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长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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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加罪于他。杨匡于是带着刑具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公的骸骨，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均见《后汉书》）　
　　梁冀权势炙人，夫妇俩比赛看谁更奢侈腐败，居然“对街起宅，备极奢靡，金银珠宝，异国珍奇，充斥仓库”，国家的将士在为开拓疆土而浴血奋战，梁大将军却把从大宛弄来的汗血宝马作为自己的玩物。又广开园圃，多拓林苑，还开了个兔苑遍布数十里，曾经有个西域来的生意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牵连致死者多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他的园子里打猎，梁冀知道了，逮捕宾客，杀了三十余人。同时还把无辜的百姓抓去作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号称是“自卖人”。　
　　159年，飞扬跋扈的梁冀先生好运到头。汉桓帝与宦官们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冀的府宅，梁冀夫妇自杀。第二年，朝廷寻访李固后裔。李固的小儿子李燮改名换姓，逃亡十余年，终于能够回到家中与姐姐李文姬相见。请想象这一家人因为正直和言论付出的代价，请想象姐弟相见时的泪雨纷纷。姐姐告诫弟弟：“幸而得到宽免，应该避免与人往来。谨慎些，不要对梁家说一句坏话，说梁家就会牵连到皇帝，大祸就来了！”　
　　李文姬的话浓缩了一个家族的悲哀。这种因言致祸的恐惧越广泛，人们的勇气就越容易消亡，民族的性格就愈加猥琐。岁月的河流上，恐惧、创伤带给民族的记忆是深刻的。　
　　153年，另一位中华民族的言论英雄刘陶先生以其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冀州长官朱穆因为反贪，得罪了阉奴赵忠。不仅被免了职，还被罚作工匠。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其鸣冤。想想这是何等浩大的声势，这是何等浩然的民气！数千知识分子不畏强权，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为正直的人呼吁呐喊。这个民族是老迈的吗？特立独行的精神被摧残干净了吗？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朱穆被赦免。　
　　在大将军梁冀专权的时代，连年荒饥，灾异常见。刘陶上疏陈事，奏章中对皇帝进行了言辞尖锐的指斥：　
　　“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章增加光彩，又忽略了高祖的勤劳，国家的利器随便授人，国家的权柄也委托旁人，致使群丑官员和执掌刑权的人，残害小民，遗祸华夏，暴虐遍布天下，所以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竟令虎豹在鹿场里做窝，豺狼在春天的苗圃内哺｜乳。这是古代仁君治理国家、爱惜百姓的方式吗？再有，现在的各级官员，上下贪财，这好比肥猪长蛇，蚕食天下，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穷的人成了饥寒之鬼；高门招致杀身之祸，富裕的家族蒙受反叛的罪名；死者在坟墓中含悲，生者在朝野内外哀伤。这正是愚臣之所以经常长叹的原因。秦朝将亡时，直言进谏的人被害，溜须拍马的人得到赏赐，好的言论，忠臣轻易不敢说，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谄媚者手中……那时的统治者，权力不能掌控也不知道，失去了威严也不管不顾。古今都是一样的，成败一个道理。希望陛下能远看强秦的衰亡，近察哀帝、平帝时的变乱，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这样措辞强硬的奏章，在此后多少年的历史中都极为少见，刘陶几乎预见到言论者的悲剧命运：“我敢在这讳莫如深的年代说这么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见日，必至消灭。我开始悲天下之可悲，现在天下也会悲我的愚蠢啊！”　
　　这封书信送上后，皇帝并没有感悟，不予采纳。　
　　155年，有人上书朝廷说百姓的贫困是因为“货轻钱薄”，请求改铸大钱。　
　　皇帝把这个建议给百官和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上书说：“我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而在于老百姓的饥荒……我看见多年以来，蝗灾吞噬了良苗，纺织不能满足公私的需求，人间所急是早晚的粮食，所害怕的是国家的劳役不停，还谈得上钱货的厚薄？就算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但若百姓渴了没喝的，饿了没吃的，就算再圣明，也不能保证不祸起萧墙。因为百姓可以百年无货，却不可一朝有饥，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东西……我曾诵《诗经》，读到“鸿雁于野”的篇章，叙及百姓的劳苦，可怜之极，总是长叹。最近听到征夫饥劳之声，比这个鸿雁之歌更凄惨……我真怕最终役夫穷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国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时就算有方尺宽的钱，又怎能有救？这就像把犀牛一样大的鼎，挂在腐烂的木头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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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刘陶的上书，皇帝竟然不铸钱了。现代人尽可以说：刘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才这么说的，但是这篇奏章所显示的言论勇气和他的人文关怀却透过千年的黑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185年，在张角等人起事，国家局势混乱的时候，刘陶再次上书言事，称：国家的灾祸由宦官而起。　
　　言论之船这回可在朝廷触礁了。阉奴们岂能容言论如此嚣张，于是，捏了“通贼”的罪名，把刘陶投入了监狱。在黄门北寺狱中，天天受到鞭打拷问的刘陶选择了自杀。四海之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悲痛。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历程　
　　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　
　　166年，一桩缉捕杀人罪案凶手的事件，点燃了帝国打压言论、迫害士大夫阶层的导火索。　
　　帝国名士李膺时任河南尹，有一个名叫张成的人唆使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下属收捕他们。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张成获免，嫉恶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张成逮捕处死了。早先，张成用算命占卜勾结宦官，皇帝也曾问过他的占卜。于是，张成的弟子就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将李膺逮捕入狱，并牵连了二百余人，也有逃遁抓不着的，都悬赏通缉。帝国的搜捕者四面出击，道路上络绎不绝，形成了一片专制恐怖的景象。　
　　帝国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边疆奋勇杀敌的人，还有这些在专制恐怖中敢于言说，敢于呐喊的人。　
　　第一次党人事件时，帝国高官陈蕃上书皇帝：　
　　“我听说贤明之君，信任辅佐的大臣；亡国之主，听不进耿直的意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于社稷。因为忠诚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现在横遭逮捕、审讯，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将一世之人变成瞎子和聋子，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吗？……”　
　　这份上书对皇帝的指斥既大胆又尖锐，皇帝当然不高兴，找个理由就免了陈蕃的职务。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上书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怒气稍解，于是都赦归田里，终身不得录用。而党人之名，还记录在王府中。　
　　《后汉书》上记载：从那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不用，邪恶之徒的气焰日益高涨。　
　　党人的称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相当负面的词汇，甚至到了宋代，元祐党人一开始也是被贬低打压的。但是汉帝国末年的党锢之祸，固然源起于党人们的嫉恶如仇，源起于党人们坚持以正直改变邪恶的社会风气，但是其中名士们与太学生们的集结，已经很有些结社的雏形了。　
　　这是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层面、在朝廷官员的层面，由于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对皇权的很大的压力。可惜这种势头因为皇权和阉奴们的打压，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惯例。不仅如此，集结的趋势被遏制后，士气和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摧残……最后演变成征服者王朝大清“万马齐喑”的状态。　
　　169年，党锢之祸再起。阉奴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为所欲为。张俭揭露弹劾侯览及其母的罪恶，请求朝廷诛之。侯览扣下了这一奏章，怀恨在心。张俭的同乡朱并，素性佞邪，为张俭所看不起，对此朱并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24人为党，朝廷颁布命令捉拿张俭等人。张俭被迫亡命天涯，狼狈不堪，夜晚只好到处投宿，百姓们莫不重其名行，宁可家破人亡也愿意收留他。连前来追捕他的官兵头目都感于他的名气品行，叹息而去。张俭出塞，幸免于难。他所经过、借宿的人家，　
　　被杀害的有十几家，有的连家族都被株连，郡县也为之残破。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年代，又是什么样的民气未衰的年代，人们对于正义的渴望和追慕，人们对于暴政的蔑视和反抗，人们收容流亡者的勇气，这些无名勇士的人数与规模，是我们先民可歌可泣的章节。《后汉书》的史家评论说：“张俭激怒了皇帝，颠沛逃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相做他的东道主。甚至不惜为此弃城丢官、破族屠身，大约有数十百起，难道不是贤人所为吗！”　
　　名士范滂，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被关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准备拷打囚徒，范滂看见同囚的人体弱多病，就自请先挨打，与同郡的袁忠争着受毒打，后来被释放。　
　　在公元169年的迫害狂潮中，朝廷大诛党人，诏命急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命令，抱着诏书，关闭驿舍，伏床而泣。范滂听到后，说：“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己投奔监狱。　
　　县令郭揖大惊，要同范滂一起逃亡。　
　　郭揖问道：“天下辽阔，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范滂回答：“我死了大祸也就停止了，怎敢以罪牵连您，又牵连老母颠沛流离！”　
　　范滂与他的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我随着龙舒君一起奔赴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只是请母亲不要伤悲。”范滂的母亲说：“你现在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美好的名声，还要长寿，可能兼得吗？”范滂跪而受教，再拜而辞。回头又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路上的行人听说后，没有不流泪的。范滂时年仅33岁。　
　　这是怎样的乱世，怎样的英雄时代，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义，可以牺牲性命；当官的为了正直的逃犯，可以弃官一起逃亡；母亲教育儿子要为大义和荣誉而勇敢，要舍生取义。古中国的先民们，你们的英风豪气尚存否？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11、12世纪；中国仍然涌现出不少这样的汉子。陈东、欧阳澈、马伸等人就是当时的“言论英雄”。　
　　陈东、欧阳澈因为议论国家大事而激怒了皇帝赵构。当皇帝派去的夺命官吏要逮捕陈东时，陈东笑着说：“我是陈东，害怕死就不敢说话，已经说了还肯逃避死亡吗？”　
　　马伸常说：“我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儿女为念，则为妻子儿女而改变志愿，道不可行也。”还说：“孔子言：‘志士不怕抛尸在沟壑，勇士不怕丢掉自己的脑袋。’今天是什么日子，那深沟是我死亡的地方。”　
　　因为勇敢地言说国家的事务，马伸被贬官放逐。在流放的路途上，当权者害怕这勇敢者的声音，遂将之谋杀。　
　　即使在明代，你仍可以感受到这些英雄的豪气，海瑞备好棺材向皇帝讽谏；与权阉们作斗争时涌现出的一批批正直勇敢的人：冯恩、杨爵、周怡、沈束、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　


　　他们在黑暗时代发出的良知的声音，岂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队“杀手”下“贤良”　
　　权力刀锋　
　　——追寻大清王朝的真面目　
　　窃国大盗们把所有不向他们宣誓效忠的人　
　　宣布为乱臣贼子。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来，阴沉的黑夜，　
　　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　
　　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　
　　高喊：“住手，住手！”　
　　——莎士比亚《麦克白》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银500～1000两不等（郭成康先生在《乾隆大帝》中说，乾隆年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50～200元，丧葬费也就在10万～20万元了），而且还精心研制死后的称号——谥号，也就是朝中大佬要戴一顶什么样的精神顶戴花翎，去见他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最后是丧亡后，能进入哪种祠庙，关系到生前的业绩道德评价，关系到死后的荣誉规格。　
　　第一等的朝中大佬，如三朝元老张廷玉，雍正腊肉（此称谓乃凌沧洲先生之发明，其来源后文有详述。）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在太庙犄角旮旯里给他挤个地方坐坐，也闻点皇家冷猪肉的残香。1749年，张廷玉要退休回原籍，因为雍正遗诏中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但现在是新腊肉高悬执政，会不会执行老腊肉的遗言，此老有点不放心，请求乾隆腊肉给他一纸承诺，作为凭据。这样不放心腊肉，此老是不是老糊涂了？同时由于他没有立即前往宫中亲自谢恩，乾隆腊肉很不高兴，几乎要传旨对张廷玉加以诘责。要不是朝中同僚和门生后学援手，临退休，张廷玉还得给腊肉呵斥一顿。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宫中谢恩，才算逃过一劫。　
　　第二等的朝中大佬，如果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忠心被腊肉认可，可以从祀孔庙。想一想，当孔庙的先贤们大嚼其冷猪头肉的时候，他们可是熬了多少年才成精的，有的都两千年的岁数了，而今大清国的后生们，也在孔庙的众“楼主”旁边挤个沙发、板凳什么的坐坐，吃点冷猪头肉的残羹，是何等荣耀！大清国的兴亡史上，只有康熙年间的三位名人，有幸挤入了孔庙，这三位即是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这三个人，以大清的立场看，确属于清官、好官的行列，并且儒学功底深厚，也有著作问世。然而，放到文明的大视野看，这三个人也无非是大清的走卒而已，在稳定大清的吃人统治上，也没少立功劳。像汤斌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宣传事业，出任辫子版《明史》的总裁官（要知道为了争夺明史话语权，大清初年的斗争无比激烈。朝野上下都在编撰《明史》，像庄廷鑨、戴名世也是因为写《明史》而丢掉了性命）。在鲜血淋淋的民间话语权被钳制的后面，朝中的编写者们谁不是踏着尸体和鲜血前进的呢！更何况，这些人为官一方，也以整顿民风的理由，钳制当地百姓的声音，比如，汤斌、张伯行都对当地的洗脑教育抓得很紧，把个什么《孝经》和其他儒学思想狠狠地灌输下去。汤斌甚至还焚毁所谓的“淫秽小说”（许多践踏言论自由的旗帜都写满了对淫秽的围剿，极权统治是一定要打压性自由的。　
　　当小脑袋开始揭竿而起，不服管制的时候，也就是大脑袋要开始压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凡专制国家必是理论上禁欲的国家，反之亦然），为培养清帝国“思无邪”的合格忠臣和奴才尽职尽责。　
　　第三等的朝中大佬，如果一生没犯重大路线错误，没有明显腐化堕落的证据（主要是大贪污，至于搞个二奶什么的在清帝国属于正常），不仅给腊肉“精神按摩”得舒服，而且政绩斐然、政声良好，腊肉考虑他们死后把雕像送进贤良祠吃冷猪头肉。仅从《清史稿》中看，就有很多看上去像清官的朝中大佬挤进了北京贤良祠，比如刘统勋、刘墉父子、来保、刘纶、福敏、钱陈群、鹤年、吴达善、高斌、阿里衮、舒赫德、彭元瑞、陈宏谋、史贻直等。　
　　美国的早期思想家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法庭辩护，他说：“对于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可是我们知道各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不朽的勃鲁托斯说的话，当他看着凯撒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但决不是什么好人——时，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这是每一个珍惜自由的人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凯撒这样的大人物都决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么，贤良祠中这些吃冷猪头肉的家伙，这些在小民面前威风凛凛、在腊肉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或“臣”，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他们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是国之“肱股”，是腊肉要“念旧”、要推给天下人模仿的“崇忠”偶像，从大清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他们的敬业精神是完美的，但是，从文明的大趋势看，他们又一个个都是大清这具专制僵尸的看坟人与守灵人，他们是维护大清统治最得力的人，许多人在镇压百姓的反抗上最得力，而更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文字狱的制造，直接屠杀言论自由，稳固大清国的江山，指控他们是大清的帮凶、鹰犬，是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杀手”，应该是不成疑问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名单中有出任督抚者，大清因为没有权力分治和制衡，督抚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对当时发生的文字狱案，以及百姓的抗粮抗税等事件的镇压，手上的血肯定是洗不掉的。至于出任过刑部尚书、侍郎的，更是在镇压机器的核心部位卖命，说他们不是“杀手”，谁信？　
　　清初，江山已经被腊肉们坐于臀下，开科“取士”，让天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