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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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
“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
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
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
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
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
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
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
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
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
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
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
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
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
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
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
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
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
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
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
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
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
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
子走”。
九、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
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
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
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
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
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
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
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
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
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
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
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
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
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
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
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
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
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
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
“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
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
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
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
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
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
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
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
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
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
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
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
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
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
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
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
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
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
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
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
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
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
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
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
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
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
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
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
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
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
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
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
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
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
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
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
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
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
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
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
“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
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
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
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
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
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
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
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
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
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
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
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
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
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
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
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
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
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
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
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
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
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
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
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
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
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
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
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
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