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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流浪金三角-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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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军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下田插秧,上山劳动,军民鱼水情,这在他们看过的电影中应该是革命队伍才会出现的动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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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部因素讲,知青与当地游击队员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游击队长也是当地野佧,作风粗暴,对来自国境一侧的中国知青抱有天然敌意。据说队长家乡仍保留茹毛饮血和砍人头祭谷的古风,所以游击队长同这些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的中国知青,尤其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有着天然鸿沟就不难理解了。
  雨季的一天,上级命令攻打桥头哨所,炸掉吊桥。根据情报,哨所只有一个加强班敌人,也就十几个吧,两挺轻机枪。于小兵私下认为这座吊桥算不得什么军事目标,两岸居民过往都靠它,但是军令如山倒,上级自有战略考虑,难道你比上级还要英明吗?
  这是个满月之夜,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光像满地流淌的银色河流,将人的影子清晰地投映到地上。月光对偷袭不利,担任主攻是于小兵指挥的第二排,这排人基本上都是知青,名义上一个排,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勉强凑够两个班。队伍悄悄运动到距离敌人营房几百米地方,面前有铁丝网,能听见敌人哨兵的咳嗽声。于小兵看见敌人营房附近有老百姓村寨和竹楼,他担心开火会伤及无辜,再说游击队打仗是为了争取人民解放,可是没等消灭敌人,倒把人民打死不少,这从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游击队长亲自赶来观察,他绷紧脸下命令:“马上进攻!一定要全歼敌人。”
  于小兵解释说:“我想应该白天打,否则会误伤许多老百姓。”
  队长很冒火,拍着手枪说:“给我用火箭筒打!贻误战机我枪毙你!”
  于小兵只好命令四零火箭筒手张和平瞄准敌人营房射击。张和平平时是个优秀射手,常常把火箭弹直接射进敌人枪眼里,但是不幸的是他患有轻微夜盲症,一到夜晚就不大看得清目标,这种病属于隐性疾病,别人不大容易理解。刚才排长同队长的争执给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所以他在瞄准时内心紧张,导致击发时手指发生不该出现的轻微颤抖。
  第一发火箭弹像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在夜空里短暂地划出一道弧线,越过敌人房顶直接命中老百姓竹楼。脆弱的竹楼理所当然像一枚新年爆竹那样炸开来,四分五裂并且燃起熊熊大火。第二发偏离目标更远,经过寨子外围落入江水里。敌人是正规军,营房下面有暗壕与工事相通,所以枪一响士兵就翻身下床,进入战斗状态。张和平把火箭筒一扔,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游击队长简直被这个窝囊士兵气糊涂了,他一脚把火箭筒手踢个跟头,大声下令:“给我冲!谁要是怕死就先吃我的子弹!”
  这一仗打得前所未有的糟糕:敌人躲在工事里,弹药充足,坚守待援。游击队偷袭不成只好改为强攻,如水的月光帮了敌人大忙,进攻者简直没法隐蔽身体,你一动敌人子弹就飞过来。敌人还在桥头开阔地上埋设许多地雷,那都是些小巧和不易发现的塑料雷,专门杀伤步兵,于是地雷爆炸就像在月光下绽开的一束束美丽焰火,游击队进攻失利,第二排伤亡大半。
  于小兵胳膊负了轻伤,他眼看战友接二连三倒下,尸横遍野,哀嚎、惨叫和呻吟此起彼伏,内心好像被烈火炙烤一般。他明白,战斗根本没法取胜,唯一挽救的办法是,立刻撤退,保存实力,否则第二排就全完了。但是游击队长根本听不进,他挥舞手枪,眼睛喷火,强迫战士继续冲锋。
  于小兵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刚刚直起腰来投出一颗手榴弹,就被机枪打倒在地,那人看上去好像张和平。他心一紧,喊了几声,那人不应,他连忙爬过去一看,果然是张和平!他已经躺在血泊里,软软的没有反应。
  于小兵大恸,泪如泉涌,他唯恐哭声惊动敌人,抓下军帽来塞进嘴里。他与张和平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伙伴,一起参加老红卫兵,后来又一道南下,投奔境外游击队。张的父母关在秦城监狱,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独生儿子已经死在战场上。可是这算什么战斗呢?就算消灭一班敌人,能换回这么多年轻战友的生命吗?炸掉这座桥,革命就成功了么?胜利就到来了么?他用拳头捶打自己脑袋,悲痛和愤怒像沸水一样在心中翻滚。
  李红军像狗一样匍匐着爬过来,他一看见张和平的尸体就放声大哭,立刻招来敌人子弹。他抹着眼泪恨恨地说谈要武也牺牲了,狗日的,得叫他偿命!于小兵脑袋嗡地胀大了,跌坐在地上,转瞬之间两个情同手足的同学都死了,灰飞烟灭,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这能算死得其所吗?复仇愿望像狼一样咬啮着他大脑,眼睛让火焰烧成两粒黑炭,于小兵感到自己心中有条毒蛇咝咝地叫着,他放下战友渐渐变冷的遗体,拎着枪去找游击队长。
  亚热带雨季,天气说变就变,一片黑压压的浓云遮住月亮,霎时间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形势转为对游击队有利。于小兵听见队长在什么地方大吼大叫,他们悄悄摸上去,抵近开枪将他打倒。队长尚未断气,瞪大眼睛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于小兵又把枪筒塞进他嘴里连开两枪,方觉了却心头之恨。他们溜出战场,拔腿逃进深山。
  两个中国知青像野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在山里转悠了几个月。这期间他们几次险些让游击队撞上,也险些给政府军逮住。对游击队来说,他们是叛徒,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对政府军来说,他们是破坏分子,是非法入境的武装罪犯,加之山里居民都是没有觉悟的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习俗相悖,所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敌人。他们就像丧家之犬,整天躲在树丛里,一有风吹草动就难免心惊肉跳。
  逃亡的日子,一日长于百年,生命由于没有目标而变得茫然和毫无意义。更要命的是,李红军不幸染上热带疟疾,这种恶性疾病是丛林最凶恶的守护神。他躺在山洞里,时而高烧,时而寒战,脸色红一阵,紫一阵。于小兵绝望得几乎要发疯,眼看战友为病魔所困,无药可救,甚至连一点粮食也没有,你就是自杀也不管用。山谷里有座野佧山寨,于小兵冒着危险去偷来一些苞谷,可是粮食并不能抵挡病魔肆虐。第六天,死神终于来临,来自同一座伟大城市的北京知青李红军在经历生命的苦苦挣扎之后离开战友,他的年轻灵魂幸福地远去,去到一个没有痛苦、疾病和战争的天堂世界。
  于小兵守着战友尸体哭干眼泪,他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直到一阵又一阵单调、神秘而令人心悸的木鼓声才把他从没有边际的昏睡中拖回来。他睁开眼睛,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而且很轻松,好像一切沉重的精神负担,比如恐惧、死亡、饥饿、孤单、脆弱、动摇等等全都从他身体脱落,都跟随李红军远去,他因此变得无所畏惧,仿佛什么也不怕,也不在乎,就像小时候玩游戏刀枪不入一样。他为自己身上这种变化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轻飘飘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埋葬战友遗体,然后将两枝冲锋枪背在身上,擦干眼泪,跌跌撞撞地走下山谷。木鼓声越来越清晰,山寨燃烧着熊熊火堆,能看见许多人影晃动,他恍然记起原来是野佧在击鼓过节,野佧过节就意味着猎人头剥人皮,彻夜击鼓,将砍下的人头祭祀山神,称“猎生头”。
  他忘记害怕,或者说叫做“胆怯”的东西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山寨。在他面前,全身赤裸的野佧在篝火旁跳舞狂欢,火堆上烤着整头的牛和猪。野佧手中挥舞长矛、毒弩和砍刀,鼓手将木鼓击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静谧的夜空中,神秘鼓点传播着古老的死亡气息,就像杀人不见血的毒弩,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于小兵视而不见地往前闯,如入无人之境。野佧突然愣住了,就像看见天上掉下一个怪物。这是个奇特的僵持局面,一个汉人竟然闯进山寨,他难道不知道这里正在举行猎生头的祭祀活动么?一时间山寨出奇安静,连部落酋长也瞪大眼睛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一种陌生经验,没有先例可循,就像我们面前突然站着外星人,你该怎样对待他?又比如初生牛犊,见到老虎不仅不跑,反而摇头摆尾地迎上去,老虎该拿它怎么办?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叫于小兵的中国老红卫兵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安全地通过山寨。经过一个野佧妇女身边,他抱起她的盛水竹筒猛灌一气,又用刺刀割下一条牛肉来狼吞虎咽,吓得那些胆小的野佧纷纷躲闪到一边去。
  一连几天,心如死灰的于小兵大摇大摆地走路,居然没有碰上游击队或者政府军,直到他实在累极了,一头栽倒在河沟旁,脑袋沉重得像块木头疙瘩,身体却如腾云驾雾一样飞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见有人说话,那些语调和音节仿佛都是老熟人,很贴切很舒适地钻进他的耳朵。他神经一颤,接着就醒过来。他看见一个老人眯着眼睛,蹲在火塘跟前吹火,一只瓦罐噗噗地响着,飘来一阵粥香。“你是……什么人?”他像蚊子一样虚弱地问。
  老人没有回答,而是对另一个人说:“他醒了,给他吃点东西。”
  这回他听清楚了,老人果然说的是汉语,中国话。母语的力量是神奇的,一下子抓住年轻人的心,他的眼泪跟着滚下来。等喝下一大碗热稀粥,他终于弄明白,正是这个好心的汉人老汉救了他,否则他可能已经喂了山中野兽。
  “……你往南边走,大约三四十里地方,有个勐平山口,那里有一支汉人队伍。”老人指点他说。
  “什么……汉人队伍?”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跟你一样,说汉话……长官叫徐师长。”老人肯定地回答。
  公元1998年秋天,我在金三角边缘一座宁静小城拜访一位身份特殊的居民。他是一位老人,头发几乎全白,瘦瘦的身体,患有严重的老年性肺气肿。当地朋友再三叮嘱,不得暴露老人真实身份,因为他是一位容易引起误会的历史人物。
  我答应对朋友负责。因此我将在本书中完全隐去老人姓名身份,只通过暗示来引起读者注意,因为我的采访内容大都与这位老人一生从事的革命活动有关。
  老人(以下简称A):“游击队发展的高潮在六七十年代,整个东南亚都在打仗,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力量发展壮大,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咳嗽)……游击队本来也是有可能夺取全国胜利的,我们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我们最强大的时候,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军队达到三万多人,民兵五万人,根据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一千万。我要强调指出,中国知识青年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宝贵的生命(咳嗽)……但是后来党内出现机会主义、叛徒和反动政府的走狗,革命被他们断送了(咳嗽,然后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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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以下简称B):“您能谈谈,究竟有多少中国知青参加你们队伍吗?”
  A:“究竟有多少,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从前有关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曾经提到有几千人吧。队伍经常有变动,有减员,还有逃兵,所以很难进行这方面准确统计,也许多一点少一点。”
  B:“您对中国知青的表现如何评价?”
  A:“毛主席说过,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我认为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新鲜血液。”
  B:“据说游击队对中国知青采取控制使用,就是只利用,不重用的政策,有这回事吗?”
  A(生气地):“……造谣!我们中央警卫师,就有好些中国知识青年,其中一个叫胡要武,当上警七营副营长(喝水)。胡营长是个好同志,1975年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德钦辛主席阵亡,胡营长也英勇牺牲(喝水,喘息)。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白小光,上海知青,指挥军队打过不少胜仗。还有第四特区司令林××,第108部队司令石××,都是中国知青嘛。(闭目,沉思)……我记得营以上指挥员,知青至少有十几个吧。”
  B:“听说不少知青向政府军投降,有这样的事吗?”
  A:“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凄凉的笑容)……中央机关被包围,给政府军带路的叛徒,有几个就是知青。”
  B:“战场上阵亡、受伤、被俘、逃亡等等,有具体数字吗?”
  A(摇头,咳嗽):“……”
  B:“缅共中央机关解散以后,他们出路何在?都到哪里去了?”
  A(沉默不语):“……”
  B:“刚才您提到的前缅共第四特区司令林××,前东北军区司令石××,有消息称他们为坤沙之后新一代大毒枭,您对此如何评价?”
  A(沉默不语):“……”
  老人坐在竹楼的阴影里,像一艘静静沉入在海底的古船,时光流逝,岁月更替,古船正在走向死亡并变成历史墓碑。我嗅到空气中有一股悄悄弥漫开来的腐朽气息。当我向老人告辞出门,外面阳光灿烂,万物生长,无数草木鲜花的勃勃生命气息热烈地拥抱我,我努力眯缝眼睛,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来。
  第二十七章 灵与肉
  焦昆领我来到原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部旧址。
  这是美斯乐南面约几百米一座环形山坳,据说从前生长着成片的高大树林,遮天蔽日,将隐藏其中的秘密遮掩得严严实实。如今这片山坡已经辟为茶场,改种台湾茶树,高大乔木砍伐殆尽,所以把从前的历史秘密暴露无遗。
  当年的低矮铁皮房屋还在,焦昆说都是原样,一点没有改动,只是换过铁皮顶,住着茶场工人。我数了数,一共三排,二三十间屋子。我拍了照,因为角度不好,怎么拍都不理想。焦昆感慨说,从前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更不用说拍照。
  我说你们知青初到美斯乐,有没有感到不能勾通?
  焦昆笑笑回答:其实国民党残军也是人,而且是跟大陆人一样的中国人,所以并不可怕,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勾通。
  我想起农场女知青失踪事件,就问认识或者知道一个曾经演过“白毛女”的女知青下落吗?
  他费力地想了许久,然后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有些失望,又问他:“文革”十年,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到金三角?
  焦昆耸耸肩,无法回答我的提问。我不期待他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封存的历史之谜,就像我采访过的所有人都对我摇头一样。
  我说国民党残军对你们就那么信任,不怕你们受过共产党“赤化”教育?段希文就不怕知青在美斯乐造反,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焦昆耐心地回答:意识形态对立没有那么重要。你想想,身在异国他乡,生存环境恶劣,都是没有根的中国人,命运漂泊,彼此需要对方,这是最重要的。加上国民党残军已经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所以对知青比较宽容。
  我步步紧逼说,知青来到金三角,他们能反抗自己的命运吗?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充斥毒品和犯罪的社会大染缸,他们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保持完整独立的精神人格吗?在危害人类的最大魔鬼——毒品面前,知青将如何与狼共舞?
  我看见这一串问题立刻像子弹一样击中了他。焦昆饱经沧桑的脸皮动了动,就像那种因疼痛而扯动的神经抽搐。过了一会儿,他才从胸腔里深深叹息一声,苦笑道:唉!……什么与狼共舞?狼就是狼,生来是狼崽子,还怕不会吃人吗?
  我看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说话时弯了腰,苍老得像个古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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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电话里同原昆明知青段学明认识的。
  我在美塞(夜柿)的秦大力那里得到清莱梁玉飞的地址,又从梁玉飞处获得清迈赵小兰霍通夫妇的电话号码,后来我就辗转地与段学明联系上了。老段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去了美斯乐,焦昆和杨飞还在那里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说:“杨飞告诉我,有一位姓蒲的知青,叫蒲江,曾经也在美斯乐当过教师。他是云南宣威人,×××的侄儿,因为‘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冲击,他就跑了金三角,你知道他下落吗?”
  他在电话那头说:“听说是有这样一位蒲江,他回国了,当然只是听说而已。干部子弟都是落难公子,一旦老头子东山再起,重返天堂不是很正常吗?”
  我问他:“听说你的牙齿受过伤,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一定是焦昆讲的。老实说,泰国牙医技术不怎么样,我的假牙经常让我难受。”
  我说:“你错怪焦昆了,我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知道的,一个女知青。”
  他那边顿时没有了声音,一会儿才变得懒懒的腔调说:“是啊,她现在不错,真的不错。生意做大了,名气也大了,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不过我见了她,还是要说,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
  老段同一位金三角女知青有过一段生死恋情,直爱得天崩地裂地分了手,所以两人心里一直都忘不了对方。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在那头忽然大叫,说是火炉上的牛肉炖慈姑烧糊了,我才赶紧挂断电话。老实说,老段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豪爽、乐观、真挚、有激|情,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后来我们终于在清迈见了面。老段在一家华文报馆当编辑,中等个子,皮肤晒得很黑,一头粗硬的卷发,穿件当地人的短袖布衫,乍一看像个资深华侨。他的家在市区一幢普通公寓楼里,两间住房,居室狭窄,陈设也简单,属于低收入和政府解困的范畴。太太是当地人,不会说汉话,而老段的泰国话则跟太太的中文差不多。我觉得奇怪,问他们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交流么?老段一笑,淡淡地说:“什么交流呀?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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