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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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十一、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