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名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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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出入查看，致使许多宝贵的证据和线索毁于一旦。 3。现场未发现任何指纹。用现代的激光和新化学法可能会帮助鉴定出潜指纹。 4。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对现场脚印的勘查，也没有任何人将这些脚印与赫普曼的作比较。 5。木梯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楼板是否取自同一棵树？现代的DNA鉴定法可以帮助确定这一点。 6。林勃府上整幢楼里只有一扇窗户的窗闩是坏的，绑匪怎么会碰巧就找到了那一扇？ 7。折叠式木梯是绑匪自制的。他（们）如何得知林勃家二楼窗户离地面的高度？木梯有多重？一个人能扛得动吗？ 8。一名警察把木梯底下的两只脚重新插入绑匪留在地面上的两个坑里，这不仅破坏了木梯上的证据，而且改变了两个坑的形状与大小。 9。庭审之前，被告方没有看到警方的调查报告和公诉方将要提交法庭的证据。被告方的专家证人也没有机会亲自检验那些物证。 10。那具婴儿尸体被发现后很快就火化了。没有正规的验尸报告，没有准确详尽的死因说明，也没有重新开棺验尸的可能。
赫普曼有罪（14）
11。在那块楼板被取下之前，警方不允许被告方查看赫普曼家的阁楼并作相应的调查和记录。 12。被告方曾获取案发当日赫普曼的工作时间卡。卡上显示赫普曼那天在纽约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不可能开车去新泽西州中部。 13。关于那具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没有请正式的法医验尸，甚至连身高和年龄也没有作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不在法庭上就这些问题质疑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这一举动甚至激怒了其他被告律师。 14。没有人对小林迪房间的泥水脚印拍照或做其他鉴定，也没有人将这些脚印与屋外地上的脚印做比较。 15。作案现场有没有发现使用工具的痕迹？如有，是那把凿子留下的吗？ 16。窗户下的黏土墙上只有两个坑，说明作案人事先已经知道哪扇窗户没有关上。 17。没有人就窗台上发现的第一封赎金索取信的信封和信纸作任何调查或说明。 18。没有人调查第一封赎金索取信所使用的墨水（红色和蓝色），追查它们的出处。警方是否在赫普曼家或林勃家里查找过笔？ 19。是否有人调查过赎金信上作为标记的3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以及工具的来源？ 20。小林迪房间那个窗闩坏了的印记是新的还是旧的？ 年，茚三酮指纹鉴定法已经问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当时的新方法检验木梯、凿子、信封和信纸上的潜指纹？ 22。有人比较过第一封赎金索取信和后来其他绑匪字条上的笔迹、墨水和纸张吗？有人试图查找过这些墨水和纸张的来源吗？ 23。包裹小尸体的布毯并非林勃家中之物。在随尸体一起火化以前，警方或那位验尸的医生是否曾试图从那块布毯上查寻线索？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24。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那只装赎金钞票的鞋盒上有指纹吗？是否有人调查过鞋盒的来源？ 查尔斯与安妮·林勃夫妇后来又有了一共五个孩子。他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几乎从不在家里提起小林迪。林勃上校因淋巴癌晚期于1974年8月25日在夏威夷逝世。 安娜·赫普曼在丈夫被处死后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她毕生都在为赫普曼的平冤昭雪而多方奔走，并得到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安娜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要求新泽西州有关当局重新立案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安娜于1994年10月10日去世。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本案的当事人、证人、办案人或者作案人尚在人世，也已经是百岁老人。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谜。但不管怎么样，林勃…赫普曼案已经作为一桩冤案载入了某些美国历史书册。
瓦拉奇备忘录（1）
笔者第一次读到约瑟夫·迈可·瓦拉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书中，一段题为“瓦拉奇的合同”的章节。作者在那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里并没有提到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瓦拉奇备忘录，只说这是一起被美国司法界人士和研究黑手党的专家们认为是该组织刺杀行动的经典范例，还被选入了某些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云云。 约瑟夫·瓦拉奇是当时纽约黑手党露其亚诺家族的成员。不消说，露其亚诺是老板查理的姓氏。在黑手党的老巢纽约市，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共计2000余名成员，占全美黑手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约瑟夫·瓦拉奇的口中第一次确证了这个被外界称为“黑手党”的犯罪集团的真实存在。该组织问世于20世纪初叶，其意大利名称为“科沙·诺斯卓”，用英语直译就是“我们的事业”或“我们的行动”。“科沙·诺斯卓”下分若干家族（family），亦称集团（group），每一家族掌管一片区域。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一些重要家族所在的区域依次为：波士顿、巴菲罗、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丹佛、堪萨斯城、洛杉矶、诺瓦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匹茨堡、旧金山等等。另外还有几块“开放区域”：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1959年古巴革命前的首都哈瓦那。所谓“开放”，即任何家族都可以在这些区域拥有人马或开设生意。 家族的首领称“老板”，“老板”之后还有“二老板”，往下便是数目不等的“纵队长”。每个“纵队长”统领一支“纵队”，“纵队”的成员叫“兵士”。兵士中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兵士可以直接由老板调遣，有的兵士可以自己接单做买卖。所有“科沙·诺斯卓”的成员，无论老板或兵士，都必须是纯正血统的意大利人。但其外围组织中可以有其他族裔——犹太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法兰西人、英国人等等。 自1931年以来，“科沙·诺斯卓”不再设“大老板”或“老板们的老板”（Boss of all Bosses）一职，尽管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为自己加封一个类似的头衔。一个由9至12名老板组成的“委员会”或“董事会”统筹全国性的运作并协调各家族之间的事务。 “瓦拉奇的合同”是约瑟夫·瓦拉奇在其30余年的黑手党生涯中曾参与过的数十起人命案之一。“科沙·诺斯卓”内部把分派给属下的刺杀任务称作“合同”。 1952年9月初，约瑟夫·瓦拉奇的纵队长安东尼·本德尔约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罗科斯餐厅一起吃晚饭。几句寒暄之后，安东尼便直切主题。据新近获知的消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尤金尼奥·契亚尼尼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 “这家伙给毒品局通风报信，”安东尼告诉瓦拉奇，“老头子已经得到了查理·露其亚诺的口谕。查理说，契亚尼尼非常聪明，他和毒品局勾搭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了。我们必须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做掉。” 老头子叫维克多·靳诺万斯，是当时露其亚诺家族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在1936年被捕后判刑50年，并于1946年被放逐回意大利老家拿玻里。 尤金尼奥·契亚尼尼确实是联邦毒品局的眼线。1942年他因贩运海洛因被捕，收监15个月。之后，他一边继续黑社会的活动，一边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向毒品局举报一些同伙，通常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但这些“情报”都只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毒品局一直不知道“科沙·诺斯卓”的存在，以为契亚尼尼不过是在跟几个贩毒团伙打交道。每当契亚尼尼犯在了警方手里，他便会亮出自己的线人身份。警方有时很难权衡，这些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否值得他们对其犯罪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1950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了一趟欧洲。他此行负有两项使命：从美国带去战后欧洲市场紧俏的药品和美金现钞，再从法国贩回海洛因。当时中东地区盛产鸦片，鸦片膏子运到法国马赛，经加工制成海洛因后售价为每公斤3500美元，而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的平均终极售价，或人们常说的“街头价”则高达每公斤225万美元。据当时的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带给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的纯收入为35亿美元。如此高的利润后来也吸引了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如黑人帮、波多黎各帮和古巴帮，但黑手党出让的部分只是那些高风险的街头销售。 在拿玻里逗留期间，契亚尼尼几次主动与流放中的查理·露其亚诺接触。与此同时，联邦毒品局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契亚尼尼欧洲之行的真正目的，但为了从他那里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一直没有惊动他。 然而，不明就里的意大利警方却以走私药品美元的罪名逮捕了契亚尼尼。契亚尼尼在等待审判期间设法带出了一封信，交给联邦毒品局的欧洲部。但毒品局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交涉，因为他们获悉，契亚尼尼在狱中还安排了将10公斤海洛因成功地偷运到美国。他们想让契亚尼尼再多吃点苦头。 契亚尼尼又带出第二封信，为了争取官方的救援，他在信中向毒品局报告了查理·露其亚诺的情况。 约瑟夫·瓦拉奇后来说，他不知道查理是如何得知这条消息的，但他确信“科沙·诺斯卓”拥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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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奇备忘录（2）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指认契亚尼尼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药品美元走私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契亚尼尼回到纽约后自感性命难保，遂请求联邦毒品局予以保护。 安东尼·本德尔对瓦拉奇说，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路琪赛家族自行处置。但是，一、契亚尼尼几乎从未出卖过本家族成员；二、由于这一层关系，反倒使毒品局不时地对路琪赛家族网开一面。路琪赛家族当时是纽约五大家族中走私毒品最猖獗的。 “这次既然欺负到了我们头上，那就算是给了我们开杀戒的口实。”安东尼说。 瓦拉奇认识契亚尼尼，事实上，就在契亚尼尼去欧洲之前，他还问瓦拉奇借了钱。如果契亚尼尼做了枪下鬼，瓦拉奇跟谁去讨还这份饥荒？ 瓦拉奇于是说：“可是，他欠了我两千块钱。” “是的。”安东尼说，“我听说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瓦拉奇，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约你来吃这顿饭。 瓦拉奇明白，这件事他是脱不掉干系了。如果让上峰派了别人去“做”契亚尼尼，一旦失手，自己就会被怀疑向契亚尼尼走漏了消息。 见瓦拉奇不吭气，安东尼又说：“你知道，契亚尼尼刚从意大利回来，但是他东躲西藏，我们一直找不到他。如果你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说罢便起身要走。 瓦拉奇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赶紧硬着头皮自告奋勇道：“好吧，我会找到他的。”“找到”的意思当然就是“做掉”。 “不急，等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老头子。”安东尼·本德尔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兀自扬长而去，只留下神情沮丧的约瑟夫·瓦拉奇。 第二天安东尼·本德尔通知他，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同意让瓦拉奇接“合同”。 瓦拉奇很容易就找到了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他在晚上10点左右往契亚尼尼家里挂电话，说你从欧洲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咱们是不是该把账结结。瓦拉奇并没有自报姓名，他只是在言谈中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黑道中人的基本联络技巧，为防电话被警方监听。 瓦拉奇最后说：“咱们街角见。”这也是一句让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契亚尼尼却心知肚明。瓦拉奇指的是布郎克斯的城堡山庄和西彻斯特路交叉口，瓦拉奇在那里有一间“丽都夜总会”。 契亚尼尼说：“我20分钟到。” 约瑟夫·瓦拉奇黑着灯站在丽都夜总会他的办公室窗前，他看见契亚尼尼开车过来，另一辆车也相跟着停在了不远处的路旁。契亚尼尼一见到瓦拉奇便开始说他手头真的有点掰不开，等谁谁谁的货款到了立马连本带利送过来。瓦拉奇用手势叫他打住，带他到了一个角落，说：“咱们先不谈钱。我想你被人跟踪了。你知道是谁吗？毒品局还是警察？” “老天爷！他们是冲你来的吧。”契亚尼尼一脸惊异。 “也许是吧。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我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契亚尼尼原路返回。果然，等他的车一启动，另一辆车也尾随而去。 说瓦拉奇着手的是一桩黑手党经典刺杀案，是因为所有真正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在案发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刺杀指令来自查理·露其亚诺，他本人却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拿玻里。警方也休想在犯罪现场查找到“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和安东尼·本德尔的踪迹，就连“合同”的具体执行者约瑟夫·瓦拉奇，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溅上一滴血。 瓦拉奇接了“合同”，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至于他如何操作，这就不是他的上司们想关心或打听的事了。瓦拉奇可以把案子交给本家族或其他家族成员，也可以找组织以外的人。顺便说一句，按规定，黑手党成员执行“合同”是没有报酬的，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得报销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开支，包括雇用职业杀手的费用。但如果“活儿”干得漂亮，今后自然少不了从老板那里得到诸多的照顾和好处。 这一次，瓦拉奇采用了最经济的办法。他找来三个哈伦东区的“毛孩子”——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三个正在排队等候，急巴巴地想被接纳进入露其亚诺家族的“候选人”。其中两人是亲兄弟，约瑟夫和派特·帕咖诺，还有一个是瓦拉奇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 执行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小心都不算过分，更何况“目标”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被跟踪。两天后，约瑟夫·瓦拉奇把契亚尼尼约到“丽都”附近的卡斯吧酒家，这次他带来了约瑟夫·帕咖诺。瓦拉奇说这叫一箭双雕，既让“毛孩子”认准“目标”，又使他们彼此熟识，所以下一次契亚尼尼再见到帕咖诺们时才不会心存戒备。其实还有第三个目的，瓦拉奇没有把约会地点定在“丽都”，是想进一步查证契亚尼尼被跟踪的情况。 根据约瑟夫·瓦拉奇后来的回忆，交谈过程中契亚尼尼突然说：“昨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地，老是觉得特别恐惧。” “你什么意思？”瓦拉奇问。 “我也搞不懂，就是感觉有人可能要对我下手。” “你干吗说这些话？别胡思乱想了。”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契亚尼尼喋喋不休。
瓦拉奇备忘录（3）
这不是一个好话题。瓦拉奇赶紧叫来一位曾经在“丽都”工作过的小姐，付给她一张百元美钞，说是务必请她让他的“哥儿们”契亚尼尼快活起来。 事后小姐向瓦拉奇汇报说，契亚尼尼提到要去哈伦赶一个什么牌局。 三个“毛孩子”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的是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附近，一种叫做“掷骰定点”的地下赌场。每天开局之前，由庄家掷骰子确定赌博地点。玩牌的人先到达某指定处，经验证没有问题后，再由专人护送到某某旅馆的某某房间，一般有半个街区之遥。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牌客们在散场时一个一个单独离开，每两个人之间间隔几分钟。 “有人跟踪他吗？”瓦拉奇问。 “我们没发现。”“毛孩子”们答。 “好，就是它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瓦拉奇很快得知，那个地下赌场的主人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为防范可能引起的家族间的纠纷，瓦拉奇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报告。 安东尼·本德尔在曼哈顿中城区开了一家“金钥匙夜总会”，但据说这家店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常有便衣在四周转悠。瓦拉奇把车停在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过去。他不希望被警方抄下牌照。 没容得瓦拉奇开口，安东尼便开始发难：“你怎么一直按兵不动？这件事早该了结了。难不成还在琢磨着要回你那几个钱？” “安东尼，你听我说，这家伙总有尾巴跟着……” 等瓦拉奇讲完来龙去脉，安东尼承认他的考虑不无道理，答应替他到老头子那里讨一句话。 很快，安东尼传回话来，说老头子OK了约瑟夫·瓦拉奇的行动方案。 1952年9月19日晚，三个“毛孩子”到达预定的埋伏点，那是在东112道上的一栋大楼附近。这栋破旧而巨大的居民楼横贯整个街区，楼里有一个通往111道的后门。居民楼的前门从不上锁，后门的门闩可以从里面打开。这绝对是一条非常理想的撤退路线。瓦拉奇事前亲临现场反复察看，以保证所有的细节都万无一失。 按照瓦拉奇制定的计划，接应的车停在东111道那栋居民楼的后门外，司机留在车里，两名枪手则埋伏在契亚尼尼的必经之地。虽然赌博的地点经常换，但契亚尼尼的泊车处和牌客们的接头点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有专人接应契亚尼尼进赌场，所以他们要在那里一直等到“目标”单独离开时再动手。 瓦拉奇临走时对他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交代说，他将在2街和东114道交界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候他们的消息，并讲定在电话中称契亚尼尼为“女孩”。瓦拉奇还关照他们，完事后开车经过3街的东河桥时，务必记住把手枪扔进河里。 为了给自己编派好不在现场的证明，瓦拉奇请来了三位朋友一起在那家餐馆吃晚饭。 半夜12点左右，费奥利来电话说：“那女孩没来。” “知道了，”瓦拉奇说，“我先回去。”他回到丽都夜总会。 凌晨4点，第二通电话。费奥利说：“我们看见她了。”意思是，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经被做掉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度假。” “好。”瓦拉奇挂断电话。他想，我现在回家还不算太晚。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2年9月20日凌晨6点左右，东107道221号的一位居民在门前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查证，死者为尤金尼奥·契亚尼尼，42岁，家庭住址：西234道282号。死因：头部数处枪伤。作案人：不详。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案发地点实为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死者生前曾多次被捕。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此人乃联邦毒品局线人。） 后来，约瑟夫·瓦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