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无法成为痛苦绝望。
　　　　事实上，电视远比广告及其“阴谋诡计”更具危害性，它通过更微妙更危险的方式清洗着我们的大脑。
　　　　是什么躲在这个将电视作为完美操控工具的隐形机制的背后？绕到镜子的背面瞅一眼……
　　　　电视收视率，老大哥的小兄弟？
　　　　上世纪50年代末，电视垄断文化（ORTF：法国广播电视公司）以《通栏标题》［11］为代表，试图建立一种大众化趣味：开始往迎合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上转化，窥视隐私的“谈话节目”和“生活经历毫不遮掩的展示”代替了发现和思考的乐趣。
　　　　电视最具威慑和破坏性的隐形力量，首当其冲的便是收视率。收视率是来自市场和经济的晴雨表，用以衡量电视对其观点和原则进行营销推广的能力。与其他领域相比，电视领域更屈从于来自外部的压力：需求的制约和市场的表决都对它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在此章将经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蒂奥（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认为：“对电视这一营销工具需求的满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调查所产生的蛊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体现。”同样，以拥有评判和选择自由为名，大众总是有理的。收视率由此满足了民主名义下的需要——仿佛应当建立起一种在民意调查、收视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选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是否还记得，1977年由西德尼·鲁迈执导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UBS电视台明星主持人霍华德·比尔（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视率下滑面临被开除的命运。一天，他在直播晚间新闻时突然宣布要自杀。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被其他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节目收视率也随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纵，比尔由此成为那些“声讨虚伪”的所谓“愤怒之人”的“现代预言家”。就像巫师的学徒，这台疯狂而失控的机器最终逃出了操纵者的手掌，比尔在直播时死在了另一个金钱的傀儡——一个恐怖主义头子的枪下。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收视率调查更反民主，因为以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作为期待，它必然要将很多节目排除在外。格式化、水准化，降低进入电视的要求，如此，广告和收视率之间的联姻达到了经济意义上的最大回馈。我们都知道法国电视一台于黄金时段转播足球赛时，插播的广告要比所有别处贵得多。
　　　　在来自商业的压力下，收视率及其蛊惑人心的逻辑对于良知发挥着独裁的威力，它控制着大脑，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评判的决策者的大脑，使其成为集体性虚伪的化身。此外，在所谓的“思想收视率”中，所有的文化企图也没能逃脱出商业的逻辑。在它的大一统下，没有电视科学，没有真正的高标准文化节目，更不可能有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具有启发性的辩论。
　　　　在阴暗的角落，竞争潜伏着，等待着对手“稍有失误”的节目安排，伺机抓住其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在与节目概念和制作相关的所有力量的对比中，它斟酌着广告客户的份量，建构和组织着电视所播出信息的社会版图。
　　　　此外，根本不需要存在审查，因为在收视率主导下，一切都为市场服务，一切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在单纯的经济压力下，电视台已不再提供一个调查节目所需的资金，或者已不再看重创作的重要性。“真人秀”和以马路调查为基准的克里耐科斯类（Kleenex）节目，制作费用又少，收视率又高，双赢。当少做和多做得到一样的效果时，为什么要多做呢？
　　　　新闻的震中
　　　　高收视率的竞赛和为了达到此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对突发事件、独家新闻、耸人听闻消息的追逐，在电视新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每日新闻节目都几乎是在同样的时刻，以同样的方式，报道着同样的消息。竞争的逻辑要求同样的消息来源制造出这个一致化、大众化和平庸化的“传媒模仿性”效果。想知道他们要说什么，需要先知道竞争要说什么。
　　　　相互间的观察和模仿使新闻事件中那些可以制造不同的小细节被视而不见，焦点只定位在自我中心式的主角身上，却没有对新闻的影响范围予以全面关注。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我们——那喀索斯式的电视观众——只能导致自我封闭的后果。布尔蒂奥认为，这些节目只制造出“一锅在收视率锁定的人群中循环流通的新闻大烩菜。”此外，电视台播报的那些“不平常”的平常事也能把人弄到头昏眼花，也就是说，将那些迎合预料中的大众平常化期待的新闻，加以编排和戏剧化，夸大它的重要性、严重性和悲剧性特质……只需回忆一下近几年来对社会新闻的处理：郊区的惨剧，事故，生物伦理学问题，佩戴穆斯林面纱，经济危机这样的竞争只会产生刻板症和伪论战，在拜明星和名人私生活所赐的花边消息和流言蜚语中，将生活质素一减再减。
　　　　跑开，没什么可说的
　　　　收视率、竞争、独家新闻中都隐含着速度的概念，不过，我们能在速度中或全速下思考吗？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因技术与速度理论闻名于世的学者解释说，他发明的新词“dromosphère”来自希腊文“dromos”，表示“街道、道路、小径、大道”，还有“赛跑、奔跑”，并可延伸至“加速”的本意，“dromologie”因而是一个关于速度的科学。然而如果我们不对速度加以留意，它与技术的结合将把我们引向难以置信的场域，援引汉娜·阿伦特的话：“进步与灾难不过是一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
　　　　财富总是和支配百姓，土地和生产所需的对高速度的占有紧密相连。远古社会、中古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速度体制”（dromocratique）的社会，根据速度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又根据这种速度等级，建立起与之呼应的财富等级。那些拥有快速交通工具（船、马）的人总是掌握着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权利。
　　　　那些掌控着信息速度的人，也同样掌握着权利和财富。电视也由此制造出它的“快速思想家”，它的“速度主义者（dromocrates）”：那些自认为思考得比自己的影子还快，却只是发展着来自福楼拜思考的人。好处是当你熟练地发表着人所共知的观点，理解也就不再成为问题！公共交流变成了一个除了交流本身没有其他内容的交流。而一个原创的观点，有时是具有颠覆性的，哪怕不是要说服而只是让人倾听，都要花时间。揭穿伪命题面具，显露自己观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是要花时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机会在电视上加以表达，在那里，时间是被计算的，时间就是金钱，而花时间就意味着锁定，锁定就意味着观众的流失，以及有些电视人将被赶走的命运。
　　　　同样，以缩短时间段为名，长篇大论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电视舞台上。政治辩论中，被主持人打断前的每个插话平均不超过六秒钟。在言语交锋中，你一言我一语地重叠在一起，根本听不清完整的论证，思想的火花还没来得及迸发，就已经灰飞烟灭。
　　　　自由，平等，电视平台……
　　　　除了电视本身固有的结构性限制外，剩下的主题选择和处理方式都取决于主持人本身的判断力和才华，参与者的选择有时也是一个因素。此外，电视台台长及其政策也扮演着一个更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角色。料想中，一位合格的主持人应该懂得如何制造产品与掌控时间。然而就像一个驯兽人，有时也会发生失控的状况，甚至自己还会挨上一巴掌。
　　　　我们还记得2009年6月7日欧洲议会选举前，电视二台《由您评判》辩论节目上演的各自为王的闹剧。一个庞大的政治猛兽发动攻击：“见鬼去吧！［13］”主持人被激怒了。紧接着的火上浇油连布景也受到了冲击，真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打赌这个“快乐的大吵大闹”中的小聪明会给《年终笑话集》带来不少笑料，同时也足以加入《电视伟大时刻［14］》的先贤祠，比如当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说：“住嘴，艾尔卡巴士（Elkabach：主持人名）！”的时候。
　　　　电视媒体人实行着相当多的不为人觉察的审查，甚至自我审查，当然是收视率和职位不稳下的无奈之举。让我们检视一下这位电视甲板上的舰长的背包：——以技术必要性为名，恢复秩序，控制时间；——维持道德礼仪，以及杜绝“公众将不明白”现象的发生；——打断一段聪明的言论；
　　　　——发明一套可变几何学游戏规则：根据嘉宾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名，还是无名（部长、艺术家、科学巨人、工会领导、普通人……），采取不同策略。应用不同的语调和手势，以明言或暗示的方式，向所有人传达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
　　　　主持人既是操纵者，也是被操纵者。有时，在只是因为不了解，或者只是因为缺乏客观性的情况下，他似乎不再上演不痛不痒的言语游戏，并试图选择立场，掌控局面。然而他并不会达到目的，因为那些在电视机前总能保持清醒的观众已经识破了他的想法，并且知道：在电视平台上，所有参与者并不是平等的。
　　　　真实，消融在社会新闻中？
　　　　隐形审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搀和在大量毫无价值的信息中。以有时甚至不合逻辑的顺序，大量媒体对大同小异的新闻内容进行狂轰烂炸，如此，电视便被轻而易举地披上了一件民主多元性的外衣。电视新闻最多只有两到三分钟的实质性内容，其他都是生动别致的报道，是“现实秀”，是没有意义的马路随机采访……和“报刊七叶树”［15］一样，重新开花结果的主题一样不缺：恶劣天气、假期交通、学校开学、圣诞节市场……除了这些平淡无奇的报道，还要再加上体育新闻和无孔不入的商业促销。
　　　　好像一位魔术师，总能将目光吸引到他想要的地方，社会新闻就是这样用五花八门的消息钳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安排这么宝贵的时间就为了说些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掩盖那些‘宝贵的东西’非常重要。”在这些短暂而宝贵的，被主持人精打细算的时间里，只有空白和虚无。老百姓非但没有看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和有意义的文化消息，还被剥夺了自我判断和思考的时间。
　　　　这里和别处一样，没有什么“机会平等”可言。面对新闻，有人作出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尽力从每日新闻中找出那些所谓“重要和严肃”的东西，有人则只能浸泡在汹涌而至的信息浪潮中无法上岸。琐事和缺席（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见识与文化。
　　　　格式化与唠叨话
　　　　脑袋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审查？这些新闻从业者似乎总是很轻率，索然无味的事情能让他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的事情却令他们索然无味，他们很少提“令人不快”的问题。缺少文化？缺乏策略？更糟糕其实是，就算他们有时会揭露问题，却很少进一步加以阐明。
　　　　涉及的主题也似乎总是很荒唐：“需要烧死这些精英吗？”，“知识分子的消亡”，虚假辩论上演着协助表演和制造伪论战的好戏，以谋取信念和利益平衡之名，在勾结和竞争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很少对主题提出质疑，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机构控制着这些辩论中的话题选择和结构重组。这些适应大众化要求的辩论，在准备阶段，就已经将消息进行消毒，将可能造成分歧、导致排斥、引发震惊的言论加以提炼，从而制造出一些伪狂放之人在周末重要节目中大胆直言的假象。这样的节目不可能有任何改进的可能，因为其内容和形式追求的就是适应公众的精神和智力结构！还要加上那些习俗风尚和职业道德的“良知指导者”们所绕进的死循环：节目想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盖着奴颜卑膝、犬儒主义、追随大流、墨守成规的烙印，他们长着一副容易弯曲的脊梁骨，顺应着市场的价值观，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逃离和抛弃所有的职业道德和道义伦理。
　　　　然而我们可能要求这些有着好心，尤其是好处的，被邀请来的人批评他们赖以为生，将他们的言论加以传播的电视吗？尖锐的问题。在吊死过人的房子里是不能提到绳索的。
　　　　新闻战争：通敌者，抵抗者……所有人都串通一气？
　　　　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不言而喻是经过挑选的，而这种挑选则是由主持人的判断力和或多或少的潜意识自我审查决定的。在接受那些他喜欢的或他感兴趣的人的同时，电视却将应视所有公民为选择对象的原则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轻易抛弃。
　　　　那些“好客户”当然可以上电视。他们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质问主持人，无懈可击地表演着。具有天赋的演员，奇闻笑料和文章警句的朗诵者是最受欢迎的人，政坛头面人物也是。塞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富有魅力的）的形象，套用保罗·维瑞里奥的公式，“视觉上的正确”，变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长期以来，“相貌”总是比内涵更重要。就像那些辩论节目中配合默契的伙伴和主持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外表醒目的“优质货色”，然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发表用后即丢的一次性废物见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定时间间隔里总能看到同一些的多产作家担任嘉宾，目的就是向这些人愉快地保证他们永远都在邀请之列。在这样的节目中，无论政治正确的猛烈攻击，还是混淆视听的仗义执言，这份“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换取公众的最大兴趣，以攫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对于电视节目这种过分追求耸人听闻效果和迎合高收视率需要的做法，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评论家……），还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曾加以分析。他们认为，电视首先决定哪些事件能激起大众的最初级情绪反应：愤慨、恐惧、慈悲、甚至具有攻击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电视募捐、海啸、被袭击的流浪汉、被冷冻的婴儿、恐怖组织、人道组织、体育比赛的兴奋剂……），然后将这些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以期“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将其导向“社会问题”的范畴。
　　　　然而，知识分子出现在那里，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试图减低由新闻从业者、兼消防员、兼纵火者点燃的“情绪之火”的灼伤程度：戴安娜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苏珊大妈的奇迹，或者迈克尔·杰克逊之死。我们需要忘记这些我们的（和他们的）苦难，分享人道的温情。
　　　　很显然，人们越是通过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到自己，越具有抵抗的能力，抵抗审查机制，抵抗收视率的压力或者微波炉式的思想。然而有些人正相反，更虚弱的他们天生就倾向于合作，无条件地屈服于敌人，屈服于商业和经济的法则……这般特洛伊木马们的优点在于，既不让电视台担心，也不令记者们害怕。被美人鱼歌声般的金钱诱惑着，被“在电视里被注视着”综合征所刺激着，他们只想着被注视，而且是被好好地注视。他们选择不去怀疑那些“官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更不去抗争被工具化的命运，就算影响自己的名誉也在所不惜（失明了？）。他们是听话的仆佣，热心的创意人，而却并不一定是利益的分享者。
　　　　这是你帽子里的兔子吗？［16］
　　　　“德摩斯提尼（Démosthène），波舒哀（Bossuet），饶勒斯们（Jaurès）［17］今安在？是规定条件扼杀了他们，”保罗·维瑞里奥自问自答到。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既然电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那么在来表达言论之前应该自问：“我要说什么？怎样说？是否要适应这个媒体？这些话是否值得让所有人都听到？是否必须让所有人听到？要说出这些话是有条件的吗？等等。”
　　　　电视要让人看，要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影像的世界是被字词控制的。字词制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高枕无忧的安心……破坏（那些智能机器人或所谓社会渣子）和谎言。
　　　　影像（“Image”改变字母位置就变成了魔法“Magie”）具有制造“现实效果”的能力，被人看了，并且相信了它所呈现的一切。电视的危险就在于它尝试建立一种真实，并运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此一目的。幻想是可以赚钱的。
　　　　别碰我的位子！
　　　　电视拥有进入憧憬中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裁决权。在实施中，无论谁都可以享受十几分钟，或者更多的，变成名人的生活［18］。然而，这种谎言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保罗·维瑞里奥哀叹到：“工业化传媒享受着极大地败坏民主法则的乐趣。事实上，如果说电视，还有受到影响的报刊，在原则上不具有发布虚假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法规非但对它们拥有的这个超出权限的说谎权利视而不见，相反地，却审查和禁止那些让它们感到不适的，和可能损害它们利益的行动。”
　　　　电视已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传媒领域，以及很多正如皮埃尔·布尔蒂奥明确指出的“通过交互作用产生具有蛊惑人心力量的”活动中，甚至司法领域也被触及。那些被司法怀疑的牺牲品被送交到一处牧场或者一个“私刑行刑地”（小格里高利事件和多米尼克·鲍蒂斯事件的膳宿公寓），然后又驳回这些无辜者的申辩。邪恶一旦被定罪，就变得不可更改。
　　　　LCP电视台播放渥特沃事件主角在最高法院的录音，辩称此举是为了试图了解案情，以更好地帮助预审制度的改革。它是否也试图，虽然它并没有承认，通过这个情感的宣泄，“重新修复”它的收视率。
　　　　唯一一个批评的空间只能继续存活在讽刺类节目中，比如《新闻木偶》栏目。然而，当他有了个自己的木偶，国王只能更像国王。
　　　　我们已经无望（比被嘲笑更严重）了吗？也许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洗脑机器了，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记得被这个机器洗脑了。电视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其对于文化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遵循其因果链条：收视率…经济利益…曝光度…知名度，它将一切置于它的法则之下，没有它，就没有被认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