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红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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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移动电话后来如此壮观的发展趋势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不过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移动公司最初“开张”的局面，与当年胡司令的状况差不了多少。当时全市使用手机的人数不会超过二百人。而徐有福和许小娇的局长就是这二百人的其中之一。所以你是1995年开始使用手机，还是1999年开始使用，其“含金量”是大不一样的，这说明一个人的地位。
中国人向来喜欢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用一些具体的年代和时间区分开来。若你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你就是离休干部；若你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哪怕是10月2日参加，退下来就成了退休干部，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再比如调工资，工龄限定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日之前可涨两级，某日之后只能涨一级。紫雪市有一个县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当初为多涨一级工资，县里的干部纷纷去改档案。只有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工龄的人，都把自己的工龄改作二十年，这样一个月就可以多拿一级工资，当时一级工资是八元钱。可十几年后，县上执行上级政策，工龄满三十五年全部“一刀切”，提前离岗。当年改档案的人叫苦不迭，这就意味着将十六年工龄改为二十年的人现在要提前四年离岗。这些人大都在县里担任局长部长之类，还有担任副县长的。让一个副县长或财政局长人事局长提前四年离岗，这些同志还不跟你玩命？于是这些同志集体去找县委书记和县长，措词十分激烈地表明，他们是十分冤枉的。本来他们是1946年出生的，怎么档案里变作了1942年？岂非咄咄怪事！谁在他们的档案里做了手脚？大家强烈要求集体再改回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县委书记、县长一看涉及这么多正在岗位上出力的优秀干部，当即同意再将档案改回去。县委书记对县长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县长笑了一下对县委书记说：“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嘛！”于是就颠倒了过来。同志们一个个眉开眼笑到岗位上抓工作去了。
1995年开始使用手机是一种荣耀。可如果出台一条政策：凡是1995年开始拿手机的同志全部提前四年或五年离岗，那么徐有福和许小娇所在这个局的局长，肯定会说他是1999年才开始使用手机。他甚至回家后会生气地将手机扔进厕所里，第二天上班后对负责调查使用手机情况的同志讲：“我至今没有使用过手机，要勤俭节约嘛！目前我还没有使用手机的打算，以后使用不使用看情况吧，工作需要时再考虑。”
当然这种“黑色幽默”般的政策永远不会出台，徐有福的局长可以放心地说他是1995年开始使用手机的。
那时手机的品种单一，款式陈旧，模样笨拙。最初上市只有西门子和摩托罗拉8200两种，售价一万二千元。若找电信局长批条子，可以一万一千元的最低价售出。于是徐有福的局长便找电信局长批了条子，以一万一千元价格买了一只西门子手机。这就好比六七十年代找生产队长买一只肥头肥脑的小猪娃，若去社员家里随便买，一只猪娃十元钱；若找生产队长批条子，有八元钱就差不多了。
一年后局长洗脸时手机掉盆里，捞出来后就不响了。局长去修，修好后手机却得了一种怪病，只有用自己家里的电话打才会响，其他电话打一律不响。局长再去修仍然如此。局长有点生气，便又去买了一只摩托罗拉8200；以后又花八千元买了一只爱立信788；然后是五千五百元的摩托罗拉掌中宝；然后是四千多元的诺基亚。当时韩国产的三星手机刚风行中国市场，一位副局长建议局长买三星，不要买诺基亚。局长有点拿不定主意。恰好局长去北京出差，坐在出租车里从市区驶过时，突然一座高楼顶上一个广告牌的两句广告词映入局长眼帘：您每眨一下眼睛，全世界就卖出几只诺基亚。局长当时不由得接连眨了几下眼睛，心想，这一会儿，就有多少只诺基亚卖出去了！下车后局长便在北京的手机销售门市部买了一只诺基亚。
后来使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诺基亚不及三星。局长有点后悔，心里便责怪那句广告词，想：那我不眨眼睛，你诺基亚公司就关门啊！局长就故意睁着眼，半天没有眨眼睛，仿佛是在“制裁”诺基亚公司似的。
后来局长就又买了一只三星，一直使用到现在。局长五年换了六只手机，总金额近五万元。
“现在的手机多便宜啊！功能多，式样又好看。”局长这样说着，欠身将手机向许小娇手里递过去。
局长将许小娇的手机把玩了差不多有一小时。许小娇平时电话很多，接完一个又来一个，偏偏这一小时没来电话。许小娇的手机像一只温顺的小狗，伏在局长怀里被局长摸来摸去却一声不吭。如果这一小时许小娇的手机响来响去，局长肯定早把手机还许小娇了。伏在局长怀里的小狗如果局长摸一下，便冷不丁吠一声，局长也许会被吓一跳，吓一跳局长就没有再摸小狗的兴致了，局长就会将小狗扔到地下再不搭理它。
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据说人和石头在一起呆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比如小车司机，有许多领导的专职司机，领导开会时等在院子里，一边擦车一边就和汽车说话。有的司机甚至会拍拍汽车的脑门说：“兄弟啊！咱哥俩在一块儿的时间比和我老婆、也就是你嫂子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啊！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啊！”手机也是这样，按理局长应对自己的手机更有感情，因为许多秘密只有它知道。可局长在长达一小时时间里，却将自己的手机冷落在一旁，反去亲昵许小娇的手机。这就好比在一个宴席上，将自己的妻子冷落在一旁，却去向另一个女人大献殷勤。这对妻子是很不尊重的，而且会造成难以弥合的伤害。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往往是因很小的事情引起，包括动物之间也是这样。森林里三只小动物聊天。小猪说，现在流行用昵称，以后你们叫我小猪猪。小兔说，那我以后叫小兔兔！小鸡就觉得受了伤害，满脸不高兴地说：我还有事，要开个会，先走了。有时人还真不如这只小鸡有尊严，他们贪婪的目光若是瞅中一个目标，往往在奔这个目标而去时，脚步会显出忙乱和急促，这样就难免践踏和伤害路两旁的小花小草。
包括局长在内的这些同志，心里其实是有一两个目标的。当然这些目标只藏在心里，不会对别人讲的。比如局长，局长的目标是什么呢？市里一个十分重要局的局长再有一年就到站了，局长瞅准了这个目标，正在暗中默默努力。行话叫“运作”，局长正在暗中默默地运作。局长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许小娇的手机，局长想将许小娇的手机常常捏在手中，想啥时候捏就啥时候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捏一个小时。局长五十二岁，许小娇二十八岁，中间有二十四年的“代沟”。局长想填平这条代沟。当然填平这条代沟是很难的，一点不亚于他想当那个重要局的局长之难度。但局长是那种十分具有意志力的人。他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每当想起这两句话，他就会想起一位伟人，那位伟人一生遇到了多少难度很大的事，但伟人坚强的意志力最终战胜了一切困难！况且古代还有个老头，曾经挖过门前的两座大山。人家一个老头能挖倒两座大山，自己正当盛年，怎么就填不平一条小沟？！
局长这个人其实并不懂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有些很难的事情能办成，有些简单的事情却并不一定能办成。大江大河可以过得去，门前的小沟却就是过不去，不小心还会在小沟里翻船。
乔正年科长像局长一样，也有目标。局里缺一个副局长，局长准备在几个科室的科长中选一个报上去。该局共有五个科室：业务一科、业务二科、业务三科、统计科、政秘科。但选谁报谁局长尚未拿定主意。就好比一个有很多钱且年富力强的男人丧偶，至少有五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向他大献殷勤，撒娇的撒娇，使小性子的使小性子。这个男人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娶谁。有时心里想，干脆五个都娶回去算了，问题是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就像局长，有时五个科长这个向他表示忠诚，那个跑前跑后为他家里的事情忙活。他举棋不定时就会想，干脆都报上去提拔算了。问题是职数所限，只能报一个，就像每个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一样。
乔正年科长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至目前为止这个目标尚不明确，因为他并没有捏许小娇的手机，也许他想捏，但局长捏过他就不能捏了。比如古代的皇帝，皇帝将许多女人娶进后宫，就像一个手机收藏者，皇帝将许多颜色、款式、充电后待机时间均不一样的手机一排排摆放在后宫，有许多手机终生闲置，一次也没有使用过——皇帝连摸都没摸一下，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摸一下，更没有人去取一只挂在耳边想说啥就说啥。只给那些写诗的人留下一些说辞，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至于刘芒果与赵勤奋，也至少有两个目标。刘芒果的第二个目标也显出一种朦胧和含蓄。而赵勤奋的第二个目标则比较直露。因为他任何时候望着许小娇的目光都是热切的。许小娇若是一个热馒头，他恨不得一把从笼里抓出来吞肚里去，就是把喉咙烫伤也在所不惜；许小娇若是一颗富士苹果，刚从树上摘下来，他就掏出个小刀迫不及待开始削皮；许小娇若是一个煮熟的鸡蛋，他抓过来揣在兜里转身就走。就像一只狗，在与别的狗争食中抢过来一块肉，先叼在嘴里跑到一个安全的角落，然后再卧下慢慢享用。
只有徐有福与许小娇仿佛没有什么明晰的生活目标。徐有福是这样一个人：迟钝、木讷而呆板。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猫，卧在那儿有一下没一下地啃那些竹子。许小娇呢？聪慧、美丽、富贵，上下班开一辆赛欧跑车，生活悠闲而安逸。她从不为当老板的丈夫的生意操心，一天到晚只为三件事忙碌：读书、购物、通过手机与人说话。许小娇每个月的电话费都在一千元以上。她一直使用全球通手机，并申报了国际通话服务。她可以将手机打到英国的伦敦或者法国的巴黎。在这一点上局长都无法与她相比，局长没有开通国际通话服务，他最
多将手机打到上海或者北京。有一次局长与大家吃饭时，给大连打过一个电话。局长的儿子在大连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大连发生了一起空难，局长向儿子询问死亡人数。儿子先是说一百一十五人，后又说是一百二十九人。好像将一个战士由当年林彪统领的“一一五师”调到了刘伯承统领的“一二九师”。当时坐在局长一侧的徐有福，也从手机里听到局长儿子年轻的声音。局长儿子说完“一百二十九人”后，局长啪就挂了手机。刚挂了又拨过去，说：“春节回家不要坐飞机，坐火车！”叮嘱毕，又啪地挂了手机。
徐有福与许小娇的相同之处在于：俩人都失去了生活目标。不同之处在于：徐有福是因为啥都没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在强大的生活潮流推进中显出茫然，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就像一只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因根本无法靠岸，只能在波峰浪谷间随波逐流，也许一个浪头过来，就会将它轻轻地吞没。许小娇则是因为啥都有，而显出茫然失去了目标。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许小娇丧失了目标却找到了尊严；徐有福丧失了目标同时也丧失了尊严。
许小娇与徐有福的比较，有点像一个很黄的段子。有一次赵勤奋在办公室讲了这个段子，将女人和自行车、热水瓶、电冰箱等物件作比。徐有福当时没听懂。赵勤奋用手指点着徐有福说：“徐有福啊，你这个人太笨了！难怪没有小姑娘喜欢你！”赵勤奋瞥了许小娇一眼又说：“我如果是许小娇，我也不会喜欢你——女人有可能喜欢一个风流的男人，但却不会喜欢一个木头！所以我宁愿成为一个风流的男人，也不愿成为一个像某些人那样的木头！许小娇我想你也不会喜欢一个木头吧？！”许小娇当时正入神地看一本《小说月报》，这会儿抬起头来笑吟吟地望住赵勤奋说：“那莫非我喜欢你了？其实徐有福还真比你讨人喜欢！”
《机关红颜》4
当局长最终将许小娇的手机递过去，许小娇伸出洁白的手掌接手机时，徐有福看见许小娇那双展开的美手竟有一道像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一样直直的通掌手纹，就像喷气式飞机从天空划过留在后面的那道白烟一样。
局长将手机放到许小娇掌中时，也看见了这道手纹，目光像钩子一样试图将这道手纹钩入眼中。遗憾的是这比愚公移山还要难，甚至超过了大海捞针的难度——大海捞针还有一线
希望，而要用目光钩起许小娇像火车轨道一般直来直去的手纹，则毫无可能！除非局长是孙悟空——而局长又显然不是孙悟空，他只是徐有福所在局的局长——一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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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力回天的凡人后，目光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伤”，心有不甘地最后“钩”了一眼许小娇的手纹，说：“小娇是通掌手纹啊！通掌手纹有福啊！”局长这样说着，像驾驶着一架飞机降落一般将手机放在许小娇掌中。降落时，“机翼”一倾斜，仿佛不经意地触碰了一下许小娇像飞机跑道一样笔直的手腕，又像一辆大型挖土机，一铲土倒出去后将最后几粒石子抖了抖撒在许小娇洁白的令人眩目的手腕上。
局长在向许小娇说“通掌手纹有福啊”这句话时，眉头慈爱地向上抬了抬。徐有福发现局长抬那一下眉头时，额头上横着出现一道很深的皱纹。这道皱纹就像许小娇的通掌手纹一样，一直从这头通向那头。又像本市正在修筑的那条名气很大的东阳高速公路，从这个县一直通到那个县。
许小娇和局长周旋时，徐有福也饱了眼福。许小娇的手就是好看。正像《诗经》里说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若瓠犀，螓首蛾眉。”许小娇不仅“手”好看，“领”也好看。领就是脖子。许小娇的“领”长长的，像鹤立鸡群的“鹤”一般。并且看不到一丝皱纹，仿佛她的脖子上裱了一层白白的粉连纸。
许小娇之后，科里再一个拿手机的是科长。科长拿手机已到1998年。在同一年稍晚一点，副科长刘芒果也有了手机。到1999年，另一个副主任科员赵勤奋也人模狗样拿上了手机。这样科里五个同志只有徐有福无手机。
徐有福不买手机，一是他认为手机用处不大。徐有福所在的局，主要职责是向省里报一种产品的产量。按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多少，而本市这种产品的产量却远远超过省里要求的数字。这么说吧，若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十万吨，而市里实际产量却是一百万吨，九十万吨的产量就属于“违规”产品。市里于是成立这个局。这个局职责有两项：一是到各县去检查，尽量将这种产品的产量压到最小数字；二是向省里呈报。呈报数当然不能超过省里的要求数。
实际情况是，虽然省里三令五申，但该市这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却一直远远大于省里要求的数字，至少大出五至十倍。于是这个局向省里上报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有点像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上面呈报都是“双女户”，每户人家最多只有两个孩子。但实际情况是每户人家至少有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的人家。领导来视察工作，有四个孩子的农民便将其中两个最小的藏到草垛或者地窖里去。领导俯身和蔼地摸着两个大一点孩子的脑袋问：“你家有几口人啊？”孩子脱口说：“六口。”领导抬头疑惑地望村长和乡长，村长赶忙说：“孩子见了首长紧张，将家里喂的两口猪也算进去了，”村长指指猪圈里的两头猪，又说：“实际这户只有四口人，就这两个女孩子，双女户。”村长又指指两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哦，又是一个双女户，农民现在觉悟提高了，没生下儿子也不再生了。”领导这样说着，背着手向院外走去。上车离开前，又扭头对憨厚的农民夫妇说：“这样就好！不要再生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嘛！”
领导的汽车嘟嘟一走，农民夫妇赶忙一个去草垛里寻出那个男孩子，另一个揭开地窖上面的石板，下去抱出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领导走后，他们竟忘记从地窖里往出抱孩子了，吃饭时发现少了一个，这才慌忙去将差点闷死的孩子抱出来。
就像计划生育向上呈报的数字不实一样，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向省里呈报的数字也基本是假的。比如省里要求年产十二万吨，月产一万吨，而该市实际年产却是一百二十万吨，月产十二万吨。那么每月就有十一万吨产量不能报到省里去。该局为此设立一个统计科，由统计科专门向各县的生产单位要数字，各县每月将符合要求的数字报上来。这样即使查出来作假，也与这个局没有多大责任——生产单位报上来的数字就是这样啊！总之这个局每月按省里要求的数字往上报，有时比要求的数字略大一点，有时又略小一点。只有一次报的数字比省里要求的数字大出许多。省里打电话批评市长，市长打电话批评局长。局长便把统计科长叫去训斥一通：“就是喝醉酒，脑子里也要时刻有根弦！”局长皱着眉头批评科长：“你的工作责任心哪里去了？喝醉酒绝不是工作出差错、出纰漏的理由！有些人就是喝醉酒，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
局长剋完科长便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喝醉酒与小姐玩过后回了家，妻子想趁其醉态十足问出点什么来，便让丈夫的脑袋扎在自己怀里问他：“大令，你爱不爱我啊？”妻子像宋美龄称呼蒋介石那样称呼自己的丈夫。
“爱！”丈夫回答。
“除我之外还爱谁啊？”
“还爱一个人。”
“爱谁？”妻子紧张地问。
“爱咱儿子！”
妻子有点不甘心，停了一会儿又问：
“今天喝醉酒做啥了？”
“喝醉酒能做啥？做那种事！”
“在哪儿做了？”
“在房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