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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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人不这样看了，有人认为这事压根就是一个局，是那个记者先生设好的局，具体说来就是：那记者的闪光灯根本就不是“慌乱中突然”掉在地下的，而是记者故意引蛇出洞的举措。当好心的汤唯弯腰为其捡拾时，他的同伙另一记者便抓住人家酥胸乍露洪波涌起之时猛按快门。目的么，自然是为了让读他们报纸的小市民“直呼好性感”！
这么一解读，还真叫人无话可说———也是，现在大家阅读趣味多慧眼独具呀，你穿得好好的，没什么“闪光点”，谁看你呀。要是似露非露———也不能全露，全露大家不如直接去看《色·戒》———那么一点，得，大家一定趋之若鹜。果然，这张汤唯弯腰“做好事”的照片出来后，各家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人人垂涎三尺，那摄影记者想不红都难。而老实人汤唯，这次就算是总被有心计的人暗算了，吃了一个哑巴心亏。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教授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做的过程中，教授“一不小心”，手表掉在地上，一个学生见了，跟汤唯一样做好人，俯身下去拾起。这时，教授来了个惊人举动：他抬脚一跨，很舒服地骑在了那名学生背上，顾盼自如。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教授微笑着说：“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不能骑到你上面！”换成汤唯这件事，我们只需要把这教训换成“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看不到你里面！”
故事还没完：这个教授在完成了这个因材施教后，又接着说：“要不要再来一次？”同学们都同意，特别是刚才被教授骑在胯下的那位同学，心里暗想一定要找机会挣回来。游戏进行中，教授的鞋带松了，便停下来弯腰系上。那位同学见有机可乘，也一个箭步骑到教授背上。这下同学们都笑了，看教授怎么论说。没想到教授只是伸直腰身，稍微一摇晃，那位学生就被弄了下来。于是教授又有高论发表了，他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有一天你骑在别人身上，双脚离地，不能立足，那一定要小心！不然随时都会被摔下来！”
据说，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教育小孙子的办法特别有效。他是这么教的：他让小孙子站在高处，而后花言巧语骗他往下跳，自己还作出在下面接他的诱人样子。小孙子经不起诱惑往下跳后，洛老爷却一动不动让他摔个鼻青脸肿痛哭流涕，此时，洛老爷教训他：“孩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包括你的爷爷。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杜甫诗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既然如此，大家当然就只有多学点“人在江湖漂，尽量少挨刀”的招数了。
四 （宋石男，看天下专栏，7月8日出街）
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长沙商会总会长，死在农会手上，时间是1927年。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却不太对劲。编房中术丛书，乱搞男女关系，为人吝啬，并且依仗28岁中的进士头衔横行乡里。不过他有时也很有趣。作为知名藏书家，他的书架上贴着“老婆不借书不借”的纸条。书中常常夹着春宫画，因为他相信火神是女性，看到春宫图会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了。他跟我爷爷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共同处，除了两个地方，一是同为旧文化的嗜好者，一是都死在所谓“改朝换代”之际。
爷爷死在解放初期的军管会手上，时间是1951年4月1日。关于爷爷的生日，现在已经没有长辈可以说得出来，惟有通过我奶奶是1900年出生推测，爷爷可能是1890…1900之间出生的人，跟郭沫若、胡适、许地山等人同时代。
从我染上一种叫历史癖的非流行病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的事——重修家谱。家谱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反，即使不是贵族和世家，每个平凡的人家都有权利修整流传自己的家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家谱不仅能满足你对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奶奶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 （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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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 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五 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2011…07…24 10：48：28） 转载
标签： 杂谈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来源：（blog。87book。com。cn/s/blog_473d53360102dskn） … 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_李银河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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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人类母亲偶像的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抄写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