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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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城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使全世界为之愕然。
这场由日本法西斯“血盟团”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很快被弹压下去，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海军中尉古贺志清等十数人成了“血盟团”的牺牲品。
日本人总是弄出些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这使日本国内一时大为震惊。忧虑、兴奋、漠然、惊惧，种种不同的感情充斥在每个日本国民心头。事实上，不详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首相犬养毅的面前。3个月前的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法西斯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20世纪后入主首相官的文官，大都以命赴黄泉最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军人却很少如此。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规要积极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却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箭一齐指向了他。他的日本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可悲的是，当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再回首已百年身。
事件平息后，日本首相的推荐人，老西园寺公望前思后想，不禁黯然神伤。几年来，他已数次在多事的日本政坛上充当这个角色了，可经他手扶上去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他忧虑重重、伤感万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文人内阁结局总是这么不幸。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萦绕在耳边：“对共产俄国东进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这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想到几次组阁的失败，想到日本国民的狂想，一直对日本内外政策颇感困惑的西元寺，倒像是从暴乱分子的叫嚣中悟出些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对时局、对人的判断来。也许是人老了？为什么总是出现差错。经过反复考虑，商议权衡，他决定走一步他几十年来都未敢迈出的险着，奏请天皇恩准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充任下届内阁首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日本几十年来第1次打破常规惯例，避开政党组阁。他希望斋藤内阁能起个过渡的作用，日后看时机再恢复政党统治。但这个被日本国民视为仅次于天皇的神一般的偶像西元寺那里会料到，他的这一险着，加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崩溃，使协调外交彻底垮了台。斋藤内阁倒确实起了过渡的作用，但却把日本内阁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日本在一步步向战争的泥淖滑去，中国也在一步步坠入战争苦海。
一直惊惧观望的日本军部眼见下去了小鬼，上来个阎王，止不住心花怒放，恶胆陡增。抖掉身上的重负，更加急不可待地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个更为险恶的野心像水中的浮球，撤回手后，不可遏制地窜了出来。
8月，东京发出的一道军令使日本军界沸腾不已，却令中国大地惶惑不安。曾在中国东北大动刀兵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班底大调换，在日本军界深孚众望的武腾信义大将继任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关东厅长官、驻满全权大使，实现了日本军界少有的军、政、外交“三位一体”。此外，少壮派军官，“九？一八”事变激进分子小矶国昭中将接替三宅光治少将，为关东军参谋长，并加派以果敢专横著称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实力骤然加强，一时在日本军界名声大噪。
梦系满洲的东京军方当然不会忘了“九？一八”事变的两功臣，板垣和石原。命令传到中国东北的同时，板垣便扛上了闪着金光的少将肩章，并匆忙投入了赴华北就任特务机关长的准备。石原也由陆军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调回国内以待重用。两个充满帝国梦想的战争狂徒终于在自己事业的前期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14年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会为那曾是过眼烟云般的辉煌付出沉重的代价。
血祭雄关
1933年元旦，严寒笼罩着关外，地上满是残雪，空中朔风呜咽。地处东北、华北交接处的锁钥通道山海关，天低云暗，凄清落漠。路人行色匆匆，神情惶惑，一种无法看见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紧张气氛沉闷地凝固在这座六百年古城的上空。只有间或零星响起的爆竹才提醒着每一个人，1933年新年已经到了。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东临渤海，两面环山，素有“天下第一关”美誉，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最终决战兵败山海关，结束了他曾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壮举。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最后败给“胡子”张作霖，导致了直系的消亡，也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多少为战争殉道的人弃尸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举酒朗笑，豪气冲天。它确是一座险关，要隘。
然而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竟无法保护自己神圣的土地。30年代初期，这个原本连外国人看都不应看上一眼的军事重地，却因腐败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军事要塞”。根据条约规定，当时11国有权在山海关驻兵，但实际派兵驻扎的仅有英、美、日、法、意5国。其中日军有一个直属于天津驻屯军的守备队驻兵山海关，队长是陆军少佐洛合正次郎，一个深谙中国事务，在日本军界又颇有背景的“中国通”。洛合正次郎是日军中名声煊赫的洛合大将之子，早年曾在日本土官学校中华学生队任战术教官，后又来到中国，任中国陆大教官，所以他不仅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是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的座上宾。
当时驻守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中将。自15个月前接防山海关以来，何柱国消瘦了许多。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只是一个笼统的“避免冲突”，所以山海关地带中国军队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军第2师团及张海鹏大量的伪军都云集锦州、绥中地区，虎视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何柱国陷入焦虑、愤懑、隐忧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中。由于他也像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国联干涉日本一事深信不疑，这使他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采取了能拖就拖的消极策略。但他又深知自己是个军人，守土有责，尤其今天又拱卫着中国的第一道门户。如果让日军从他手下入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使他决心拖不下去时，就与日本人一拼到底。为此，他早在1932年就曾制订出一个防御计划，并于10月间部署完毕。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军炮击山海关，公然向中国军队挑衅。由于当时日军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分属两个系统，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下，两军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没敢贸然扩大事态。但在解决此事件过程中，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少佐进一步对何柱国施加压力，想诱使何独立自治，实际上是屈服于日本人当傀儡。
12月8日事发当天，洛合单独在密室里向何柱国透了底。由于洛合平日与何柱国交往颇多，所以今天摆出一副像是多日老朋友的姿态，说道：“何将军，现在日本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保证‘满洲国’国境线的存在和‘满洲国’的安全。为此有两种方案：一个么，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第二个是由你何将军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何将军是老朋友了，所以不妨对你明说，帝国更希望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
洛合倒是没说假话，此刻日本知道日内瓦国联正在最后磋商李顿报告书结论。因此对直接出兵长城各口有所顾虑。如果能把何柱国拉过来，那么日军既能掌握进出华北的山海关锁钥，又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成效。见何柱国默然无语，洛合又不失时机地抛出诱铒，说道：“只要何将军能这么做，帝国决不会亏待你。何将军，你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帝国提供的200万日元预付金，日后你部全部饷械均由帝国负责供给。”
见何柱国还是不开口，洛合有些急了，开口道：“今后的路还要你何将军选择。但我要奉告一句，如果这一方案行不通，那日本帝国就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那时就不再是长城各口的问题了，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天津也无所顾借。”
临走时，深谙中国事务的洛合意味深长地对一再推说要仔细考虑的何柱国说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将军是明白人，要为中日亲善出些力，不要再坐失这最后良机了。”
这使何柱国连续几日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他倒不是为洛合的利诱所动，而是在最后思索眼下这种与日本人暂时相安的局势究竟还能拖多久。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抵抗指示，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他根本无主动，甚至只能说是招架，他也只能抱住那空中楼阁似的幻想，在日本人、南京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但究竟在等什么，他也是一片茫然。眼下，日本人图穷匕见，使他感到自己可游刃的余地已几乎没有了，那么他所能接受的路只有一条，抵抗。
12月中下旬，何柱国匆忙南下北平，向张学良最后陈请策略。
半个月后，何柱国又秘密地坐在了由北平返回山海关的专列上。这次北平之行，使他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挨了一年之后，终于有些反省到自己过去的失误。如今日本人又来拆他的台，他那颗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颤起来。他终于下定决心与日本人决死一拼。他除了命东北军一部防守热河外，又下令第32、第29等数个军紧急开赴长城各口隘，准备抵抗日本人进攻。鉴于山海关形势日紧，便专门拨出一个火车头，命何柱国速返回山海关，协调指挥山海关防务。眼见主帅下了抵抗令，想到一年多来忍气吞声、两头受气、无可奈何等等为难情景即将结束，何柱国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禁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列车过了天津，又进入了残雪覆盖的郊野，大地一片空旷，有一种协调、宁静的美感。望着窗外，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希望有一天脱去戎装，隐居乡间，重新体味一下这种宁静无忧的生活。沉浸在无限遐思之中的何柱国漠然不知，此刻山海关已陷入一片沸天震地的枪炮声中。
1933年1月1日晚10点50分，由绥中出发的关东军约3千人及张海鹏的大量伪军，在8架战机、20余辆坦克、10余门野炮的支援下，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东面海上，日军战舰2艘也以舰炮实施火力支援，一场陆、海、空立体进攻压向山海关中国空军。
当时，驻山海关中国空军只有何柱国旅626团2个营兵力，其中第1营守南门，第3营守东门，其余少数随团长配置在西门为机动力量，整个守军人数不过于余。而日军车固器利，人数又多，一场恶战势在难免。然而626团守军一年多来饱受屈辱，想到自己身上背着的“不抵抗”恶名，想到今天有家难归，而这一切都源于眼前这些蝗虫般低矮的日本人，所以人人同仇敌忾。这些正值青壮年、有血性的东北汉子实在不愿再让中国人，让家乡父老戳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但他们人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军人，这让日本人吃了苦头。自1日夜攻击发起后，在辽南从未失过手的日军第8师团主力首次受挫，近两昼夜不停顿的攻击始终未能奏效。部队被阻于山海关外，但数百名官兵却弃尸山海关城下。恼羞成怒的日军决心不惜一切，也要拿下这“天下第一关”。
经过2天浴血拼杀，我军626团也伤亡惨重。但由于最初的防御计划只是把山海关这个应该成为要塞，但却无法成为要塞的关口作为警戒地区，所以指望增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能支撑他们的，是几千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人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阵地上时时有初级指挥官力竭声嘶地大喊：“弟兄们，记住我们的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每次呐喊，总能使疲惫的士兵们激起一腔腔腾腾热血，多少驱赶些连日苦战的劳累和紧张，日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
3日上午10时，随着密集的炮群轰鸣和飞机尖厉刺耳的俯冲轰炸声，日军再次发起了全面攻击。爆炸燃烧的大火浓烟，遮云蔽日；穿云裂石的枪炮声，使山海关这个本来不大的小城像是开了锅一般。南北城墙及附近商宅民房，炸毁尽净，守军在这猛烈的炮火中伤亡剧增，而一拨拨日军像蝗虫般拥向城垣，攀城炸墙，企图突入城内。团长石世安见情况危急，急率预备队投入反击，将占领南门及东门城角的日军压出城外，战况再次稳定下来。
态势虽暂时恢复，但守军已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2个营伤亡过半不说，手中预备队也已投入战场，再无力量可供机动了。日军虽然再次失败，但似乎看到了中国守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遂略加调整增兵，又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攻击。应该承认，这时的日军，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作战思想也确实比中国军队高出一筹，与这样一支军队交手，626团能死守2昼夜，杀伤敌数百名，虽败犹荣。
午后2时，敌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涌而入，北门东门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死战不退，与敌坦克、步兵殊死拼杀。日军坦克轰鸣着向顽强无畏的中国士兵冲去，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国士兵的血肉向前滚去，反坦克武器的匮乏和现代技术的落后使满腔民族热血的中国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东北军，也是中国军队落后的代价，也是一个民族应该得到的血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付出比实际高出数倍、数十倍的代价。
战至下午，1营营长安德馨及2连长刘窦晨、3连长关景泉、4连长王宏元、5连长谢镇藩全部战死，1连长赵壁连也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难以计数。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大势已去，不得已率10多人由北门撤出，山海关黯然陷落。
此役，626团安德馨营全部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下，实现了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日军破城后，又屠杀了未及撤出的妇女、学生及市民百姓3000多人，这时日军的残酷暴行，就已显示出日军暴唳残忍的端倪。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1年零3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