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及其身后的人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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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时期的爱情》
《革命时期的爱情》也是让人着迷的。其中一些场景、语言令人一看之下，难以忘怀。比如大学武斗时所使用的投石机；一个小孩在树上目睹一个人濒临死亡时所发出的感慨（他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姓颜色（红？黄？蓝？）的大学生等等。
关于《寻找无双》
《寻找无双》写人们在某个时期、某种社会气氛中所患上的选择性记忆的毛病，这种毛病一度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人的通病。小波对人们这种毛病的最初印象恐怕来自他的家庭所遭受的厄运。一个家庭从社会的上层突然跌入底层，对于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会看得比别人清楚。对于他所看到的人们的社会心态的思考，成了这篇小说的主题。
关于《怀疑三部曲》
对于在我们这个国度生活的人们究竟还是否看重智慧、爱情和有趣这些价值，小波一度或者说始终怀着深刻的怀疑，这大概就是《怀疑三部曲》的题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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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中的性
他笔下的性极具个人色彩，与中国传统小说的那种毫无美感的白描写法十分不同。在他笔下，既有常态的性，又有变态的性。在对常态的性叙述上，性是自然的，干净的，就如生活本身（也就是人的生存状态……笔者注）；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他对变态的性的叙述中，性有时是隐喻的，影射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它进入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域。
王小波的总体评价
王小波的作品永远都会有人喜欢，他是不朽的。
3，李银河的失误与变化
李银河对王小波做过许多精彩的评论。然而，人无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李银河也一样。这一点在她对王小波所做的评论中就有所体现。
2000年第一期《现代妇女》杂志登载了一篇有关李银河的文章。记者问：“你觉得王小波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李银河回答说：“他有两点是别人不能超越的。一是……，二是他的文笔。他的文笔是别人不能模仿的。他的文章不署他的名，别人也能看出。”王小波的文笔真的不能模仿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2000年之后，网上活跃着一批喜爱王小波的文学青年，他们后来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些人纷纷模仿王小波的文笔，写了不少作品。当然，那些作品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文笔与小波很相像，只是内容还达不到小波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是笔者这样讲，而且小波生前的朋友艾晓明也这样讲。另外，小波的语体虽然特别，但还是很容易模仿的。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李银河确实是失误了。当然，这只是个细节问题，不必太在意。我在这里也只是顺便提一句，没有别的意思。我估计记者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李银河除了在采访中出现失误之外，还存在一些变化。具体地说，她在同一个问题上，在前后不同的媒体采访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
同样是2000年01期的《现代妇女》杂志，记者问：“你认为此生还会碰到像小波一样出色的男人吗？”李银河回答说：“不可能了，宪全不可能了！我不会再结婚了，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2003年《凤凰卫视》对她的专访中，她却换了一种态度。主持人问：“在个人情感上你觉得你还会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吗？”李银河：“当然还是有可能的了。我觉得我不会排斥。我觉得对那种观念啊，什么守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非常可笑。离我很远很远。”
此后，她又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表达的是都是后一种观点。她为什么会在前后不同的采访中，对同一问题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呢？这大概反应了李银河心态和生活的变化。
4，王小波门下走狗
王小波成了大作家，因此有了一大帮追星族。这些FANS们联合起来，在西祠胡同里开了个讨论区。在那里互相交流写作心得。有时，他们就把自己的文章放在上面。再后来，他们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而媒体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因为对大号青藤道士的徐渭无限崇敬，就自刻一枚印章：青藤门下一走狗。王小波的那帮门徒们就借此典故，自称是其门下走狗。这是媒体的报道。其实，这帮门徒这样称呼自己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王小波的了解。王小波曾自称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门徒们看到师傅都肯称呼自己为“猪”，那他们自称为“狗”又有什么不妥吗？
写到这里，我难免有些伤感，因为本人自觉在才智上既比不上王小波，也不如他的那些门徒。看来我成了“猪狗不如”的人了。开个玩笑，呵呵。
“走狗们”在王小波逝世5周年时，出了第一本集子《王小波门下走狗》，仅仅一年之后，“走狗同盟”出了第二本集子《一群特立独行的狗……王小波门下走狗三十家》。于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评论界对此也是褒扁不一。当然，李银河也对此进行了评论。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是少不了她的。
黄兆辉以“王小波养不养狗”为题，批评了他们追赶时髦的做；王俊红则以“少给别人抹黑”为题，批评了这些人作品缺少文学价值，纯粹是发泄情绪，毫无思想，是一堆文字垃圾；不过也有人认为，小波的“走狗”中还是有人才的，他就是胡坚。
胡坚，笔名文豪，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一位，他的创作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钱理群、曹文轩等诸多前辈的赞誉。
###在对文嚎《愤青时代》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胡坚的小说脱胎于王小波，却又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来。
我没看过胡坚的作品，所以也不可能做出评论。这里只是略提一笔。
那么，李银河对这些“走狗”们是怎么看的呢？
李银河说：“我发现，人们看了小波的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马上就想自己也来写一篇；另一种人偃旗息鼓，知难而退，从此打消了做文学青年的念头。小波的小说所引起的反应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暗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他的小说使人感到，写作竟然能够是一件如此有趣的事情，他写作时所经历的快乐感染了人们，使他们觉得心里痒痒的，很想一试身手，也来感受一下写作的快乐。的确，我看到不少青年发表对小波文字的读后感时都说过这样的话：原来写作可以是这样的呀。
……
总之，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令我感到欣慰。我早就知道，小波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围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的心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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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书该不该出版
有关王小波的为人、生活、创作这些问题，李银河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人们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李银河应该做自己的事情，不要靠死人出名。后来的事情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争议。
2004年5月，李银河将他们夫妇二人20多年来相互的通信（很多通信可以看作是情书）公然出版面世。这本情书的题目是《爱你就像爱生命》，内容是夫妇俩从恋爱到结婚20年来的往来通信。情书写得十分动人，想想看，一个小说家动了真情，写出的情书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李银河写得也不错。这本书大概印了三万册，卖得不错。据说，两三个月就全部脱销了。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评论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人赞成，认为这是对年轻时代爱情的纪念；有人反对，认为她是在亵渎爱情；有人感谢，因为她把美丽的爱情让大家分享了；还有人批评，认为她没有权利出版《情书》，因为王小波也是作者，应该征得他的同意。
以上这些概括基本上含概了网友们评论的内容。这些评论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简化。情书是两个人写的，李银河有没有权利单独把它出版，这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情书是两个人的事情，自己记在心里就好了，把它出版的做法对吗？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有关《情书》出版应该征得王小波同意的说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因为王小波已经去世了，你怎么征得啊？不必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王小波活着，他享有著作权，有权决定是否将起作品出版。但是他死了，他的作品是否出版就由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李银河）决定。因此，李银河是有权利出版情书的。法律范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看道德，李银河说过，道德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发现她说得很对。你看，同样一个出版情书的行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那么，李银河自己对出版《情书》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李银河说过，现在看他的情书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有一种审美意义，是王小波作品的组成部分。王小波不止属于她自己，他的作品应该被人看到，将来的研究者也可以把它当成研究材料。李银河说的是真话，她没有说谎，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在情书出版之后说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她就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她还没考虑过出版情书的事情。③
李银河说过这样的话：“我关注的是权利，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有权利做某件事。如果有权利，那他就可以做；至于道德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④这我们也能看出，与道德相比，李银河更重视权利。李银河虽然“轻视”道德，但她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是有道德标准的。那就是：你的行为不能伤害别人。如果你的行为伤害到别人，那就是不道德的，应该反对的。拿李银河出版《情书》这件事情来看，李银河愿意出版，有人愿意看。她伤害到谁了吗？没有！有人可能不爱看，那你可以不买嘛。所以，她的行为没有伤害到谁，符合她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李银河的思想与她的个人行为是完全吻合的。
6，小波与银河并肩作战
王小波除了是个文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杂文中。笔者读了他的一些杂文，所以对小波的思想也有所了解。后来，我又读了一点李银河的文章，发现她也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她的思想则体现在她的社会学研究上。笔者无意中对比了一下王小波与李银河的思想，没想到两人的看法是那么的相似，只不过是关注的领域、语言的表述有不同罢了。
他们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很相似。王小波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创造精神财富，比如创造智慧、有趣这些东西，而不是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其中生活。而李银河引用福柯的话，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李银河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到，福柯的这段话概括了她做学问的全部抱负。我们看到，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一致的。
他们对道德作用的看法也很一致。小波曾言：“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简直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⑤李银河则认为研究者不应该轻易做道德判断，牧师才会做道德评价。因为牧师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而研究者清楚，道德是因地而异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来评价人们的行为。
正因如此，小波与银河都主张宽容和差异。小波引用大师罗素的话，认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而李银河则强调社会的多元性，认为人性是丰富多采的，不应该受到压抑。
总之，在笔者看来，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当合拍的。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有些不同，但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们都在向保守的、顽固的、不讲理的社会观念发起挑战，都在为权利、自由、宽容这些价值摇旗呐喊。在这场文化战场上，王小波与李银河是两位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此外，王小波发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类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李银河则以实际行动走入了这些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人群、虐恋人群等等，聆听了他们的声音，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些声音的出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社会走向宽容、走向人道、走向多元的必要条件。
而笔者将尝试循着前人的脚步，继续聆听一些低哑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发出来。
①李向南：“我妹银河”，《经济日报》
②《王小波门下走狗》序言
③参见“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④来源，新浪网，2003年8月
⑤参见《沉默的大多数》
女性的性
1，性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经与记者进行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问：“可以说您一直有两重身份，一是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二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这两个角色对您来说孰轻孰重呢？”
李回答说：“当然是我个人的身份更重要，我特别反感人家只说她是谁谁谁的妻子，好像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价值。”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银河非常看重她个人的独立价值。
王小波确实对李银河的出名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李银河出名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却不在于王小波，而在于她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性学研究。其实，李的研究内容广泛，包括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不过，性学研究在所有研究占的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取得的影响力也最大。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只限于学术圈内的人知道，而性学研究的成果则通过媒体的传播，使社会大众知晓，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有许多记者一再问李银河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研究性？”李银河总是说：“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②因为有了好奇心，自然就有了研究的兴趣。李银河介绍说，说研究的时候，就像“艾丽斯漫游奇境”时的感觉，觉得非常有趣和新奇。以这种心态做研究，研究就成为一种快乐，而不是强迫。因此，李银河能将她的性学研究一直持续下来，并从中获得乐趣。
（）
在我看来，李银河的性学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四部。它们是《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和《性的问题》。其中前三本是1998年出版的，许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比如南方周末报、中华读书报等。而且受到媒体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这三本书中每本书的分量都非同小可。因为每本书都填补了社会科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这三本书是在同一年一起推出的，其取得的震动效果可想而知。她的这三本书也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比如性学家潘绥铭认为，这三本书是性社会学界的“扛鼎之作”。③有人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勇敢。而李银河不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一口气就吃了三个螃蟹。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海蒂性学报告”。也因为这部作品，李银河被认为是中国女性性学的奠基人。《同性恋亚文化》与《虐恋亚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既被认为是入门读物，又被认为是权威读物。总之，这三本著作的出版，立即奠定了李银河在性学界的地位，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性学家之一。
《性的问题》出版于1999年。该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探讨了性的法律，性的观念，性的理论等等。笔者估计，大概正是由于书的内容太广泛了，所以李银河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书名，干脆就把它叫做“性的问题”，这样就能把各种内容都包括进来。这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李银河是一个在媒体上经常发表观点的人。而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就来自于这本《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能真正静下心来，读李氏作品的人并不多，人们大多是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她的观点。其实，如果你真想了解她，读她的作品就能够实现这一点。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