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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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党，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党的领导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党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党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迫害”，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腐败”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党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操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跟父亲蹲牛棚（2）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屁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插着嬉笑怒骂，包括男女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乱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虐，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我怕得有理。
自由鬼（荒诞实验小说）（1）
A 按一按腿肚子，蕴满了反弹的实力，这是青春。老朱头子就不行，哪儿也按不动，像棵树一样，连舌头都硬得毫无感觉，经常与饭菜一块儿被咬上几口，幸亏他的牙所剩无几。老朱头子身上，恐怕只有一样东西是软软的了。 每个宿舍的门都开着，每个开着的门里都传出来自各种发声器各种音箱的交响乐。整条走廊像一柄大口琴，每个琴孔都钻进去一些小虫子，于是便产生了这无人弹奏的“机械钢琴曲”——一部苏联影片，根据契诃夫原作改的。 她又想起了10年前——她17岁的那个夏天，跟四单元的小毛毛一块儿度过的那个下午。小毛毛才13岁就戴上了爸爸传给他的150度的近视镜。他趴在门口喊她：“小玲姐，”他忽然压低了细细的嗓门儿，“小玲姐，是你家有《牛虻》吗？” “进来，毛毛。看你这头发，你妈也不给拾掇拾掇，就知道搞……走，上小屋去，我这儿还有那么多大书呢，都是我大哥前几年抄家抄来的，里边还有光屁股画呢，把门关上，看你这笨！成天就知道看书，裤子都不会提一提。看，这本书好不好？没事儿，谁也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屋，我爸说过年给我整个工作，现在不让我出去，除了买东西做饭就看书。我一点也看不进去。你好好念吧，将来下乡了能当会计，用不着干活，还能娶个漂亮媳妇……快来看这个。你有两个多月没到这边楼口来玩了。我那本《林海雪原》看完了吗？你看这儿，嘻嘻……” “我，我不看了，我想走。” “哎，别走，不是放假了吗？你爸你妈都上班。我一会儿给你喝汽水儿，我家窖里自己做的。你就在这儿看书吧，反正跟那些孩子玩不到一块儿，你爸不是让你没事就跟着我吗？你戴着这镜子就跟你爸一样，小脸儿跟你爸一样白，穿衣裳也一样这么窝里窝囊的，你那个妈呀……裤子怎么又往下出溜了！来，我给你弄弄……” “嘎嘎嘎嘎，嘎嘎！”小院里母鸡下蛋的咳嗽声荡碎了金色池塘一般的夏天的下午。几个小孩儿把白的、粉的冰棍含在嘴里，比赛着看谁化得快。 “毛毛，怎么了？你别走，哎你回来，你的眼镜！别走，姐姐不好，姐姐……哎，毛毛！毛毛——” 毛毛痴呆呆地走了，再也没有到这个楼口来过。他们再也没有面对面过。 她痴呆呆地坐着，仿佛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什么。一串串画面在脑子里反复上映，可她却如同一个小学生在课堂上放声朗诵一遍课文，反而不知自己读的是什么一样。 那天的晚饭把盐放入了米粥里，赢得了哥哥的大笑、父亲的痛骂和母亲的叹息。 她不知悄悄地哭过多少次，为了这事。一边哭，一边骂自己，可是又不肯骂得太难听，蒙着被子，在泪水里嘀咕着。有时泪水干了然而还没有睡着，她就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在这一片儿住的孩子里，毛毛是对她最尊敬的一个，比小苹、小丫和郑二他们又聪明又老实，把自己当做好姐姐。她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心眼儿好，给他们看书，给他们吃零嘴儿。如今，自己把这“好姐姐”三个字给毁了。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呢？她不承认自己当时想过什么，她心里似乎有个小人儿在帮助她宽宥自己。所以有时，她竟咬着食指满面臊红地回味那个下午…… 感冒两天了，鼻子像漏斗一样。一个喷嚏打不出来，憋得她热泪盈眶。鼻子尖儿辣辣的，像用胶水粘上去的，难受死了。摸过镜子一照，本来白脆脆的鼻翅儿和鼻隔儿，都透出五分娇红，似乎能看见里边的软骨呢。 B 他翻了一下身，没翻动，便很诧异地醒了。快到中秋了，月亮已经是椭圆形的了，像剥了皮儿的鸭蛋，清亮亮的，软嫩嫩的。又像臂弯里这个钻在他怀里的雪白的，使他不能翻身的小姑娘——不，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