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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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来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一直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边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谁将来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满。因而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领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高声传报：“×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以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想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什么也不问，只说“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啦”。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的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4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3个人怕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竟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
