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八七的小时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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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冬天，我十四岁。
当我拿了奖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在我问同桌我出书的几率和他登录NBA的几率那个大时，我已经开始暗自为出书做着准备。
佩服那年的自己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文字为伍的日子每天都是愉悦。新概念的夺冠帮我开拓了一种生活新的可能性，，一种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
当写作的潜力得到肯定后，激发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每堂无聊的课（基本都很无聊）我在笔记本上涂抹画画，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把打印纸压在作业本下，一砖一瓦地构建自己的文学城堡，还要时刻应付父母的突击检查。他们始终把我的获奖看做一种瞎猫撞上死耗子般的幸运，不是我开了智慧的天眼，而是评委们不大长眼。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创作的痛苦不被人所理解，创作的喜悦不能与别人分享，当作品完成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有时空穿梭机能回到我十四岁的那个夜晚，看到的会是我在窗前伏案的剪影，一杯速溶咖啡，一沓洒满月光的复印纸，几根蓝色的签字笔，伴随着卡式录音机里流淌的浑浊的旋律，一天的创作缓缓开始。每天都给自己规定了三千字的创作量，可往往是写到欲罢不能，恋恋不舍地睡去时已是凌晨时分，六个小时后又要爬起来穿上校服变成茫茫人海中被淹没的分母。
那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东直门附近的几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漂亮的本子和流畅的水笔，让写作变成一种崇高的仪式。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十四岁的手稿，写满四张打印纸正反面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再工整地腾到笔记本上，等周末敲打在键盘上已是第三度创作。
我对文学开始逐渐树立起崇敬的心理，他们在我心中划开了一个口子，让源源不断、被应试教育挤压的思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途径。我逐渐地分裂为不同的个体，白天是循规蹈矩的中学生，晚上则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操纵文字的魔法师，在文字中我则与笔下的主人公融为一体，时而穿着红舞鞋流浪，时而在地下铁里穿梭，时而痛饮一杯叫醉生梦死的酒，在平凡的外表掩盖下，我拥有了一个情感丰沛的新世界。
而选择把作品出版，则是为了把这十四年丰富的情感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岁出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四岁以后再犯罪就要负法律责任了，十四岁在我心里是一个严肃的、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分界。
那时的青春文学远不如现在这般红火，除了一本韩寒的《三重门》，基本上没有能被记住的作品。我在书店里逐一抄下了出版社的名称和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向编辑们推销我自己。
虽然有新概念一等奖的身份，但当整个青春文学市场还属于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贸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选出最满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邮件地发过去，然后趁着课间跑到老师办公室挨个打电话寻求回音，得到的却总是不经如人意的回答：“市场前景不乐观、内容太过晦涩、文字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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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
我更大的压力是遭受到了父母的不理解，当我因为写作而显露出渐渐放弃大提琴的倾向时，爸爸就像生命中的希望被熄灭般沮丧。我宁愿选择一条未知艰险的道路，也不愿继续那七年就要达到彼岸的学琴生涯，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八级的考试，只差最后一级，我就可以圆满的功成身退了，但我连一个“善始善终”都给不了爸爸。而妈妈完全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她为我设定的人生规划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分守己到老。我无法停歇的写作冲动、我毫不气馁地联系出版、都是一种打破循规蹈矩生活的危险信号。
联系了无数家出版社后，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赵大河编辑一直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没有补课的下午，我就怀揣着最新的稿件去东四十二条的编辑部找他。他不光鼓励了我的作品，还积极为作品的出版而四处奔走，虽然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终审的时候放弃了我的作品，只在当期的《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品《寂寞的独白》。但赵大河编辑又找到了几个北大的做出版的同学，把我的稿件郑重地推荐给了他们。
那是我在和无数的书商打过交道后，依然认为最好的一家出版商，虽然他们的发行策划能力可能都有所欠缺，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稿件认真的态度都令人敬佩，在遍地生产文字垃圾的出版圈里，人格纯粹的，为了追求文学梦想的出版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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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看完我几篇作品以后就当机决定替我出版Chu女作，而且保证抢在我生日之前，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献给我十五岁生日。他们给我了在当时算是丰厚的版税条件，但签署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年纪根本不具备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只得找来爸爸以监护人的身份替我签署合同，而当合同真切地摆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在终于相信我偏离音乐道路、而走上写作的道路是无法改变的了。
又有几个周末，我独自坐上公车，从北京的东边跑到北京的南边，亲自参与书诞生的过程，就像几个人一起努力制作的一个生日蛋糕，我对材料的选择、水果的种类、甚至是蛋糕的大小都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利，几位出版商完全不会因为我年纪小而替我擅做决定。
在五月十二号，也就是我为书最后写序言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往往有些东西让人欲罢不能，写作对我就是如此，当坦白变成伤害，我可以选择谎言，当谎言也变成伤害，我只有选择沉默。如果还想留住些许记忆，只有借助于文字。”
选择在十四岁结集出版文字是有原因的，这个年纪还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语太过负责，还有很多人会把你当成孩子。当我真正从女孩蜕变成女人时，我怕很多思想和领悟都不复存在，该说的话还没有表达，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地下铁》只是一种对孩童时代最后的纪念，仅此而已。
2002年6月15号，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地下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评论家陈鸣华作序。
2002年的暑假，我接到了天津报业集团的邀请，去天津参加了个签售活动，一同去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出书的北京娃娃春树。但俨然她要比我红火很多，在书商的轮番炒作下，敢说敢做的她已经成为80后的代言人。在火车上她大谈在外地签售时穿肚兜被媒体乱写的经历，还一起讨论莫文蔚新专辑里哪首歌最好听。签售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她签五本我签一本的频率，结果人家的书签光了，我还特汗颜地剩了好多的书，春树怕我不高兴还大声地替我吆喝。中午我们被叫去和天津报业集团的领导吃了顿海鲜，那还是我第一次尝到鲍鱼鱼翅的滋味，我和春树虽然一左一右的陪同着，但她的大大咧咧以及我的小家子气，让人完全忘记了我也是个北京女孩的事实。回家只能跟我爸妈炫耀，我吃过鲍鱼了！
2008年的今年，依然有无数的读者向我询问那部作品是否还可以购买，那部作品不是我文字最娴熟的一部，却是情感最真挚的一部，而那种“厌恶自己安逸的生活，希望它结束”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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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
记忆里的2003年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
那年的开始和结尾有两个人离我们而去，我曾经这样描述张国荣的离开：“有些人终于还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选择单枪匹马地去离开去告别，百尺高楼，纵深一跃，一个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大我父亲一岁的男人，用飞坠的躯体击穿了最悲凉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华的街头奔驰，心里像有一颗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抛物线一样优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牵绊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张国荣令时光破碎，大地震颤’。22：01，我即将关闭的手机收到哥哥的死讯，我痴痴地盯着屏幕，一个戏梦人生的悲剧在愚人节的夜晚毫无前兆地降临，逃避痛苦的同时依然不忘和热爱他的人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尽管这种悲剧般的人生谢幕太过残忍，但没有人忍心责怪，戏里前生，戏外今世，哥哥用四十六年纠缠其中，不可自拔，早已身心疲惫，竟分不清那是真来那是假。《霸王别姬》中程蝶衣选择了自杀来摆脱无以抗拒的事实正是哥哥悲剧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子所编制的的绝伦戏剧也许真的只有这个单纯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渐习惯了每日温习一遍张国荣的声音：“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天空开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开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只允许自己温习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泪下，不能自已，物是人非，空留千古绝唱。我是如此热爱有勇气自杀的人，何况是离开的如此完美，他敢于在遗书中写到“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甚至不屑于抹去现实世界在他精神世界里的残酷阴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讥笑辱骂或者哭天抢地均得不到天堂里他的回应，他的永存只在深爱人的心里，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记起，如果对方不忠于自己就要背负一生的愧疚与伤悲，只因曾经太多相爱，不想爱已成往事，将往事永远留在风中。
扬花时节，一个女孩对天空许下心愿，希望一个叫张国荣的香港藉男子在天堂忘掉岁月，忘掉痛苦，永不苍老，永不孤单，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而梅艳芳在年底的悄然离去，在刚经历过非典创伤的人们心中，变得容易接受了，甚至还欣慰于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台华丽的转身已是人们心中最完美的人生谢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难过的是，一个女人一生风光无限，身边不乏追求者，也不乏爱慕之人，在离去的时候却了无牵挂，执子之手未能与子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可触碰的伤。
我一向以身为首都人民而感到光荣，而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却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那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浩劫，零星的流传着北京有一种怪病的说法，但谁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旧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
再后来，“非典型性肺炎”正式被确诊，身边逐渐有了关于患病的确切消息，我们却依然感觉不到灾难的日益临近，甚至还羡慕发热的同学可以提前回家，而用双手捂热温度计，隔壁班上的同学一半的体温都超过了标准线，除了弄虚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恐惧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哪所学校有非典的大学生，哪个邻居的亲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离在医院不让出来，猜测与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开始变得最抢手，大家开始拿着高档烟酒去跟他们交换口罩、酒精、板蓝根。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视，整个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浑浊。超市里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抢手货，出现了许久不见的“一抢而光”和囤货。
我除了每天多洗几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并未被打破，依然充当着愤怒的文艺小青年，在北京成里游荡，日夜期盼的就是快点放假。我开始因为文字而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轻而易举地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却和我一样沉迷于文字里不可自拔。
2003年（2）
有一个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后，每周都绕过大半个北京城来给我送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那时的文艺电影远不如现在臭大街，是用牛皮纸袋装的刻录盘，纸带上还写了四个大字“内部资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CD里的音乐从张信哲换成了九寸钉和收音机头。
我穿着民族服装，戴着夸张的耳环，每天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约了朋友跑去后海想见见那位老板，当服务员告知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趴在门口的石桌上给老板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来表达我对“左岸”这个词崇高的敬意。我留下了电话手机家庭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子，一个有很干净声音的男子打来电话，说他叫左岸，很高兴认识我。可直到这家咖啡店消失不见了，也依然没人搭理过我。
四月份的时候，非典终于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字眼，学校正式宣布停课，刚上任的市长就被罢免，每天电视上都会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而最可怕的是死亡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昔日喧嚣的大街上如今空无一人，摩肩接踵的服装市场里，人烟稀少，只有无聊的店主打着毛衣。餐馆纷纷关门停业，北京开始变成一座空城，想要逃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北京来的人，还是北京来的车辆，都被贴上了“疑似”的标签，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
刚开始放假在家的日子是新奇的，电视上每天还安排了不同年级的课堂，邀请特级教师给全市的孩子共同上课，每节课我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吃着零食，还时不时地拿着遥控器换台，发短信给其他同学一起分享放假在家的喜悦。我更开心自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创作时间，写作不再成为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我光明正大地在日光的照射下延展我的思绪，随时与网络上的朋友分享最新的作品，大家在网络上总是相互鼓励，共同编织着绚烂的文学梦。
直到有一天，我对呛鼻的苍叶、苦涩的中药产生厌倦的时候，才开始憎恨非典的来临，它摧毁了我对这个春天所有的憧憬。每天不断蔓延的病情，使得无助、恐慌是我读懂最多的表情。我甚至面对地铁空荡荡的车厢时感到不知所措，每个人都戴着洁白的口罩，表情漠然，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彼此都不再试图感受对方的气息，因为害怕病菌的侵蚀，而用口罩隔断了惟一的关联，用尽全力保护弥足珍贵的生命。
我因为太过沉迷于文字而变得异常焦躁，甚至有患上精神分裂的倾向。我开始莫名地哭泣、发脾气，开始对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不信任，开始把得不到的东西毁灭，我第一次感到文字产生的巨大力量已经超过了我的控制，我从驾驭文字而变成被文字驾驭。
2003年，我有了两次单独的长途旅行，年初的时候我去上海再度蝉联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并且复赛文章《罗拉》得到了评委给出的一致满分，成为那届分数最高的选手。那时恰逢新概念五周年庆典，我作为获奖选手又作为参赛选手，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令无数人对我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2003年底，我在小商品批发市场里接到了《花溪》杂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广州领首届花溪杂志原创征文大赛的“纯情文字大奖”。我居然还嫌“纯情”不符合我的写作风格而要求主办方换成“校园新人大奖”，又因为得知“校园新人大奖”有并列三个人，而“纯情文字大奖”只有一个人。而死皮赖脸地又给换了回来。
在那个也刚经历过非典肆虐的城市，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见到了喜欢的当红杂志写手，还与风头正劲的木子美隔席而坐，也见到了日后在电视剧事业上成名立腕的石康和赵赵。更重要的是这次比赛因为有赞助商的缘故，我不光来回坐飞机，拿奖有奖金，还领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小护肤品，比如曼秀雷敦的唇彩啥的。我都当宝贝似的拿到同学面前显摆去了，我第一次感到开笔会是个多美好的差事啊！
2004年（1）
2004年，我开始单枪匹马地闯荡图书市场。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出版两部作品的经历，但当我要在几个出版商里选择，要自己联系人来画封面插图，要发给网站做连载，要去图书批发市场看布货的情况时，我才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力不从心，以及社会的复杂纷乱。
当我把新书的稿子全部写完的时候，已是04年的春天，那时她还不叫现在的名字，有一个很晦涩的取自王菲专辑里的名字《新房客》。以云南边陲小镇的一个叫“那时花开”的旅店为背景，记述来来往往每个房客的故事和心情，每个人上面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却又是独立的个体。
十五岁那一年创作出的文字，在我现在看来，也依然是无法逾越的高度。那些华丽的辞藻，要一口气不间断才能念完的长句，交叉并列的选择性结构以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凄美挽歌，至今都让我引以自豪。
可它的出版过程却又一波三折。
2004年的时候正是青春文学市场最红火的时候，无数打着“80后”旗帜的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人为了赶上这趟风潮，居然把自己1979年的出生日期悄然换成了1981年，洋洋自得地混迹在80后的队伍里。每家出版机构也以高起印、高版税的丰厚条件拼命地征集书稿，在封面上打打地标明“80后”、“青春文学”几个字仿佛就成了畅销的保证。没有独立作品的写手们，就几个人攒出一本文集，自诩为“80后的最强音”。而如今当我再回头看看那时蜂拥而起的出书浪潮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有继续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而更多的追赶潮流的孩子们，被过早地淹没在“才华早逝”的悲剧里。
起初，我却选择了一家很让人出乎意料的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最先是一个孟姓女编辑写信给我，说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合作，译文出版社现在也很重视青春文学的市场。紧接着我就把《新房客》的书稿发了过去，得到了孟编辑的高度赞许，随即进入了出版流程。
正规出版社的出版往往要经历三次审稿，我前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审查，也接受了译文社很苛刻的条件，但是一想到能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