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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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个肉锅，当奴隶的现状可以坦然接受；而只要饿几餐，再自由的“流亡”，也会引起普遍反感。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奴役，这是个常识，也无须论证了。可是奴役的状态仍旧为许多人所选择，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自由的状态需要某种程度的“流亡”。
《新约》中的许多元素都是新的，可是“流亡”主题还是一再出现，而且被赋予了传播学上意义：那些被驱散的人，流落到各地，宣扬理念。《使徒行传》当“流亡”的价值在长期的事件中凸显出来以后，“流亡”逐渐成为主动追求的状态，“流亡”状态也多数是在精神领域内的“灵性流亡”，从“埃及”走到“流奶与蜜”之地，全然都在自己每天的一念一瞬，在自我挣扎中完成，也许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绝不会少于摩西在野地里花去的几十年吧？
曼德拉说他在长期的牢狱之中，有一项重要心路历程——要为这种“灵性流亡”找个例子，这个相当合适——曼德拉入狱之前，脾气暴躁，在狱中，他发现这样只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对立，不可能争取到一丝一毫可用的资源，于是决心彻底更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改变的艰难程度，因为一个被不公正惩罚的人，完全有理由放纵自己的愤怒。可曼德拉偏偏从可供寄托的惯性中开始了“灵性逃亡”，最终，这个人在狱中赢得了全世界——包括曾经暴力对待他的看守。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中，来宾就包括他的两个狱中看守。别人不解这个邀请时，温和的曼德拉说：如果我不能包容曾经仇恨我的人，那我的牢不是白坐了吗？
我们的惰性是不是大得一定需要被关在牢里，或被人驱赶，才能开始自己的“灵性流亡”？但愿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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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逃城的设计理念
逃城的设计理念
不夸张地说，对西方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应该是首推《圣经》，一个西方人，无论是不是基督教徒，思维、判断都会受到其无形的暗示。在西方的阅读者当中，对《旧约》不喜欢的人不在少数，总是认为它过于严厉、毫不留情，着眼点在“罪与罚”，而不像《新约》，着眼于“罪与恕”。这种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忽略了《旧约》的史料中已经有许多宽容的元素，不然的话，它也无法演变成《新约》文本了。
一个必然以铁血手段报复仇敌的民族，在他们的律法中，专门留有条文体现赦免、宽容，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出埃及记》
牛和驴的生命都高过人的恩怨，这个要求也许太超现实了，只是一种道德劝说。
在记录了人口统计、财产分配的《民数记》中，却有硬性指标要腾出土地建立“逃城”：
【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作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作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作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这里就是将“恩怨有度”上升到了律法的高度，逃城里的人如果出了逃城，报仇的人就可以杀了他们，而在逃城之内，生命权高于一切。
这也许是对罪不当死之人的一种保护制度。在《士师记》中，却有对“当死”之人，存一念之慈的故事。以色列利未族的一个人带着他的妾行经以色列便雅悯族所属的基比亚时，这个妾被便雅悯人终夜轮奸致死。此人【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将他的冤屈诉之于众。以色人于是发兵四十万问罪，要求便雅悯人交出凶手。便雅悯人拒绝，并准备开战。以色列人先败两战，最后大胜，对便雅悯所属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只剩下六百便雅悯人，逃散到了旷野。
以色人在起兵之前曾经发誓，再也不将女儿嫁给便雅悯人。正义之师大胜之后，他们却“放声痛哭”：【如今以色列人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发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
与血腥报复并列存在的，是对灭绝生命的恐惧。这两种元素互相抵触，却都又强势存在。灭绝生命的恐惧随着时间，最后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甚至到了现在，有“绝对宽容”的观念出现，那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即使不愿意放弃把剥夺生命作为最严厉处罚手段的人，在这种自古以来的“灭绝生命恐惧感”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所以，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普遍被认为罪大恶极的罪犯，对他的审判也会慎之又慎，时间长达十数年也不稀奇。这是不是可以倒溯回“逃城”的设计理念，还有待考核，但是至少目前知道，存在珍视生命的传统，确实是件好事情，它能收敛杀心，在杀得兴起之后，还能“放声痛哭”，而不是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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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科学地讨价还价
科学地讨价还价
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星座专家说这和星座有关，因为我不信星座，所以我认为这和一种偷懒的人生态度有关，不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就会允许自己犯一点错误，允许事情有些纰露，这样，人当然会活得轻松一些。科学的观点认为，这正契合了科学的本质，因为没有事物是完美的，所有的知识与真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推翻，缺陷是生活的本质。科学是如此地体谅人，不相信它实在是说不过去。
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些为了科学玩命的人，比如被教庭拿去烧烤的布鲁诺。此人以非凡的勇气说：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退让。日心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不是真理了。但是布鲁诺的勇敢还是成为科学进步的重要象征。
拿布鲁诺来反衬哥白尼与伽利略的“怯懦”，是长久以来轻松惬意的说话方式。哥白尼在生前，仅管在日常聊天辩论中向朋友们流露出相信“日心说”，但为了不给教会谴责他的口实，直到去世那年，才出版《天体回转论》。伽利略更是在异端审判所前，声明悔过，不再主张地球自转或者公转。据说，他念完悔过书之后，还是不甘愿地说了一句：即使我悔过了，地球照样在转动。但这显然已经失了底气，就像孩子打架输了，说：有本事别走，我叫我哥哥来。
我们当然有一百个理由希望哥白尼与伽利略也选择火刑柱作为自己理想的归宿，这样能增加科学家整体的勇敢程度，但其实对科学并无太大助益。每一个推动进步的人，都以被消灭作为自己的结局，那么，进步就生不了根，偏见只会更具有力量。在异端审判所前面，这些审判官有生杀权、有真理定义权，找死是容易的，活下来说一点新东西却是困难的。
勇敢者当然凸显了异端审判所的荒唐，而圆融者更是有韧性地磨软了偏见的刀锋。
略迟于哥白尼、与伽利略同时期还有一个天文学家，名叫泰可·布拉，开普勒曾经是他的助手。他在天文学界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事方式接近于一个普通人：既支持哥白尼的学说，又不太想得罪教庭；对新知有兴趣，可是又怕火。
他这种骑墙态度，让他发展出了一种折衷的理论。他说，在宇宙中，各行星围绕着太阳；这是用来支持哥白尼学说的。然后说，太阳和月亮环绕地球，这是用来讨好教庭的。不知是不是这种小翼翼的态度，让教庭不好意思发火，反正这个善于讨价还价的天文学家，平平安安做了一辈子观测，为助手开普勒留下了无价的观测资料。而开普勒，是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发现者。
泰可·布拉的奇怪学说，看起来比长达千年之久“地心说”偏见还更可笑。它的价值显然不是在科学上有多么原创，而是表明，不可怀疑的教条，是可以拿出讨论的，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科学固然被搞得有些尴尬，可是松动教条的第一步也同时迈开了。没什么确立无移的东西是不可讨论的，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不经意间，就由布拉找到了。
进步有多种可能性，任何有利于松动教条与偏见的方式，都可以产生前行的助力。布鲁诺的坚强与布拉的狡猾，只要传递了科学精神，都是值得效仿的，完美主义者可以当前者，嫌完美主义太累，就随随便便当个布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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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善巧方便说
善巧方便说
前段时间，一家报纸书评版的编辑，跟我说了一件很郁闷的事。他参加一个座谈会，席间他谈到了应该写些启蒙文章。马上被座上几个知识分子痛批，然后跟他谈起了启蒙的危害性。所谓启蒙，就是把认为有价值的思想，尽可能平白通顺，容易理解地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是思想的增值与繁殖。就算他们说得对，这其中恐怕有些害，这也是当下应该多做的事情，也许未来还要做下去。
为什么伯特兰·罗素在我心中排在第一位？因为他完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各个层面，很多事情可以以他为衡量标准来做出真伪判断。这个比谁都更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数学家，不敢说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恐怕比他更聪明），至少，他比现在这些发怒的知识分子更聪明。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每天散步的时候都在想：今天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得更有趣、更可读。结果，他琢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他得奖的理由是：表彰他所写的作品，捍卫了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他当然不是为了得奖写作，只是为了人道主义与思想自由这些普世理念，能让更多人接受。
在佛教的传播中，有“善巧方便说”，指要因势利导，不让人心生厌倦地说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每天花一个小时听佛学家净空讲说《华严经》，这部浩大经典，听起来确实有许多有趣的地方。他在解释“善巧方便说”时，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如果你信佛，呆在几个不信佛的人当中，焚香敬拜，念经唱诵时，应该怎么做？一般人的做法当然是大模大样，表示自己有信仰。净空说，这样错了，应该是把这些仪式放在心中默默进行就可以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让旁边的人不开心、起厌烦之心；不然，信来何用？这段话真是让我折服，确实是大师言论。此人钻研佛学之前，只初具文化，他把自己关在台中图书馆，苦读了十年。后来，他在讲学当中，数次夸奖一位官员，与我对此官员的了解大相径庭，让我反感，就没再听下去了。由此可见，“善巧方便说”并不容易做到的。
《新约》中，有更明确的字句，要求放下身段，只为话语远行：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哥林多前书》
宗教有拯救焦虑，所以总是在传播方法上特别花心思，特别有心得。一般人写文章，即使是所谓的启蒙文章，也还是不要有拯救的念头才好，谁也没资格拯救谁。写文章，只是满足一下偏好，说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罢了。如果认为自己的思想很重要，那么，媒体请你写篇文章，你就写吧，对个人与他人，都有好处。你又不写，又要大骂启蒙有害。干嘛那么气？不就千字文吗？至少可以写写启蒙是如何有害的；这么恼怒，莫非是不会写？不会写也没关系，术业有专攻，就承认不会写吧，不丢脸的，这是罗素都需要努力才能掌握的文体。诚实是一切学问里最为“善巧方便”的，也是最没有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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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因为软弱所以刚强
因为软弱所以刚强
人，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一种认为经过系统的、严格的规训，人可以成长为完人，无懈可击；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与国家，则当然天下无敌了；有一种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可能完美的物种——事实上，没有任何完美的物种——因此，要在承认人的缺陷的基础上尊重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要打断人们自行调整适应的进程。
我认为后者更有道理，因为以乌托邦信奉者为代表的前者，把人类狠狠地搞惨过几次，想养成完人的企图，都以生产出无数完美的恶人作为终结，而且累及数代人。
知道人不可能完美，总有某种程度的软弱，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不过，想想自己有多少每天发誓要改的坏习惯，却永远也改不了，就知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结论。
对人的不完美、软弱，有种种解释，有所谓的“撒但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因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新约·哥林多后书》在这里，人的不完美与软弱被当成是与神性相对应的人性，因此，人才要对神谦卑，就像亚军要尊重冠军一样。这恐怕也是在《旧约·创世纪》中，神要耍诈坏掉人类的巴别塔工程的原因：让人完成了过于伟大的工作，他们就不敬神了。
把人的不完美与软弱都归结于神的破坏，或者说，只把它当成宗教谦卑的一种。这个后果就是，无神论者很容易认为人可以是完美的，而软弱的人是有罪的，不可原谅的。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人的不完美与软弱就是人的自然属性，既不是神的刻意打压，也绝不可能彻底消除。保守主义大哲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在晚年把他的学问精练成一篇短文《保守主义十信条》其中的第六条就说到：人类不完美，也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可以创造出来，任何乌托邦统治都会引起人类的反抗……我们要寻找一个宽容、正义与自由的社会，里面难免会有一些罪恶、失调和缺陷。要记住，人类史上，所有保证将人及社会带到完美境地的想法，都曾经将世界变成了地狱。
承认不完美是宽容的开始。因为自己不完美，所以要尊重很多理解不了的东西；因为别人不完美，所以要允许他犯错误。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办法理解“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当我从“完美枷锁”中解脱以后，浑身轻松，对自己也更有信心了，仿佛斯巴达战士从格斗训练场离开，去海边散散步，肌肉开始恢复柔软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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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死亡的可能性
死亡的可能性
马丁·斯科西斯备受争议的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基督在十字架上时，天使对他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去过凡人的生活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是尘世生活之美与平静的快乐、温顺的妻子、坚定的理性。当然，这一切，不过都是撒但的幻像。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其中犹大的角色，完全以最纯正的圣徒面目出现。出卖基督，是基督本身的授意，他需要一次壮丽的死亡来传播自己的声音。所以，不情愿的犹大问他：如果是你，你会出卖兄弟吗？基督说：不会，所以上帝把更容易的事让我来做。
这部影片改自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察斯基的同名小说。所以，颠覆工作其实在传统文本上早已完成。而在尼科斯之前，还有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写道：犹大出卖耶稣，并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为了三十枚钱币。苦修者为了至高无上的上帝，宁愿诅咒自己，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也如是，放弃了荣誉、幸福、宁静和天国，以卑躬屈膝和进地狱来体现上帝的尊荣。他更是伟大的使徒。
死亡成为不断重写的事件。不仅世俗的艺术家在改写，在《新约》中，这次死亡也不断被刷新、赋予意义，【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希伯来书》
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它也是权力最远的疆界。死了之后，就逃脱了权力的控制，甚至，主动追求的死亡成为了对权力的反讽。也就是说，权力在这种新的死亡观前面完全失去了效用。
对死亡的颠覆性革新，使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由单纯的“害怕”拓展到“不怕”、“平静接受”。这并不是基督的首创，而要归功于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死亡。卞哲明·周维德牧师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仅次于基督的死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的任何悲剧里，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史乘里，（除了一个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