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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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奇怪，问他们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交流么？老段一笑，淡淡地说：“什么交流呀？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泰国名字叫差素提。是差素提跟她结婚，那个叫段学明的中国人么，还在一个人打独身。”
我心头一震，体会到其中难言的酸楚。我问他：“做编辑收入怎样？”
他摇头说：“这个国家，有两件事至高无上。一件是敬佛，另一件是做生意。我是华文编辑，报纸发行量有限，收入就少。太太做点小生意，这两年经济危机，生意难做，四个儿女都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
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后来他教我喝炒米茶，把世界闻名的泰国稻米炒得黑糊糊的，再放少许红糖，兑米酒，总之我觉得像一味中药汤。我说：“恕我冒昧，听说你在从前第五军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因为你是段希文侄儿。你能给我讲讲知青的故事么？”
他看看我，爽快地答应道：“这样吧，就算听故事，有些事情我也是听来的，至于你要怎么写，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你提问好了。”
于是我们就彻夜长谈起来。身在宝藏的人，自己必然也是宝。我跟随他语言的指引，渐渐抵达历史深处。我不断提出问题，他则有问必答，我的采访本很快记满两本。后来我心情沉重地问他：“知青为什么要参与走私贩毒，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堕落和对人类的犯罪吗？他们最后的精神防线，也可以说是道德良心何在？”
老段回答：“这就是环境改造人呀！人能与社会抗争么？在国内，我们这代人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和知青，谁能例外？在金三角，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另一种命运，那就是生存，为生存不择手段。”
我反驳说：“难道我们这些曾经有过革命理想，受过文明教育的一代知青，就甘心堕落到出卖灵魂，人性死灭而不察的地步？从前的革命理想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都忘得干干净净，一笔勾消，一点作用也不起？他们搞窝里斗，互相残杀，并且心狠手毒，甚至比起贩毒集团也决不逊色，这究竟是为什么？”
老段长叹一声，我看见痛苦的眼泪从这个男人布满沧桑皱痕的脸上流下来。他说：“邓贤老弟，不瞒你说，我也常常这样扪心自问，有时半夜突然醒来，睡不着，就想起那些长眠地下的老知青，心里难过得不行。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后都有历史为我们作证。可是历史为我们作什么证呢？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文明教育么？证明我们的狂热、愚昧、野蛮和堕落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灵魂已经下了地狱，因为我们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对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想想，这是我们的错么？但是我们自己就没有错么？……一想到过去那些可怕的岁月，我的心就缩紧了，我天天都要烧香，替那些已经进了地狱的老知青赎罪啊！”
我无声地流下眼泪，泪水模糊我的眼睛。人说男人的眼泪如金，如今两个男人泪如雨下，眼泪在洗涤一代人的灵魂污垢。
后来老段感慨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同人谈过这样多话，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痛苦。在家里，我跟太太孩子常常要靠比划手势来交谈。今天初次见面，我一下子讲了这么多话，讲出来我觉得很快活，谢谢你。”
我们互相拍拍对方肩膀，男人之间，信任才是金子。我问老段：“你回过老家吗？”
他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咧了咧，额头皱纹又连成一片。他说：“我想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有人替你付路费也不能回去。”
我不解，问为什么？他叹口气说：“……道理很简单，你们在外面混了几十年，有人混出模样，有头有脸地回去，那是展览人生，衣锦还乡，是考中状元，荣归故里，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你混得猪狗不如，一副落魄惨相，有什么脸面回去呢？还不如悄悄在你那狗窝里呆着。我常常怕想这件事，一想起就心疼，像刀子在割。不回去不肖，回去更不肖，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我突然明白，在金三角，许多老知青至今没有回过故乡，没有见过日思夜想的亲人。不是关山阻隔，也不是意识形态和国界的作用，而是在他们心中，或者说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中，有许多障碍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后来我与老段遂成很好的朋友，常有书信往来。
许多年前，在我曾经考察过的美斯乐国民党残军总部，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树林深处，每年都要例行三、五军联席会议。随着与台湾关系疏远，两支兄弟队伍已经分道扬镖，就像两个分家的兄弟。这次李文焕带来一大摞过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各种传单和红头文件，这是情报人员在大陆边境搞来的珍贵情报。李文焕坐下来就说：“大陆闹‘文化大革命’，越闹越邪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了，那些元帅将军部长省长都挨斗争。到处打派仗，搞武斗，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学生下放农村。我真搞不懂，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江山坐腻了？……要是早十年这样闹一闹，我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这样难过。”
段希文笑道：“要是依李军长所言，再提早十年国共战争也不用打了，他们自己在延安就搞垮了。”
李文焕感慨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那些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大元帅，远的不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在蒙自元江打败我们的那些共军将领，哪一个又有好下场？他们决然想不到，不是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搞垮自己。”
段希文问：“莫非李军长还想光复昆明？”
李文焕连忙摇头说：“台湾报纸说，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共产党不打自垮，光复大陆只是迟早的事。我看他们大概忘记了，共产党还有五百万正规军和一千二百万民兵。谢天谢地，我倒不想做这种美梦，我那点人马，还不够共军打牙祭……不过共产党内讧，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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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扯了一会儿闲话，话题都离不开大陆形势。虽然国民党残军流浪金三角，为生存而战，但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一举一动还是牵扯他们的神经。段希文暗自叹口气，他前妻和儿女都在昆明，隔绝二十年了，不知道她们处境怎么样？
会议中途，钱运周低声向段希文报告，有一个从云南边境来的下放学生，名字叫段学明，口口声声自称总指挥侄儿，一定要面见总指挥。
段希文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一阵，印象中竟没有一个叫段学明的侄儿，可是他抗战前就离开家乡，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段姓在宜良是名门旺族，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儿。于是他小声吩咐：“带他来见我。”
这是个面容瘦削的青年，只有十八九岁样子，个子不高，背却有些驼，穿一件蓝布中山装，那双不安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和惊恐的光。青年听说面前这个矮个子男人就是总指挥，立刻很激动地抽噎起来，哑着嗓子连叫几声“大表叔”。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彼此的本家和家族关系理清楚，青年的父亲是段希文姑姑的外侄，也姓段，但不是本家，也算沾着亲戚。大陆兵败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亲戚千里迢迢闯过国境来投奔他，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激动。侄儿在昆明念中学，对宜良段家的事知之不多，这又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他说：“你好好地在昆明念书，到边疆来干什么？”
侄儿恭敬地回答：“毛主席发表指示，全国大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段希文疑惑地问：“不念书了？”
侄儿诉苦说：“不念了，当一辈子农民。都觉得没有前途，灰心得很，所以我才跑过来找您家。”
段希文突然心中一动，仿佛听到一个喜讯，心中闪亮起来。他吩咐副官带侄儿去休息，自己回去开会。将领都在等他做指示，但是总指挥没有例行公事，而是先讲了这个段姓侄儿下乡当知青，千里迢迢来投奔他的事情。
“……各位请不要误会，我决不是说，我们反共游击队要改变方针，去做光复云南的美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段希文表情很沉重，他谆谆告诫部下：“你们都看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来的兄弟，现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我们的第二代已经一二十岁。人都得成家，有子女，有接班人，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人迟早要死的，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子女也是中国人。你们知道，这几年没有打仗，三、五两军的家属，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十几万人，比军队人数多十几倍。我们这支孤军，已经变成金三角的汉人部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避免打仗的原因……我常常忧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闭眼，将来我们的后代不识汉字，不懂中国文化，久而久之，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岂不变成一群山里的摆夷？圣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学而优则仕’，如此下去我们将愧对皇天后土，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地下的孙总理英灵，哪怕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也会诅咒我们的。所以我想了很久，一定要办学堂，请有文化的人来做先生，保持中华民族血脉相传。”
李文焕说：“不瞒希公说，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只是苦于不得答案。现在我要问一句，上哪里去找这么多先生？”
段希文笑道：“李军长差矣。你昨天说过大陆学生下放，我还没有在意，今天我算弄清楚了，下放不就是给我们送先生来了吗？大陆不要，我们来要。这么多有文化的学生，我们要以礼相待，让他们做学堂先生，做医生、护士，做财务、军需、文书、参谋，总之我们不缺士兵，缺的是有文化的军官。”
有人疑虑地问：“万一共党派奸细混进来怎么办？”
段希文环视众人，语气坚定地说：“那也不要紧，混进几个奸细算什么？我们已经宣布放弃反攻大陆，不与大陆为敌，就是奸细混进来，也正好把我们的真实情况报告大陆，这样我们的日子不是好过得多吗？”
不久，一道以总指挥名义发布的密令送达各部队。密令说，对于所有志愿投奔境外的大陆学生，不论男女一律予以收留，对于流落金三角的大陆学生，应积极给予帮助和解救，并动员他们来我方根据地。云云。
焦昆说，段希文开始对知青到来还是持疑虑和谨慎的态度，但是不久他就完全放心了，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知青都称得上一支新生力量，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大批知青的到来给这支奄奄一息的汉人军队注入新鲜血液，所以有理由认为，段希文收留知青是一种有远见的政治胸怀。
我说，你们知青是怎样适应金三角这个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呢？比如你们在国内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出来却变成国民党残军，许多人还参与贩毒吸毒，投靠坤沙势力，他们精神和心理上如何完成这个天壤之别的转变的？
焦昆回答，也许大多数人的转变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参加反政府游击队，完成精神乌托邦的彻底毁灭，完成灵魂与肉体的洗礼和堕落，后面的任何转变都不再困难。
我紧追不放。我说，以你的经历，你和曾焰、杨林、老段都没有参加游击队，但是你们却到了残军总部美斯乐和坤沙总部满星叠教书，你认为从前所受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吗？
他宽容地笑笑说，告诉你，在异国他乡，当你什么也听不懂，什么也无法交流，生活无着，漂泊流浪，而且还被关进又黑又臭的牢房里，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这时候只消有人对你说一句汉话，一句中国话，你就找到亲人，就能跟他走。中国话，多好的语言啊，就像母｜乳，让你体会什么是血脉相连，什么是兄弟亲情。我记得列宁说过，在欧洲，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就能找到同志和战友。我想说，在金三角，一个汉人凭着母语——中国话就能找到亲人。我们常说血浓于水，只要都是中国人，在这种民族关系面前，意识形态的差别就变得不重要。我决定到美斯乐和满星叠教书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学生都是汉人孩子，是中国人的后代。
我说，据我所知，当年的知青大多数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成为金三角历史舞台上步履匆匆的过客。也有少部分在当地扎下根来，默默无闻，被当地人同化。成功者只是个别，比如曾焰，刘舟，还有那几个继坤沙之后被称为九十年代新毒王的贩毒集团首领。这样一种群体命运给人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焦昆无语，看得出他心情沉重。我继续说，你认为这是一种时代进步，还是倒退？
他摇摇头说，也许这是一种物竞天择，大浪淘沙的必然结果。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与后来金三角知青群体的悲剧性命运，不是有着某种相似和必然的本质联系么？
当焦昆与我严肃探讨知青问题的许多年前，也就是时光流转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硝烟弥漫的金三角丛林，在一长列透迤而行的武装马帮队伍里，我们能够看到重庆知青刘黑子挽着袖子，倒提一枝美式“M—16A1”自动步枪走在队伍前面。他看上去比刚下乡时黑了许多，也高大和结实了许多，嘴角的茸毛变成粗硬的男人胡髭。亚热带阳光与风雨直接塑造了这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学生，他面部皮肤呈棕黑色，布满汗珠，在太阳下泛着油光，很像一只上了反光蜡的皮鞋。只可惜一道凌厉无情的伤疤破坏了他的面部整体感，那是子弹穿过面颊留下的纪念，使这个重庆知青那张年轻的脸看上去平添几分狰狞和凶狠的表情。
马帮前后有一百多名护商官兵，称护商队，队长姓黄，也是个四川人，因此对小老乡比较照顾，刘黑子才来一年就提拔做了班长。护商队配备轻重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和无线电台，基本上可以称得上现代化。据说在金三角第五军管区，当时这样规模和装备的武装护商队达三十支之多。
七十年代的金三角，早已形成以国民党残军、坤沙张家军和反政府游击队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他们互有矛盾，但是利益攸关，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还是政府军。第五军在秘密走私线路上设有数十座情报工作站，训练有素的情报员用秘密无线电台与军部保持联络，监视外来动静，传递信息情报，确保鸦片走私安全。
刘黑子子弹上膛，持枪而行，他的心里却很不安稳，七上八下，右眼皮老是一跳一跳的。中国有句俗话：“左跳财，右跳岩。”跳岩就是有祸事的意思。刘黑子已经算个老兵，一年多来他深知这条贩毒山道险恶，随时布满杀机，常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原因当然是大烟丰厚利润的诱惑。
一年多前那次危急时刻，及时打退缅兵，救了他和李大毛的正是这个黄队长，“亲不亲，家乡人”，他们就地参加了这支汉人队伍。但是好景不长，他的好友李大毛在一次护商行动中被土匪子弹击中，当场阵亡，而他当时正在溪谷中洗澡，子弹击中面部，留下永恒纪念。护商队不断补充新兵，于是他认识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于小兵、郜连胜、昆明知青秦人力、焦昆，上海知青余新华等。这些人原本就像沙漠里的沙粒，如果不是碰巧刮来一阵命运大风，他们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走到一起来。
这天导致刘黑子心情紧张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他偷偷夹带了一批私货。这批货不大，只有十多斤鸦片，藏在一匹驮架下面。夹带私货在部队是一种严重罪行，与盗枪同罪，一经发现是要枪毙的，所以老一代国民党残军与鸦片打交道几十年，很少有人敢于冒这种掉脑袋的风险。军人服从命令，自律性强，而刘黑子不同。刘黑子当过红卫兵，造过反，斗当权派，打武斗，当知青，后来又参加反政府游击队，他是一个被时代雕刻而成的造反派坯子，天生的流氓无产者，贪婪、自私、不择手段是他的本能。从前打仗是为别人卖命，争夺政权或者解放全人类，那些伟大的目标与刘黑子个人无关。现在不同了，既然军队可以走私，为什么个人不可以同时为自己赚上一笔呢？
焦昆对我描述说，头次走出金三角，走进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面对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面对高楼大厦和流水一般穿行的汽车，他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逃亡知青个个呆若木鸡，就像被子弹击中一样！从前他们受到的教育，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受难，可是在他们眼前出现的竟然是一幅富裕、发达和繁荣向上的社会景象，不难想象这该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地震般的精神打击！最后一座信仰的高塔轰然倒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他们大脑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关于金钱的概念。金钱像头十恶不赦的魔鬼，被关进铁笼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在一个严格实行供给制和没有多余金钱兴风作浪的社会，禁欲主义是每一个革命青年脖子上金光闪闪的奖章。然而地处中南半岛的泰国不同。这是个崇尚金钱和欲望的社会，金钱是身份、地位、荣耀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乞丐可以没有钱，但是决不能没有欲望。事实上当金钱的太阳一旦升起，禁欲主义的冰雪就将迅速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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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庆贫民区长大的工人后代刘黑子来说，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世界上原来还有如此极尽享乐和富贵荣华的天堂。天堂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话对也不对，因为穷与富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关键在于你怎样去做。如果穷人努力把自己变成富人，那么他就进了天堂，如果穷人只是一味地仇恨金钱，即使革命成功他还是留在地狱里，因为他并没有改变自己。
工人后代刘黑子面对车流如水的清迈很快弄明白这个道理，他的觉悟始于自己口袋里面只有几十元捉襟见肘的泰铢。穷则思变，关键在一个“变”字，刘黑子决心铤而走险，不惜冒死罪风险尝试夹带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