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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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反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0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门罕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门罕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进攻的前兆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门罕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门罕的主要是苏军第57特别军、蒙古军骑6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苏联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门罕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斯穆什科维奇抵达蒙古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式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囤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23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门罕战役，第23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门罕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头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夺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门罕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门罕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张油油的全部小说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博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23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23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7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作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作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回敬的是拳头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23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门罕一带是第23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23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8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7师团，就是第23师团，公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