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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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
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
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
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
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
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
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
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
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
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
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
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
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
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
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
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
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
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
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
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
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
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
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
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
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
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
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
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
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
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
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
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
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
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
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
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
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
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
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
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
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
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
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
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
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
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
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
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
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
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
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
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
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
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
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
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
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
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
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
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
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
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
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
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
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
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
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
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
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
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
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
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
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
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
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
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
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
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
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
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
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
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
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
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
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
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
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
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
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