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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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依此条约，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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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1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功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掉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3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均。顾维均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均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均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潮。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
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辞，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变得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2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摄服东北的抵抗力量。
30万义勇军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浑身上下透着武士气质的铁血军人对阵。
武藤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而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日后多年，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地，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兽性开始流露出来。
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做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进攻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的东北已提前上演。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碾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最后一支义勇军、布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
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卒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他任中国陆军第9师营长，被编入驻海参威支队；1927年，他任东北三四方面军步兵第17师师长，1928年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他于1929年曾到齐齐哈尔访晤会谈，言语行动表现傲慢。对于驻在地日本领事和馆员以及满铁公所职员等均淡然视之。1930年，他到海拉尔任职后，常与苏联驻海拉尔、满洲里两领事馆往来，而日本领事馆邀请他赴宴，他多谢却。1931年“九？一八”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将驻满洲里的步兵团、骑兵旅开到嫩江桥助马作战，抵抗日军。1932年4月，马占山由齐齐哈尔逃走，我部屡次派人约他进省城（齐齐哈尔）会晤，并拟调升高职，他概不接受。根据谍报，他现正招集流亡，扩充兵力，准备反满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军人出身，抱有爱国思想，亦有相当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轻视。加以接近苏联，难免不无异谋。倘不能使其就范，应以武力消灭之，免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统一东北三省之目的。
武藤大将阅毕电文，意识到面前的对手是个将才，又起了招降之心。自来到东北后，武藤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愦，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权贵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的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听罢小矶的报告，武藤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松木第10师团及股部骑兵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而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万来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2天中，皑皑落雪红了变白，白了浸红。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此先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抗日将领也都退入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碾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失败了。但国家危急关头，这些抗日英雄拒绝日军高官厚禄诱降，全凭一腔热血而自发走向战场，实为中华民族之光荣。他们的壮举，不但牵制了关东军图谋热河、华北达1年之久，而且用鲜血为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坚持东北抗战14年提供了经验教训。
他们失败了，但问心无愧。面对30万自发而起的军队，南京军政部却连1名像样的指挥官也没派，更别说军械粮饷、增援部队。实际上，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热河时，中国军队的统帅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东北义勇军10多万亡灵所换来的战略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国争得了1年的时间，他们虽败犹荣。
“五？一五”大血变，日本军阀又迈一步。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激动的一刻。一无劳作下来，人人都有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官便从宁静中被惊醒。噪杂的喧闹声、怒骂声，令人心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整个官搅得个天翻地覆。一阵乱枪过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倒在血泊中，硝烟弥漫在整个官建筑内……
同日，日本内大臣官、第一大政党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地同时受到袭击，整个东京一时陷入混乱。
东京城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