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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杨度-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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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众论,规画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决不会比皙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库、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宫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机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再议内务府。内务府大臣世续端坐不语,众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说话。大学士那桐说,内务府管的是大内事务,外官不清楚,不好议。于是内务府也不议。理藩院尚书寿耆说,内务府既然不议,太监事也不能议,因为它牵涉到老佛爷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们岂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爷来定。众大员一致同意。

  工部尚书陆润库说,内务、太监既不议,则还有一事不能议。大家问何事。陆润库说,八旗牵连到所有的王公贵族,事关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勋旧,老佛爷也会头痛。众人都说是。于是八旗亦不议。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说,翰林院设于顺治元年,二百多年来沿袭不改,向为储才养望之地,更为大学士出身之所,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会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鸿机、张百熙、徐世昌、陆润库等立刻拥护。翰林院遂亦不议。

  就这样议了十来天,除了五不议外,什么名堂都没议出来。企图有番作为的袁世凯、徐世昌很着急,担心如此议下去会一事无成。他们寻思,必须有人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转会议的散漫习气。这天晚上,袁世凯邀请徐世昌、戴鸿慈、张百熙、葛宝华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议。大家议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会上,袁世凯先发言。他以一种带兵统帅的威严果断,一扫十天来的懒怠、松懈、客套、虚伪之风,开门见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设想,拟设军机处和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学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原财政部并入该部,原太常、光禄、鸿肪三寺并入礼部,原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该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新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信邮政,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大家议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见。有人建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也通过了。

  关键是官员的安排。袁世凯提出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员,不分满汉。眼下这个时候再分满汉畛域,显然违背时代潮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慈禧不愿意将满人的权利拱手,让给汉人,她正要借不分畛域之机多安排满员,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后,以铁良为代表的满人强硬派欲趁此机会削掉汉人的权力,鉴于各省督抚自湘淮军兴起后汉多满少的现状,力主削减督抚之权。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竭力反对。争争吵吵议不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举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冷嘲热讽。革命党人坚信必须把这个不可救药的朝廷推翻掉,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出路。

  这个时候,最富有斗争传统的湖南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暴动的大好时机。

  入夏以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尤以湖南遭受洪灾最为严重。湘中湘北一带一片汪洋泽国,淹死者三四万,灾及者四十多万,灾情之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来所仅见。地方官绅不但不赈灾,反而乘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抢米风潮此伏彼起。积压在贫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五月下旬,陈天华的遗体运到了长沙,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业的遗体。二十多天前,他因愤于反动官绅阻挠筹办中国公学,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两具烈士的遗体在素来重意气敬英灵的长沙古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省商会会长禹之谟的领导下,长沙阖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至岳麓山安葬,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湖南官场一片惊骇,对禹之谟恨之入骨。一个月后,禹之谟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湖南巡抚下令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马福益因再次筹备起义被官府逮捕杀害,早就想为大龙头报仇的哥老会众,图谋借此人心浮动的时候重举义旗。所有这些情况,为远在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所掌握。两人计议后,派刘道一回国联络会党并策划湖南新军一起行动。

  刘道一回到湖南后,很快与哥老会头目龚春台和华兴会成员姜守旦联系上了,约定于旧历十二月底衙门封印时举事。不料,起义前夕,龚、姜之间出现分歧,互不买账。龚自号“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姜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光复军都督”。刘道一运动新军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龚、姜先后提前起义。义军声势浩大,战事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人都很激动,动员骨干迅速回国支援。就在这批人陆续回国的时候,起义失败了,刘道一惨遭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悲愤已极,刘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泪写了八首哭弟诗,一并在《民报》上发表。兄弟情、战友义尽溢于篇中,人人读之皆怆然涕下。孙中山、黄兴等人也纷纷写诗挽悼。

  杨度也接到家乡来信。信上还说,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的道一夫人曹庄,闻丈夫遇害后也自缢身亡。杨度读后唏嘘不已。他虽然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敬重刘道一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为其夫人殉夫殉国的义举所感动。他不顾《中国新报》不谈革命、只言立宪的办报宗旨,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自己写的挽诗,以表达对故人的悼念:

    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
    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黾勉后来人。

  不少革命党人原来对《中国新报》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所持的中庸态度不满,看了这首诗后,觉得杨度还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国声援这次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孙毓筠和胡瑛。离开东京之前,孙中山在牛达区寓所宴请他们,指示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江苏新军,胡瑛去武汉策动日知会。

  孙毓筠现正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为黄兴所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孙中山,在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黄兴在年初离开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带,与当地同盟会支会商议在中国南部起义的事,于是庶务总干事一职便由原任评议部评议员的孙毓筠担任。

  孙毓筠乃安徽寿州人。其先世为山东济宁州人,因荒年逃难来到寿州城外,见当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树,认定此地风水好,可发后人,便在此定居下来,将此地取名为大柳树村。孙姓逃荒者有两个儿子,他叫长子学做生意,叫次子读书。心里盘算着无论是发财还是做官,他家里都沾得上。

  大柳树村的风水果然被相中了。长房以贩布起家,传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买了上百亩好田。二房代代读书,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状元出身的现任大学士孙家鼐,人称寿州相国,把个孙氏家族引进了清华高贵的门第圈。

  孙毓筠是长房的第六代。他见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羡慕,乃发愤读书,十八岁考中秀才。考了一次举人未中,孙毓筠便不耐烦再熬光阴,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就纳资捐了个同知,有了个从四品的官衔。他还不甘心,又加码捐了个正四品道员。他寻思着只要哪里有缺,再送上二三千两银子,便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现任道台大人了。久候无缺,他又在家里迷上了佛经。一部《楞严》、《圆觉》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尘世的千般烦恼万种辛苦,他几次要披发入山做和尚。老母娇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去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杀身成仁的壮举赢得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的称赞,人们视之为当代的荆柯、聂政。吴樾人虽死去,名声却播于九州。孙毓筠尽管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但社会的弊端,朝廷的腐败,他也看得很清楚。从吴樾虽死犹荣的舆论中,他看出革命是顺人心合潮流的正义行为,于是决定摈弃做满人官僚、释氏门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孙毓筠一旦下了决心,便采取断然的行动。他变卖家里的良田,在寿州办起了一座小学校,聘请老师向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钰带两个儿子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庶务总干事。

  孙毓筠到南京后便设法与新军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第九镇,里面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宫同情革命。孙毓筠见第九镇基础很好,放松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来。

  孙毓筠抱着一死成仁的心愿等待官府对他的审讯判决。但奇怪的是,官府却对他的待遇很好,将他安置在南京城内一个花园别墅里,身边还有两个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来,还有一间书房供他读书写字,一切都不亚于寿州家里的贵公子生活。惟一不同之处,就是院墙外有人持枪守卫着,他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孙毓筠好生奇怪,但从不问身边的人,每天看书写字喝酒吃肉,心里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闲自在。

  这样地过了将近一个月,孙毓筠成仁之念逐渐削弱,对生命对妻儿的眷恋日益强烈,然而他却不愿以自首来换取自由,他认为那是可耻的行为。他也猜想,这种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个究竟,院墙之外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平常的活动。

  是的,孙毓筠的分析没有错。他的卷宗由南京巡防营呈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因出国考察宪政有功,刚从湘抚任上擢升为江督的端方便亲自审阅。

  端方字午桥,是一个精于宦术的满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难到西安,那时他正做着陕西巡抚。他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讨好,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端方的忠诚赢得了慈禧的欢心,从此成了慈禧的亲信。出国、擢升,便都是慈禧后来对他的酬谢。

  鉴于革命党排满行动得到汉人普遍支持的现实,考察回国之后,他给慈禧上了一道请平满汉畛域的密折,建议改定宫制,除满汉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驻防,以示朝廷放心汉人;废止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允许满汉自由联姻,融合满汉为一家,使革命党无机可乘。他的这道密折,得到慈禧的默认。他尽力做到与汉大员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并看出袁世凯是汉大员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日后前途无量,便与袁私下订了婚姻,将长女许配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一旦满汉不通婚之规定废止,便将女儿送进袁府。袁世凯自然也巴不得结下这门亲事,满口答应。

  打开卷宗,孙毓筠的寿州籍贯,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觉:孙家鼐也是寿州人,此孙与彼孙是否为一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孙家鼐,问孙毓筠是否华族?回电很快到了南京,然则答非所问:“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端方拿着这封电报仔细推敲:“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同一家族的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他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到底是状元,电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借此案来取悦这位汉员中的大老。

  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孙毓筠。有人提出,杨度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写察报,端方为五大臣之一,他与杨度一定有往来。杨度既然能够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悼念刘道一的挽诗,也一定会愿意请端方赦免孙毓筠。

  孙毓筠离开东京后接替其庶务总干事一职的是宋教仁。黄马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从武汉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结识了杨度。宋教仁长相英俊,谈吐倜傥,二人在船上一见如故。于是宋教仁来找杨度,请他帮忙,并指出孙毓筠与孙家鼐的关系。杨度一口答应。

  其实,杨度与端方毫无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仅与徐世昌有过一面之识,后来徐并没有出国,真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杨度一个也不认识。杨度之所以答应给端方写信求情,有几层考虑。

  一来同盟会乃是由于他介绍孙黄相识后的产物,东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同盟会有感情。二来宋教仁亲来求他。杨度的性格,凡别人有急难之事来求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得了忙,总是先一口答应下来,再想办法。何况孙毓筠毁家办学兴教育,就凭这一点,杨度看定孙是一个胸襟不俗的人,他也乐意倾力相助。三来他要以此检验端方对他的态度,买不买他的人情,由端方的态度可以推测到其他四位出国大臣对他的态度,甚至还可以推测到整个清廷对他的重视程度。四则大学士孙家鼐是孙毓筠的族叔祖,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且送一分情谊给他,日后保不了有可用之处。

  杨度提笔作书,不谈孙毓筠加入同盟会的事,也回避他此番回国的目的,大谈特谈孙卖田产办小学的事,称赞他是响应朝廷废科举办学堂的号召,是爱国爱民的表现,且本人出身世家,学问优长,乃国家有用的人才。信的末尾说:

    午帅自泰西归来,数上奏疏,恳请朝廷早日立宪,声望日隆,国人及海外留学生甚至有伊藤、板垣之比。且午帅素惜人才,以识才
  护才为己任,向为士人所景仰。孙毓筠行事或有所孟浪,然心则在救亡图存。望午帅怜其年轻不更世事,宽免其罪,为孙氏留一顶门之
  柱,为国家存一可用之才。

  端方接到这封信后很是高兴。杨度的才学他早已知道,见这个有学问的宪政专家将他视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便也就以这两位东洋名相自许,企图通过杨度和孙毓筠与海外留学生搭上联系,网罗其中的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日后好干一番大业。

  端方怀着这种心思,亲笔给杨度回了封信:“孙生文理通顺,门第清华,当秉高谊,求人于轻。”

  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外间交易,孙毓筠才得以舒适地生活在小院落里,而这种舒适的生活,又正是端方软化孙的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天午后,孙毓筠午睡刚起,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对他说:“小贵,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你的乡亲杜宗路呀!”

  孙毓筠疑惑地看着来人,一口道地的寿州话是不错,但面孔却陌生得很,名字也未听说过,最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孙摇了摇头。

  杜宗路在他身边坐下来,依旧笑着说:“小贵,你自然不会认识我了。我离开寿州那年到过你家,你还只有七岁,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昨天从苏北回南京,听说午帅软禁的是你,大吃一惊。你虽然长成大人了,但五官轮廓还是跟小时候一个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杜宗路滔滔不绝地讲着,孙毓筠的脑子里却总想不起这个人来:“你认识家父?”

  “岂只是识得,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哩!令尊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他当兄长看待。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手里缺钱的时候,令尊大人还常常周济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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