并不知道详情，她只是无意中听那个被轮奸的女子说的，这个女子是在上海淮海路一家布店中上班。
果然有这样一个女子，而且是美女。但一开始，美女怎么也愿说什么，直到被公安部门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了，美女提出三个条件方愿意进入第二轮交谈：第一，调换居住地方；第二，调换工作单位；第三，终生给予保密。
在公安部门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后，美女叙述了以下这些情形：
整整两年以前的某天。
那天，她从布店下班，在一个音响商店稍作停留，一个小白面走了上来，他微笑着说想不想跳舞，又说这天他们晚上正开舞会。
她有些犹豫，但最终答应了，那是因为，一个长得如此标致的女性是经受不起外面世界的诱惑，更是因为，一个长的如此标致的女人是愿意世界来诱惑她的。
小白面让她坐在摩托车的后座。她感到了兴奋，还有刺激，在1982年的上海傍晚大街上乘坐幸福摩托兜风，这种时髦就好比2004年坐在敞篷的法拉利360跑车中兜风一样。还有，那个小白面身上始终弥漫着一股好闻的香味，这也让她有一种心旌荡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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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清晰地记得小白面开着摩托进入了一条十分幽静的马路，那里梧桐交错、绿荫蔽天。她跟随着小白面进了楼房，感觉到一种远远高于日常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随后一切犹如做梦。
音乐如水般流淌，房间中的灯光忽明忽暗，二步舞的节奏让人想入非非。小白面殷勤地笑着，请她从二楼到三楼去玩玩。进了三楼卧室，她被一个长得又黑又胖的家伙推倒在了床上，他强行地进入了她的身体；接着，小白面进了房间，他压倒在她的身上，也进入了她的身体，那一刻，她的身体在一股奇异的香气中痛苦地扭动；再以后，又来了一个长相斯文的男子，他按着她的身子，拉开了她的大腿，冷静地又一次进入了她的身子。
一共是三个男人，那天夜晚。当她走下楼梯、走出房子时，她的身心极度疲惫，神思极度恍惚，痛苦、惊诧、沮丧、绝望混杂在了一起，她还是一个处女，她被“开苞了”，她无法应对这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但对于她来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她不愿意再次提及，她只愿意平平静静无声无息地度过未来的日子，她不想与任何人发生任何的纠葛，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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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灯舞与三个纨裤子弟的故事（2）
当然，这只是在1982年的夜晚被轮奸了的布店女职工的想法，是个人的，充满了中国女性性羞愧的想法，公安部门的想法则是立刻开始行动。
唯一的线索就是小白面身上始终有着的一股香味，公安部门因此判断小白面可能是某个香料厂的职工，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这个判断不仅天才而且正确。
当时的上海共有香料厂八家，浦东地区两家，浦西地区六家。整个排查过程是艰苦、漫长而且十分细致的，上海公安租借了一辆“扑扑车”，他们将车上遮风挡雨的帆布棚挖了一个洞，在每个香料厂，每当下班的时候，他们躲在厂门口，通过这个洞口，与布店女工一起观察着走出厂门的每个男性职工。功夫不负有心人，若干个月的蹲点之后，布店女工终于指认出了那个小白面：“是他，就是他。”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颇具戏剧性的。
小白面在公安审讯室中一开始来了个“我有权沉默”，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被关进这里，稍后，在反复的讯问中他的神经终于开始崩溃，突口而出一句：“你们抓我是不是因为我搞女人？”再后来，他企图尽快过关，便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说出的不是布店女工，而是糖果店的销售员。
上海公安十分兴奋，这说明，这个黑灯舞集团的轮奸行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倍数。当小白面将他的轮奸拍档逐一说出后，上海公安不仅兴奋，简直是惊呆了，因为两年前强行压在这个女工身上的这三个男人的背景分别是：
G（即小白面），上海市司法机关某处处长的儿子。
H（即黑胖子），上海市某市级领导的儿子。
C（即温文尔雅的男人），上海市某市级党政领导的儿子。
两年前，那是充满阳光和开放气息的日子，他们这个黑灯舞集团的基本运作模式是这样的：
先是由香料厂工作的G，骑着幸福120摩托在上海的大街上四处转悠，一旦发现猎物，由G将猎物载回高干子弟C的家中，随后，H与C分别出场，他们通常在二楼进行黑灯舞会、贴面舞会，在进行之中，作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游击队员”，他们三人能够敏锐地区分出怀中的女人是投怀送抱者还是执意不从者，对后者，假如这是一个符合他们审美趣味的女人，他们就采取诱骗上三楼的战术，随后便是集体的轮奸。
让人吃惊的是，在G的一本花名单上，竟有女人姓名320多个。当然，在这320多个女人中间，无法确切地说明有多少人是被强奸或轮奸的，但有一种说法是两个知识女性逃脱了被强奸的命运，而在剧烈的反抗过程中，她们中的一个将高跟鞋的后跟都别断了。
有两个后来成名的电影演员也成为他们欲望的倾泄物，但未必是强奸的牺牲品。他们三人在交流对这两个女人性攻击的感想时，说H这种女人是让男人感觉十分舒服的，而C则让男人感到十分不太舒服，C太瘦，全身只有一把骨头。
接着还发生了许多故事，但这与我们这本书已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对女人的那份贪婪想像，这三个风流倜傥的纨裤子弟最后付出了死亡的代价，被枪毙前的那个夜晚，C整整哭了一个夜晚；而H则向狱警要了两瓶黄酒，一边喝着黄酒，一边与狱警下着象棋，度过自己短促生命的漫长一夜，也是最后一夜。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故事距离今天刚好也是20年，而今天距离那份有关“黑灯舞集团”的调查报告发表之日已有40年。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个纨裤子弟的“罪行”或许还不到该杀头的地步，而那些被指认为遭到强奸、遭到轮奸的女人，那些理应为自己的不幸命运愤怒控诉、激烈咆哮但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沉默无语的女人，她们中又有多少人与这个轮奸集团其实有着的是半推半就的关系呢？真相或许永远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从1982年到1984年，在逐渐开放起来的上海，伴随着人性的复苏便是欲望的复苏，而反常的欲望中隐藏的多半是邪恶。假如，在上述这些年份，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主流社会而且在民间社会依然成为主导，那么，可以设想这么一点：小白面的黑面抄中至少不会写有320个女性的名字，也许会有3个或2个名字，绝对不会超过32个。当然，没有这样的假设，也不会有人需要这样假设。
站在一个严酷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的“黑灯舞事件”只是一个社会在换取它不断进步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这代价包括三条人命在1984年某个早晨被消灭；而站在一个新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这些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女人，这些渴望在上海“上只角”中寻找到她们生命的全部理想的女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在这些“迷人的夜晚”被纨裤子弟强行掠夺掉了自己的处女膜，她们最大的不幸是在踏入高干子弟家门前那一瞬间所拥有的卑微和下贱，正是在这瞬间，尽管她们什么也没丧失，但其实她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生而有之的那份尊严，因此，其实她们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脱光了衣服。
在香港一侧成为万元户（1）
八十年代中期，时代的板块开始出现了多条裂缝：一边是国家机器发出着“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号令，另一边则是民间社会有了自己的全新偶像：万元户。这时，在中国南方，在深圳黄贝林村的某个单元，住进了一个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女人，在这个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二奶村”中，她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香港工人的“二奶”，她在这么做的时候，获得了她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获得了生命中唯一可以依靠、信赖的东西：一万元人民币。
整整一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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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的八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民还普遍地处于赤贫，这个叫李虹的上海女人在南方却成就了她部分的梦想，她成为了一个“万元户”，这堪称一个上海的小小传奇。
这个传奇开始于很早很早的时候。
更其遥远的七十年代。
是尤大宝在“马咖”中一边呷着小壶咖啡，一边打听着当时中国的各种小道消息的时候；是孙翔正经受着《少女的性》和他白皙而丰满的同事这双重诱惑的时候；是张震和彭寿康两人正在“小包手”沙发、电子管收音机上表现着那个年代时尚感觉的时候，那时，朱寿昌先生还要耐心地等待不少时候才能得到父亲的补发工资换取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在上海市卢湾区的徐家汇路上，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正在某南货店中做着今天的收银员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她叫李虹，毕业于比乐中学，因为“独苗”原因，避免了当时上山下乡的命运，而以“上海工矿”的档次进入了糖业烟酒公司。
在同时代人中间，女人李虹颇有优势：她身高1米63，这是七十年代的标准身高；她有一张“小花”般的脸，这是七十年代的基本审美；关键是，在她的衣服下面，有着那么青春、庞大的一对乳房，这让她在七十年代普遍平胸的女人中显得卓而不凡，引得多少轻狂少年为此神魂颠倒。
李虹与爱情的第一次“触摸”是在中学期间，尽管，这次“触摸”以失败告终。
那天，班上一个男同学找上她，随后挺神秘地送了她一张《买花姑娘》的电影票。头脑始终相对简单的李虹什么也没有想便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