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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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
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
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
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
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
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
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
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
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
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
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
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
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
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
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
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
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
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
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
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
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
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
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
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
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
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
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
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
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
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
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
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
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
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
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
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
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
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
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
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
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
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
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
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
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
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
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
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
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
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
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
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
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
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
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
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
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
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
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
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
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
啊……
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
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
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
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
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
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
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
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
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
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
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
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
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
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
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
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
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
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
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
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
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
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
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
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
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
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
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
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
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
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
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
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
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
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
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
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
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
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
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
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
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
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
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
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
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
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
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
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
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
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
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
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
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
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
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
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
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
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
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