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的法官们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一次又一次地计议。他们抱定了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的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个日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了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Jian、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33岁的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示。他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我要依法办事。”他带了两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1946年4月29日，千瘦而矮小的松井石根，失去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时的那种武威。他低着头，在身材高大的盟军宪兵的押送下，与其它甲级战犯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检察官的起诉。
起诉书包括3类一共55项罪状。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38项。回到狱中，他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一天的《狱中日志》上，他写了这样的话：
“南京事件仍同余相关之主要问题，然亦指责其他众多人员为共同责任者，而对作个人不特别予以追究，实为奇事。将来欲作为所谓杀人问题另行审议乎？要知，起诉书所述之内容，纯系推断，至于将以何种证据追究责任，应视今后审判之进行予以判明。须为适时进行辩解而作准备。”
松井石根充满了幻想，也充满了优虑。他是老资格的大将，他在谋划：该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辩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松井石根惊愕了。金陵大学卫生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Jian和抢劫的事实：
“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Jian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和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
日军的暴行太多了！梅奇牧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百多件罪行。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和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唇枪舌剑地干了起来。
很明显，美国的布鲁克律师站在被告一边，他极力想宣告松井石根无罪，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责难梅奇，然而梅奇说的都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梅奇牧师还述说了一段令堂堂“皇军”脸面扫地的丑事：
“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3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Jian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子，另外就是想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他一次，但每次都是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0元纸币。他得到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的从我的后门窜出去了。”
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耻笑这个日本兵丑态。
被告席上的战犯也失声笑了起来。松井石根被弄得啼笑皆非，一副尴尬的神态。
法庭里一片黑暗。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罪行一一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声。一片尸体。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栗。被刀刺死的婴儿……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仅听取证人证言和双方对质就持续了20多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暴行报告、书信及《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在法庭上一一宣读。虽然篇幅冗长，要把英文翻译成日文或者中文翻译成日文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法官们很认真地倾听着，每天都有上千人参加旁听。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搐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节目。
松井不服。为了否定这许多事实，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侵略”这个罪名。他在狱中写了《对检察官季楠之意见书》。
在这份材料中松井石根为自己辩护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关于南京大屠杀，他用一句话全盘否定：“季楠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
松井石根的辩护词是多么冠冕堂皇。大日本帝国出动飞机、军舰和百万大军侵略中国，竟然是为了“帮助”中国“解决”国内各种思想的纷争。
法庭控诉和辩论在交替进行着。英国人皮待？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一个接着一个站到庄严的证人席上。
除了这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的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30人的宣誓证言66件！
审判席上的检察官提问了：
“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
“见到过。”他说。
“你采取过什么行动？”
“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
“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Jian，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石根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说：
“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Jian、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
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石根哑口无言。
最后，法庭终于作出了庄严的判决：
被告松井根据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第35项、第36项、第64项和第65项罪状被起诉。
松井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晋级为大将。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在关东军及参谋本部的服务在内。显然他与设计和实行阴谋者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认为他是知道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的，但是就向本法庭提出的证据来看，认定他是阴谋者是不合理的。
1937年和1938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实行侵略战争有关。为了要使根据罪状第27项判决他为有罪是合理的，那么作为检察方面的义务，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其战争性质的推论是合理的。但是检察方面并未曾如此做。
松井在1935年退役，于1937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澈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Jian、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绝对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Jian，10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高潮时，即12月17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5至7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像是理所应知的。在为他的行动辩护时他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下的作战行动。而对于这种暴行具有来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应该履行的职责，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本法庭根据罪状第55项，判决被告松井为有罪，关于罪状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第32项、第35项、第36项和54项，判决为死刑。
听到被判处绞刑，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中国人鲜血的元凶脸色苍白双腿发软，被两名身材高大的宪兵拖出了法庭。
1948年12月22日0点，被判处绞刑的7名日本战犯分两批走上了绞架。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肥原贤二和武藤章4人第一批受刑。4名战犯身穿美军绿色工作服，双手加手铐，连同铁链绑在大腿上，在佛堂中念经上香后，每人喝了一口葡萄酒，4个人并排站在上绞架前。土肥原催促松井石根领头，4个人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凌晨0时1分30秒，午夜钟声响过之后，随着美军上校菲立普的一声令下，4名战犯脚下的活动板弹开了！引颈受绞的4名战犯走上了痛苦万状、短暂又漫长的死亡历程：土肥原6分钟，东条英机9分钟，武藤章9分钟，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绞索中奔赴黄泉路，足足用了12分30秒。
浩瀚的大海上，一艘盟军的军舰在缓缓行驶，战犯们的骨灰被撒进大海，一阵风浪，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不是什么祭奠仪式，而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利用它为战犯们招魂树碑。然而，法西斯战犯们的阴魂真的就这么随风飘逝了吗？
历史常给予天真的人以无情的嘲讽。当年，日本战时以臭名远扬的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而名列日本40名甲级战犯之一的岸信介，在麦克阿瑟“罪证不足、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下，逃脱了惩罚，和40名甲级战犯一起被释放了。这个当年列名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后来居然在日本政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爬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
更有甚者，在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后来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清漱一郎的主持下，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居然花了1600万日元，在名古屋市为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7名大战犯树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
这决不是历史的玩笑。
这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特别是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法西斯的阴魂又不时地在日本列岛上空徘徊。
80年代，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略中国”变成了轻描淡写含含糊糊的“进入中国”。
日本政界要人频频参拜供奉有侵略战争阵亡将士灵位的靖国神社。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日本有些人在为法西斯分子招魂的同时，还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于1984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历史。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谬论，颠倒黑白地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谎言”。
次年，他又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撰文大放厥词，声称“南京大屠杀是美国导演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这一次，他不仅污蔑中国政府，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甚至连当年曾经明里暗里庇护过南京大屠杀元凶和其他日本战犯的美国，也挨了他的骂。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岂容抹煞！南京大屠杀血案累累，铁证如山。
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累累白骨发出无言的控诉。在像白骨一样惨白的纪念馆墙壁上，用中、英、日3国文字镌刻着几个沉重的黑色大字：“遇难者30万人。”
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不容重演！
（）
“土皇帝”大摆口袋阵
山西老百姓们留传着这么一句话：“山西有座大山，这座山就是阎锡山。”
在百姓们的眼里，当年的阎督军，现在的阎司令长官就是“太上皇”。
他拥兵30万，独霸山西。共产党的势力难以渗透，蒋介石拿地也没办法，连日本人也对他拉拉扯扯。
用阎锡山自己的话说，这叫“在3个鸡蛋上跳舞，哪1个也不能踩破。”这三方他都不愿意闹翻，又都得应付一下，那么，怎么办呢？对蒋介石还是按照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态度，可是阎锡山坚持一条，中央军不能进入山西驻军。
当了30多年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对蒋介石向来就存有戒心。从当年的袁世凯、黎元洪和段祺瑞历届北洋政府，到今天的蒋介石，阎锡山像个不倒翁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不倒。袁世凯和黎元洪都曾经想搞掉他，结果都没得逞。蒋介石自然也把独霸一方，雄视中原的阎锡山当作眼中钉。况且当初蒋介石羽翼未丰时，阎锡山总是蠢蠢欲动，先是和唐生智勾结谋反，东窗事发之后，猖狂的阎锡山以又赶忙反过来向蒋介石请缨讨唐，发兵中原。蒋介石看出阎锡山想借机入主中原，与蒋抗争的企图，结果密令韩复榘、何成浚除掉阎锡山。不料，老好巨滑的阎锡山来了个金蝉脱壳，回到山西联合冯玉祥共同公开反蒋，一场中原大战打得天昏地暗。到底是蒋介石技高一筹，中原大战取胜后把阎锡山逼得被迫暂时离开经营这么多年的山西老窝，假借出洋之名跑到日本人庇护下的大连暂避，住进了当年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别墅。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三省，蒋介石又忙着在南方围剿红军，阎锡山又悄悄在日本人帮助下潜回山西，重新坐上了“土皇帝”的宝座。
这一次，阎锡山学乖了，他不再公开反蒋，对蒋介石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仍是我行我素，除了继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暗中也和中共有来往。因为，他深知要在三股力量中间求生存。
红军东征之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抗日“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表示“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抗日形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阎锡山以“自强救国”为口号，先后在山西组织了许多群众团体和协会，山西的各种团体协会之多，成了阎锡山的一大发明创造，他自己的头衔也跟着摇身一变，成了“会长”，他先后将他支持的青年救国会和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合并，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己亲自任会长，会员有数千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绥远，直接威胁到山西。山西一批左派青年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倡议组织一个全省规模的抗日团体，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阎锡山赶忙派人去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很好，但是抗日救国对日本人刺激太大，怕惹出祸来，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你们还是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为好，于是“抗日救国同盟会”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兼任会长，还特意把共产党员薄一波请来担任常务秘书。阎锡山还亲自写了牺盟会会歌，歌词的最后两句写得慷慨激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在牺盟会这杆救亡大旗的感召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都纷纷慕名而来，一时间，山西被誉为全国的抗日前哨。
在大好形势下，阎锡山却另有打算，在牺盟会改组后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他说：“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我们该怎么办？”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天，最后提出“建立进步军队是当务之急”的建议，阎锡山一听正中下怀，这才是他葫芦里要卖的药。借机扩充军队，增加实力。于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