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荡匪-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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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万众齐欢破云宵的剿匪凯歌：广东大荡匪 作者：李迅
引子 毛泽东中南海拍案（1）
中南海紫光阁。
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与会者汇报全国匪患情况。土匪暴乱：杀人、放火、袭击人民政权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广东省韶关乐昌便是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毛泽东眉头深锁，燃起一根烟，思索片刻，拍案而起，斩钉截铁道：“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剿匪歼灭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于是，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存武装的风暴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
1950年阳春三月。
北京中南海，古朴而又典雅的紫光阁。
明代正德年间，紫光阁所在处为一四方平台，台高数丈，上建黄顶小殿，左右各四间，覆盖黄瓦，接栋斜下，覆以碧瓦，南北垂接斜廊，悬级而上，面若城壁，下临射苑以观射。后来此阁，取名为“紫光阁”。明代皇帝常在此观赏龙舟竞赛，看跑马射箭，不亦乐乎。
紫光阁的建筑形式是上下两层的楼阁，除周围窗下的坎墙用磨砖对缝外，均是红木结构；周围是菱花窗和贴金群板；屋顶是宫殿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庑殿顶，用的是绿琉璃黄筒边瓦，下屋檐是在一层平座之上的腰檐，两檐之间有柱子、回廊、门窗；梁楣、额枋用旋子彩画；绿瓦、朱扉、白石栏杆，雕绘金碧辉煌的彩画，矗立在400多平方米的平台之上，显得富丽堂皇，恢宏大气。
此时，紫光阁繁花似锦，春色融融。
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非同寻常的最高层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正值中年的国家主席毛泽东，身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宽阔前额下的眉宇间透出刚出访回国的一丝疲惫，他手里夹着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正听取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人民政府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关于山东、苏北、河北、皖北等地灾荒持续蔓延的情况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黄炎培，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真、王稼祥等中央当时在京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都到会。
会议厅一时之间烟雾弥漫，不时传来小声的咳嗽声和茶杯碰撞声。
由于全国的灾情相当严重，会议显得十分肃穆，没有以往的轻松气氛。
这时，秘书长林伯渠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把一份急电呈到毛泽东面前，轻声报告说：“主席，这是西南军区早晨刚刚发来的急电。”
毛泽东接过急电一看，电文的大标题赫然入目：《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毛泽东快速地扫视着，把电报丢到茶几上，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这异乎寻常的举动，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接着，毛泽东又把电报拿起来，递给紧挨在他身边的朱德，大声说：“西南的土匪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猖獗之势，想不到啊！”
朱德把电报接过来，简单地翻了一下道：“主席，我们正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准备专门向您汇报。是呀，全国的匪患的确十分严重！”
朱德说罢停了一下，毛泽东看来有些着急了，接过话题道：“朱老总，你说下去嘛。”
朱德喝了一口茶，说：“目前，匪患严重的不仅仅只是西南。自从2月份以来，全国各地都普遍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严重的土匪暴乱。土匪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破坏之严重，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来未见过的，也是我们在座各位不可能想像到的！”
朱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继续说：“前两天，连续接到西北军区、华东军区等方面的报告，那里的匪情非常令人担忧；中南的广西、湘西等地的情况，可能比西南还严重，上月底广西连续发生恭城、玉林、思乐等十几个县的土匪大暴乱。另外，还有湖南的南县、资兴县，广东的乐昌，福建的光泽、江西的资溪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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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毛泽东中南海拍案（2）
朱德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匪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有这些地区我地方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甚至受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地方的局势部分或完全失控。土匪趁我地方各级政权尚未建立稳固，加之目前全国春荒，群众缺粮，暂时处于灾荒或严重灾荒之际，群起而作乱，大肆破坏，使这些地方我各级政府机关工作无法继续开展。现在，匪情已经成为当前全国的救灾工作和其他所有各项工作中最首要、最为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问：“其他几个军区有关土匪暴乱的情况报来了吗？”
“都报来了。”朱德取出几份电报，一起呈到毛泽东面前，说，“这都是前两天刚收到的。华北和东北的有关匪情，据初步了解，也比较严重，我正让总参作战部抓紧和他们联系，掌握更详尽的情况。”
也许是全国匪情一下子出乎毛泽东的预想，他显出了微微的激动，习惯地用手解开衣服上面的两颗纽扣，仔细翻阅起各大军区关于土匪武装暴乱的电文、报告。
随即，他那宽阔的前额渐渐开始紧锁起来。一会儿，他头也没抬地吩咐道：“朱老总，你给军委作战部交代一下，要他们力争在今天晚上之前，把当前有关全国各地土匪暴乱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弄清楚，我等着你们的详细报告。”
“好，等会儿我就去跟他们交代，让他们力争今晚把全国的匪情弄清楚。”朱德答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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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用手指弹着茶几上的电文，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说：“目前，全国各地匪情这么严重，并且，这么普遍，这已经绝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了！”
毛泽东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他显然有些震怒了。
张澜搭话说：“这叫做趁火打劫，趁灾作乱啊！”
从早晨进入会议厅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口的黄炎培副总理开腔了：“从各地报来的匪情看，当前，各地土匪来势相当凶猛，局势十分严峻。全国解放才刚刚这么几个月，又面临这么严重的灾荒，民心浮动啊，这无疑给土匪作乱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一个机会。这绝不是偶然的啊，当前土匪暴乱的地域这么广，为匪的人数这么多，时间上也这么集中，一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个背景就在台湾，就在海外，他们的矛头都直接指向我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指向我们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指向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立即接着说：“炎培同志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继续用他们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是想使中国重新再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的美好天堂。”
整个会议厅里，一片静寂。
毛泽东再次把面前那几份电文拿到手上，翻阅着继续说：“少奇同志，宋庆龄同志，李老、恩来同志，今天我们所有到会的同志都要把这些电文好好看一看。当前救灾工作十分迫切，也十分重要。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尽快去落实各项具体的救灾工作。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突然出现的这种极其严重的匪情，却是一个已经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大问题了。它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危害了各地当前的救灾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几个军区目前所报来的这些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土匪不剿灭，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全国各地的救灾工作最后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说完，目光扫视了会场上每一个人，最后落到旁边的朱德身上。
朱德望着毛泽东说：“军委几天前已经通知各大军区，要他们立即组织人员下去进行调查，把情况进一步搞清楚，全国各地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土匪，为什么全国各地的形势一下子这么严峻。各部队都已紧急动员了起来。眼下，有的部队已经分赴匪患最严重、最猖獗的地区采取行动。这几天，我们正等着主席回来做最后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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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毛泽东中南海拍案（3）
毛泽东说：“各地匪患这么严重，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黄炎培以及到会的所有人此刻都专注地望着神情凝重的毛泽东。
他们等待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最后决策。
毛泽东眉头深锁，燃起一根烟，沉思片刻，拍案而起：“当前，各地出现的匪情，应该立即引起我们在座每位同志的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它甚至比当前各地的灾荒更严重，更突出！我建议，一两天之内，针对各地突然出现的匪情，军委尽快地给中央拿出初步意见，对这一问题，中央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对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当天晚上，一辆橄榄绿色的吉普车从中南海北门驶入，转过几个弯后，在丰泽园门口悄然停下。
丰泽园是清圣祖康熙修建的古旧建筑。
丰泽园之意是“劝课农桑，亲御耒耜”，译成现代汉语，即是“试验田”。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带着一名机要参谋从美国道奇吉普上下来，稍稍整理了一下服装和军帽后，急步登上台阶，他们与值勤哨兵点头、敬礼。
身材高大的卫士长警戒地观察着四周，主席值班秘书径直把他们带进了左侧毛泽东的书房，敲着门低声说：“主席，总参作战部来人了。”
毛泽东身着白底蓝条睡袍，手里拿着一本竖排线装书站了起来，说：“进来谈吧。”
总参作战部长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包括华北和东北在内的全国各地土匪暴乱的情况。
毛泽东还就全国匪情最严重的地区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机关被破坏、被捣毁、被土匪所占领的程度，各级地方政府机关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解放军干部、战士被土匪所杀害的情况，以及全国各地匪情暴发的总面积、初步掌握的土匪总的数量等，逐一作了认真、详尽的询问，并不时用手上的一支红头铅笔在汇报提纲上做记号，标上一个个有关的数据……
深夜11点多钟，作战部长与随同的机要参谋才从毛泽东的书房里走了出来。
3月16日，一份由中央军委负责起草的有关全国各地剿匪部署的意见，以及一份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在全国各地的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各地方人民武装部队中自上而下、快速而广泛地传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重要指示。
号召书指出：“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风暴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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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苟延残喘的“应变计划”（1）
广州。
余汉谋和薛岳在卫兵护送下走下台阶，对视了一下，握手告别，颇有点赴战场捐躯的悲壮意味。
忽然间，久经阵战的薛岳凉了半截：过去国民党中央军将红军、游击队视作“土匪”去追杀，如今却“风水轮流转”了，他要变成上山下海的匪盗了……
他喃喃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匪也没办法呀，这是共产党所逼的。”
成都。
阴雨绵绵，寒风刺骨，蒋介石在完成了“应变计划”的炮制后，匆匆登上他那架“美龄号”专机。
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机场警卫闪亮的钢盔和刺刀，权倾一国的委员长正像一头惊枪的野狗般消失在中国大陆的一隅……
他忽然抖着两个握紧的拳头，用自己那句著名的粗口声嘶力竭地吼道：“娘希匹，我老蒋还要回来的！”
1。 薛岳喃喃道：“败者为寇，这是共产党所逼的呀！”
余汉谋和薛岳虽然重新受到重用，但总也快乐不起来。
他们是在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打得焦头烂额的势态下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
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被委任为广东省主席。
为了固守南疆，余汉谋对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四个军，进行了补充整顿；而薛岳则竭力扩充保安师，让自己的心腹薛叔达、邓智才等当上了师长。大难当头，还是“打死不离亲兄弟”。
蒋介石本来一向害怕地方军阀抱成一团，形成割据的局面，孤立中央政府，而此时“大敌当前”，他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势而为了。
在南方，共产党领导下的粤赣湘边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给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为了斩断南方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军的会师，巩固“华南大后方”，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粤北南雄县城设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下设参谋处，军法处，政法处等。经余汉谋推荐，其心腹军长叶肇任总指挥。广东省的曲江、乐昌、仁化、始兴、南雄、翁源，江西省的南康、全南、龙南，湖南省的汝城、桂东等县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察队均归其指挥；国民党军六十三军和李弥兵团的一个师及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独立营，也归其调遣。
一时间，叶肇的军权之大，不可一世，让人眼热。
1949年5月，骄阳如火，知了鼓噪。
“剿总”总指挥叶肇在南雄县城召集辖区各县长和军队团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
在重兵把守的县政府，叶肇抽着烟，咳嗽几下，吐了一口浓痰，说：“诸位，今天我叶某人把大家请来是有要事传达。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十分猖獗，正举兵南下，将我广东民众陷于水火之中，根据上峰的指示，决定大力实施扩编地方武装的计划，阻止###南下的步伐。因此，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规定每一个区必须成立一个相当于一个步兵连的自卫中队；特殊困难或人口较少的区可成立一个小队或两个区合编一个中队，但要事先报告批准；各县设一个自卫总队，若干个大队等。自卫队员均由各乡壮丁选派，主要是抽调预备兵役充当，以最小的三等县计算，自卫队人数不少于1000人。自卫队的任务是对付中共游击队的活动，解放军南下时参与国民党驻军的阻击作战，而一旦阻击不成，我们这支队伍就成为我党打游击的主要力量。大家清楚我讲话的意思吗？”
“叶总，清楚了。”有人嚷道。
“清楚就好，我继续讲下去。自卫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等一切费用，概由各县负担统一筹划。为此各县都成立了一个筹给委员会，主要是向各户征收自卫队食谷、购枪谷，以及抽收各项捐税。一般户每月缴自卫队食谷10斤以上；一次过摊派购枪谷100斤以上。”
“报告叶总，老百姓如今日子不好过，连自己吃的都没有，哪有什么粮上交啊？”有人大声说。
1。蒋介石苟延残喘的“应变计划”（2）
“这我不管，哪个区、哪个县交不上粮，我就拿你们是问，懂吗？”叶肇大声地回答着，在他的权柄下，要“搞掂”一个人，容易过“借火”。
这大规模的征粮征款行动，使本来就贫困交加的农民更加雪上加霜。而所谓价领的枪弹，原是“公家”的东西，不过是借此勒榨人民血汗，以中饱私囊。自卫队需要的武器，除各地自行向私人购买和借用外，主要是向广东保安司令部价领。按种类定价，一支普通本国造的旧步枪，价值约1000斤谷左右，因而大大加重人民身上的负担。另一个筹款方法是大开烟赌，从中渔利，群众不仅遭受盘剥，还深受鸦片毒害。
贫穷和毒瘾使粤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呻吟……
国民党当局的广东“应变计划”是在1949年4月下旬开始实施的。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到了广州。
余汉谋和薛岳根据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计划，采取了三项措施：
（）
一是缩小行政专区范围，增加专员公署。如将原辖13个县的韶关行政专区一分为三。韶关专署，下辖南雄、始兴、曲江、仁化、乐昌、｜乳源六个县，专员龚楚；英德专署，下辖英德、翁源、清远三县，专员薛汉光；连县专署，下辖连县、阳山、连山、连南四县，专员李楚瀛。并且规定各专区自成一个游击区，专员即游击司令，和###周旋。专区缩小后，便于“剿总”指挥掌握，兵力可化整为零，也可化零为整。
二是调整组织编制，规定原来的地方武装团警，保持自卫中队、大队的组织，由各县长兼任总队长。原则上规定专员以上各级干部，要以本地人充任；各县地方武装的活动范围一般不离开县境，特殊情况下可由行政专员（即游击司令）调动或集中使用。
三是规定了补给和联络办法。明确各县武装转入游击活动后的给养，统一由各县自行解决，强调所有能够使用政权的地区，都要照旧执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策法令，继续收粮收税。同时规定了各县同“省府”和“专署”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密码和对空联络记号等等。
1949年8月16日。广东省政府会议厅。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第12届委员会第46次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由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
欧阳磊、邓辉、薛汉光、龚楚、李楚瀛、黄志鸿、陈丹青、洪之政、柯远芬、李江、谢锡珍、谭启秀、吴斌、董煜、谭明星等15位专员坐在大圆桌的前排，他们分别兼任广东省保安第一至十五纵队司令。
与会者心事重重，表情严峻，连开会前惯常的说笑也没有。谁都知道，半个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