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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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那么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幕后稍加鼓噪，即可平地起波澜，引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闹剧。当下多数民众得经济增长之利，生活品质尚能小幅提升，而人心已如此脆弱，如此易于操纵。非常时期即经济下滑期又当如何，让人不敢推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邻国日本。九级地震，扑天海啸，火山爆发，及迄今仍苦无对策的核危机，大自然的致命打击频频降临。但大自然纵然能摧毁日本的城市和村庄，却无法摧毁日本的社会秩序；纵处末日，日本也并无末世之相，没有社会崩溃。其强大的抗打击能力，的确令人叹服。
但是，这样的坚强与优雅并非与生俱来。如资深媒体人杨海鹏所称，八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日本乘乱打劫者甚众；二战后经济疲敝，黑市贸易膨胀，犯罪一样猖獗。根本的转折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的宪政转型，日本的公民社会至此破冰。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代日本人，孩提时代就在不断学习自治与合作。建立在自治与合作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公民精神，因此在日本深入人心，构成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托。即便大难猝然降临，妖言惑众在日本仍没有空间，天地错乱而人心不乱。
如果把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比喻成核辐射，那么最好的防护体系，就是公民精神。但公民精神不是计划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只能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发育，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成长，潜移默化为每个公民的本能。用这样清明理性的公民精神，来荡涤隐秘的江湖中国，荡涤盲目、狂暴、非理性，人心始能自治；有此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现实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传奇英雄去狙击政治的或经济的狂人，但人心中的自治秩序，比任何传奇英雄的力量都大。与人心中的自治秩序对应的社会秩序，因此才会最坚固，最具抗打击力。
其实，这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传统。旧称中国历史上一直专制，此说并不确，确切的说法是有专制也有分权。政治多专制，而社会多分权。即中国社会一直有强大的自治传统。所以，面对邻国日本的优异表现，我们可以反省，但不必自卑，大可自治传统与现代文明融一炉，奋起直追。一个是清明理性的公民中国，一个是隐秘的江湖中国，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未来中国是福是祸，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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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情绪感染”是最牛的雷言 2011…04…27 17：42：13 浏览 123473 次 ｜ 评论 12 条
食品安全最需要预防的是“情绪感染”
洪巧俊
昨日，陕西榆林通报251名小学生饮用牛奶后不适事件检测结果，称所饮用的蒙牛学生奶未检出致病菌，符合饮用奶标准。通报未解释学生不适原因。中国｜乳协称，不排除学生间情绪的互相干扰与传染等。（2011年4月27日《新京报》）
对于这个检测结果，不必愕然，可以说是早已预料的事情。蒙牛的“牛”就牛在这里。然而更牛的是还有中国｜乳协，其雷言可称为世界上最牛的了。你听过中毒也会情绪感染的吗？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牟静君表示，不排除学生间情绪传染。情绪一般指心情、心境，诗曰： “客处不堪频送别，无多情绪更伤情。”（唐 司空图《寓居有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影响人体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而又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情绪传染。但传染的应是心情，那恶心、呕吐、肚子痛也会传染吗？假如按照牟静君副理事长说的，“情绪传染”会构成群体性生病住院，就应及早预防，防止这种病菌暴发。
无独有偶，本月潮州市也发生一起市民疑因食用欧香台湾面包坊的三明治而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发烧的事件，有14名市民出现不适症状被送入医院救治。患者出院后，欧香方面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派专人逐户上门道歉、理赔。目前已有12名消费者接受道歉并达成和解，欧香方面已支付治疗赔偿费用47475元，另有2名消费者要求复查健康后再商讨赔偿问题，欧香方面已接受。市工商局查获的及经营者自行送检的三明治产品日前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验结果全部合格。（2011年4月27日《潮州日报》）让人想不通的是“全部合格”的食品，吃了怎么会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发烧？既然食品合格，就与生产厂家无关，又何必去支付治疗赔偿费用？当然，欧香不象蒙牛那么“牛”，可以请到“中国x协”这样权威的人士来说话。
陕西榆林榆阳区食安委检测结果是：蒙牛学生奶，未检出致病菌，符合国家饮用奶标准。潮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的检验结果是：全部合格。一个是符合国家饮用奶标准，一个是全部合格，但都让人感到疑惑，如果食品合格、符合国家标准，没有病菌，那么为何会恶心、呕吐、肚子痛？
“情绪感染”和“激｜情杀人”一样荒唐。药家鑫律师说他是“激｜情杀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则说：“由于平时情绪不好时会用手指砸钢琴键盘来发泄，药家鑫连扎受害人六刀，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机械动作”。这里也涉及到“情绪”两字，其实“情绪”、“激｜情”都与心情、心境有关，中毒“情绪感染”与“激｜情杀人”一样让人感到有“情绪”且激愤。假如“情绪感染”能成为避责的依据，那就是一种恶。今后，有人要闯红灯可说是“情绪感染”，贪官贪污受贿可说是“情绪感染”，有人要偷抢，也可以说是“情绪感染” ……这会不会成为避重就轻，开脱罪责的一个词呢？
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样的事件都应该认真对待，实事求是，是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不是一次检验结果“合格”就掩盖得了企业“脸色”的黑。如果有问题还说成没问题，那就是纵恶，更不要说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常说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在我看来，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最需要预防的却是“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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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武汉“五杠少年”难以承受官本位之重
2011…05…04 16：57 凤凰网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近日，一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图片在网上忽然走红，照片的主角、年仅13岁的黄艺博也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臂戴“五道杠”，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位“五杠少年”的行为举止、博客语录激起许多人的讨论热情。从微博和新闻跟帖的内容来看，大多语带贬义，甚至不乏斥责、辱骂言辞。这些言论对这位少年及其家庭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接受采访时，黄父便表示自己“有点手足无措”。
无论怎么讨论这件事，我以为有一点原则应当把握，就是不能过于苛责小朋友。特别是，有些人明显是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发泄在黄艺博头上，这对他并不公平。且不论黄艺博那些臂戴五道杠的照片拍摄于何时，也不讲他装模作样阅读“文件”（手里那张纸并没有展开）是否受人指使摆拍，13岁少年的心智并未成熟，人格性格更未养成，很难说他现在是这个摸样，以后又会是个什么状况。对于黄艺博来说，人生如同他手上那张纸，尚未展开，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对于他所做所说的这些，人们不妨多些善意的理解和批评。
就算黄艺博少年老成，把那个“总队长”（一说副总队长）当回事，并且拿来显摆，也不能说明这就是他的真实生活。这一切的背后，无处不展现出成｜人世界对他的影响。就拿他的成长经历来说，两三岁时开始看《新闻联播》，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能做到，而有可能出于家长的有意引导。7岁开始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相信这也不会是他自己的选择。说实话，这些刊物连许多家长都不爱看，何况像他这样正处于探索新奇世界而且连字都认不全的花样少年。这一点，任何有育儿经验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因此，人们更应该把审视和批评的目光对准成｜人世界以及这一现象所折射的社会现实。
许多人对黄艺博表示惊讶，除了他的言行举止超越了他所处的年龄段，还在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官本位”社会的缩影。那些骂的越厉害的人，说不定心里越是羡慕和妒忌这种官场文化。黄艺博的一言一行其实就是对这种官场文化的学习和模拟，而且学得惟妙惟肖。他具有如此模拟天分，主要就是受他身边无处不在的社会氛围所影响。从幼儿园开始，大人们就在给孩子们灌输“官本位”思维，为了让孩子当个小班干部，大人甚至不惜搞关系、走后门。例如，有的小学生为竞选班干部还给同学发钱拉票，这幕后未必就不是家长的“功劳”。
小时候就学会“跑官要官”，大学毕业了竞相考取公务员，出现黄艺博这样的小小大人物，又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实际上，成｜人世界的“官本位”文化污染的何止黄艺博一人。网友还搜索出其他一些和他一样戴着“五道杠”少年儿童，而其中有的人所摆出来的架势一点也不输于黄艺博。当地媒体曾报道过一个也是“总队长”的小学生，其“接见”小朋友的作派堪比官场大人物。更有说法称，此次“黄艺博事件”其实是他一手策划的“肃反行动”。且不论其中是非曲直，这些“政治少年”的权力话语体系及其行为作风，足以让人咋舌。
这或许表明，“官本位”文化正在影响和毒害部分少年儿童，使得他们在小小年纪就开始向往和追逐权力，并不自觉地养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场人格。应当说，这种官场人格非但不是少年儿童之福，而且实属他们难以承受之重。这不仅是在摧残少年儿童的心智，还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快乐成长。政治文化的关键词不止权力二字，更有责任、正义和公平等核心精神。放着这些现代政治理念不去学习，却去追逐官场文化之末流，这才是黄艺博现象给整个社会揭开的惊人一幕。那些斥责辱骂黄艺博者，恐怕是没有看到这一幕背后发人深思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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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后代为我们的无知买单吗？
……在原武汉农药厂的厂区而发出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顺便看看当初他们的厂区（原武汉农药厂）；因为我曾经为这个厂工作过，所以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谁知竟然大失所望，因为这里是那么特别；土地荒芜，厂房倒塌；根本没有人来开发，因为这里的土地有毒；所以连开发商品房都不行，从而形成在中心城区的一块空地。陪同的朋友说这块地马上由政府治理了，因为武汉已经拨款修复这里的土壤了；为这里受污染土地“排毒”，然后再进行后续其它的开发。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武汉市启动了大规模土壤修复工程；为全市所有受污染的土地进行“排毒”，而且今年就启动了古田化工地区、汉阳赫山原武汉农药厂片区、江岸谌家矶片区土壤修复治理工程。据武汉市的环保部门介绍：将根据土壤污染状况的不同，会采取焚烧处理等不同的修复措施；而对污染严重的则全部换土。如原武汉农药厂厂区这片约16万平方米的土地，修复工程预计耗资2。32亿元；因为要挖走原来被污染的土壤，这这里的污水进行处理；然后才是土壤修复和场地平整等。我与朋友开玩笑，这武汉农药厂有没有几个亿的贡献呀；现在却要政府为它们买单。
再看武汉市投资24亿元对硚口古田化工区的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修复，就知道我们为这些当年的债投入的确不小。如果我们从投入产出的概念出发，就知道投入的依据不能满足；因为这是企业的污染，用它们的环保费够吗。可以说那可真的是当年拣芝麻，而现在丢的可是西瓜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计成本来投入，因为房地产才是真正的动因。如硚口古田化工区可腾退土地270万平方米，但部分土壤汞、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如果将这土地治理好，几十亿的回报就马上到手了。如果不是房地产的暴利，我们社会还能有谁会为这些旧债买单；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还债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在这样还债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竟然还不断有人重复这样的错误；如我老家本来是一个蔬菜区，可当地政府硬要引进球团矿厂；当时征地拆迁的是我小学的同学，而我当时正好在武钢；于是极力阻碍这事。我说这事恐怕不到十年你们就会后悔，因为这不是一个可循环的生态项目。然而他们说我引进的农业生态项目投资太分散，远没有这一个项目就是多少亿的投资；于是我介绍的生态农业项目全部被拒绝，因为他们要一门心思搞这个大项目。这话还真的被我说中了，现在连老百姓都说这是个害人虫项目；它使得周边任何项目都难以建立，因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是想搬还难，而且还没有地方愿意容纳。现在的地方干部也叫苦不迭，因为房地产限制使他们损失巨大。试想谁愿意到这个污染区来开发房地产，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到其它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他们只能暗中悔恨。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引进污染项目的危害，所以接收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的事现在很少做了；但我们还在做要子孙后代还债的事，那就是房地产和无限制基本建设。看今天的中国大地，好像中国人全部是住在露天一般；因为房地产持续高热的确使人迷惘。就连我们现在到处建保障房也是如此，究竟谁没有住房呀。如果我们将老城区改造，相信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住上新房。可我们却是无限制地批地建新房，最后还是拥有房的人不住房；而需要住房的人还是呆在自己的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住房到时没有人住，是不是需要后代花钱拆毁还成农田；还有我们那高架桥，有很多现在就成为了环境污染。我们究竟是发展可持续经济，还是发展要后代还债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还债经济无人承担责任，而污染的直接效益早就被人领走了。如我们某开发区引进一个蓄电池厂，当时开发区的大小领导就得到不少的奖金；后来这家企业的效益也被台湾老板得到了，而最后搬拆和修复土地的费用却由后来的领导承担。如果不是现在有房地产暴利，恐怕这些被污染的地方就真的成为了孤岛；因为这些治理费用巨大。就如同我老家农村那个球团矿厂，将成为所有人指责的耻辱柱。然而当时那班人还立功受奖，可却需要后来者为他们买单。
如果说以前的农药厂和化工厂是我们的环保意识薄弱，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就是故意而为之的行为；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经济能够为以前的环保意识薄弱买单，那么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房地产买单可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那时房地产破灭，而其它经济又没有；还要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现在发展经济造成的后果买单，真的是害苦了我们的后代呀。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私心，我们的循环经济应该很容易建立。如果当初我老家农村干部听我的话，那几百个农业生态项目将是多么大的发展前景呀。可惜的是现在不仅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反而还要后代为他们当初的行为买单；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经济，一个一百年都难还债的中国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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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发布时间：2011…05…27 14：01 作者：鄢烈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184次
印度首都德里街边神情愉快的小贩。从车窗抢拍
尼泊尔世界遗产景点的小摊贩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管”管，我还想当然以为这是市政规划或环保部门管的事呢。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述评《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一文介绍：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但是，“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执法，却缺少具体的授权法条，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广义的“城管”无疑是必需的。像《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提到的北京城管人员郭欣做的那些事，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管的。管的人不叫“城管”，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管”发展到今天，与“强拆”并列为两大热点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体有三类。一是悲剧：沈阳下岗工人、街头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庭都由此陷入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管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美女路见不平，挺身上前挡住执法车，坚持要城管协管员向老大爷道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管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