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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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正式大总统之产生
1913年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国会既开，先制宪法，以便依宪法而选举正式大总统。然宪法产出，需时甚久，若长此无正式负责之元首，对内对外，均属不便；遂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二年九月十二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决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宪法中《总统选举法》一部，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宣布。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至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是日计投票三次，前两次袁得票虽多，然不满法定之数；第三次就第二次得票最多之袁世凯、黎元洪二人行决议，袁乃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就职，其莅任宣言书如下：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露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曰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俯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种以信。
何为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拋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木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劳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知古人敬事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第九节对宪法会议之干涉与反对
时两院议员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恐宪法不利于己，遂争宪法公布权，谓“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十月十六日，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云：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昨今两年，各省行政长官之所慷慨建议，各政团之所反复研求，各报纸之所朝夕鼓吹，大率主张以修改《约法》一端为国家救亡之上策。其时本大总统衡量事变，默察现情，非不知舆论集矢《约法》，几于异。同声，顾迟迟未敢附和此议者，诚以民国肇造，大局未宁，设竟猝以增修《约法》为请，在热心改良政治者，固能谅提案之苦衷，而蓄意倾覆国家者，或将以提案为借口。是百方隐忍，无论任用国务员之如何困难，任用外交公使之如何困难，制定官制官规之如何困难，缔结条约之如何困难，以及发布保持公安防御灾患各命令，暨有紧急之需用，而欲为临时财政处分之如何困难，本大总统俱不惜以一身当困难事实之冲，所有竭蹶情形，谅为国民所共见。
夫以吾国幅员之广漠，人户之众多，交通之隔绝，革命而还，元气凋丧，欲持急起直追之策，以谋闾阎一日之安，纵遇事假以便宜，犹恐有所未逮，何况《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即无内扰外患之交迫，必且穷年累月莫为功，此稍知吾国内情者，亦能悉其病根之所以发生，而亟思有以挽救之者也。本年四月，国会成立，方冀宪法之制定，不久可以告成，《约法》之施行，为期当属无几，本大总统年来棘地荆天之痛苦，或可于临时政府之将终，随我国民洪水猛兽之奇灾以俱澹。乃国会常会期满，宪法猝难议行，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议一倡，不旬日间，遂有国民选举会之出现。本大总统衰朽无能，又承国民推重，谬膺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之寄，继续而为公仆，揆诸救国救民之素志，固亦不敢告劳。惟查宪法会议议定之大总统之职权，在宪法未制定以前，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等语，推立法者特设此项附则之意，不过以为大总统之职权，在国法上，须有一定，目前宪法尚未产出，暂依《约法》规定，本大总统亦认为必要，而不敢非难。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厌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
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此案提出后，国会置之不议。二十二日，乃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等八人干涉宪法会议，其咨文云：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息。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
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非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此所派八委员者，旋诣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出席。宪法会议以该会议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员出席说明之理由。起草委员会亦以政府委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所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有所不能。遂以此理由，拒绝政府委员。于是袁于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谓“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其全文云：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特举其最要者，先约略言之。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今草案第十一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院，得为不信任之决议时，须免其职云云，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各部总长，虽准自由任命，然弹劾之外，又入不信任投票一条，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众议院员数五百九十六人，以过半数列席计之，但有一百五十人表决，即应免职，是国务员随时可以推翻，行政权全在众议员少数人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自爱有为之士，其孰肯投身政界乎？各部各省行政之务，范围甚广，行政官依其施行之法，均得有适当之处分，今草案第八十七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又其他一切诉讼云云。今不按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使行政诉讼，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果如是乎？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美国两院规则内有之，而宪法并无明文。今草案
第五章规定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四十人共同组织之，议事以委员三分二以上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职权：一咨请开国会临时会；一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同意；一发布紧急命令，须经委员议决；一财政紧急处分，须经委员议决。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蔑侮立法之甚者也。
文武官吏，大总统应有任命权；今草案第一百八九两条，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之云云。审计员专以议员组织，则政府编制预算之权，亦同虚设；而审计又不用事前监督，政府直无运用之余地，国家岁入岁出，对于国会有预算之提交，决算之报告，既予以监督之权，岂宜干预法人，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
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此种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藉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于国势民情，梦梦若是？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
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